国家集权不利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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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集权不利制度创新张中衡摘要：威权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不仅取决于中国传统特质,更取决于中国当下时势。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国家体制上的中央集权有利于在可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提供基本的秩序保障。政府的强项是管理而不是创新,而威权恰恰是创新的敌人,威权也就彻底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从个体化的领袖威权到制度化的国家集权,如果说这是'进'的_面,公民权利的释放则是“退"的_面。当下中国，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领导者之间似乎隐约有着一条难得的共识：任何暴力式的变革只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灾难。鉴于此，“新加坡式民主”以及更为一般化的“东亚式威权主义”屡屡为海内外学者所

2、提及,或为应对当下国家治理之困境，或为消弭未来社会转型之风险。但威权本身显然已远超国家治理或社会转型层面，存废不可轻言，非得对威权本身以及当下中国之情境有一番深刻理解不可。换言之，威权主义这棵理论之树能否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结出理想的果实，既取决于其自身之品格，又取决于当下中国之实际。橘枳之辨，缺一不可。遗憾的是，就笔者所见，此间遑遑之言甚多，审慎之思甚少。但凡主义总是关涉重大，实不当如此轻慢，下面首先对这两个前提性的问题进行探讨。一、威权与其说是一个逻辑上的中间模式，不如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过渡状态作为20世纪政治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威权主义”(authoritar

3、ianism)Z这个概念对中国知识界来说并不陌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随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风行而兴起一时。这一理论的基本立场在于强调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正如亨廷顿所认为：人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而不可无秩序而有自由，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当自由与秩序发生冲突的时候，秩序难免优先。但与亨廷顿“民主一一威权”的二元分析模式不同，多数学者(如布热津斯基、林茨等)更愿意将威权视为介于“极权”(totalitarianism)和“民主”之间的中间模式。相对于极权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高度技术化的社会生活控制、不受制约的政治强权以及

4、对国民服从的严厉塑造，威权要温和地多，自由和民主并没有被彻底铲除，反对党政治甚至被允许存在。显然，用这一定义来描述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朴正熙时代的韩国，蒋经国时代的台湾是非常合身的——严父般的政府和乖顺的公民，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几乎是一副和谐的政治画面。也许完美的威权是最好的，但世界上就没有完美的威权，相反，它包含着自我否定的种子。首先，威权的“秩序红利”有着阶段性的限制。威权主义国家几乎都有一段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年代，这是其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来源，而发展本身却又在不断侵蚀着其赖以存在的现实必要性与合理性。在国家虚弱之时，人们或

5、者为了摆脱困顿的生活，或者为了抵抗外来的威胁，甘心将自由托付给威权，但一旦摆脱贫寒的束缚，便不会再容忍强权的统治，这或许颇有不忿，却是真实的人性。其次，威权主义国家的发展主要来自对自然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变现，甚至是牺牲与掠夺，而非崭新的创造。无论是新加坡、台湾还是韩国，最初的经济腾飞都是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产业转移、庞大中国尚在闭关锁国的难得良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当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基本完成，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也就走到了尽头，升级换代的要求开始凸显。历史证明，这是任何一国哪怕是民主的政府都不能破解之难题，不能担当之使命，因为政府的强项是管理而不是创新。而威

6、权恰恰是创新的敌人，当韩国的工人为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而自焚，新加坡70%的技术人员都希望移民之时，威权也就彻底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第三，威权主义政治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带来腐败。最高权威也许不至陷入贪腐的泥潭，大权在握的执政团队及一般官僚却未必如此。韩国总统朴正熙，尽管其本人始终以“勤劳爱国”、“公明正大”自许，并对腐败有着天然的仇恨，亲身发动的反腐行动也一浪高过一浪，腐败还是愈加根深蒂固，威权政治也从最初秩序的提供者走向它的反面。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威权都会引发腐败，如新加坡，这除了英国殖民者留下的法治传统和优良的公务员制度之外，与其城市国家的特质也不无关系。第四

7、，接班问题始终是威权体制的极大难题。相对于极权国家强大的组织渗透和社会控制能力，威权是有缺陷的，这些缺陷一开始依靠领袖人物的巨大威望和个人魅力足以弥补，但这种独特的力量却无法代际延续。因为当权者父亲一般的巨大威望不止来自其非凡的思想和能力，更来自其历史的功绩乃至在其追随者之中长期累积而成的不可替代的心理威压，这显然是无法传承的。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威权主义社会严厉却并非彻底的封闭，为开放性因素的涌入留下了狭窄的缺口。这些因素尽管微弱，却在源源不断地累积过程之中，而抵抗却是被动的。面对变化中的国家，一个不那么自信的继任者如果不打算顺应时势，改弦易辙，难免要回

8、归极权的巢窠，这就不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