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涛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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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捉要日前的屮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屮，真正完全以带有后现代倾向的“话语分析”法去透视问题的还为数很少，但受其影响的研究者却有越來越多之势。话语分析对该研究领域的积极影响，至少已在三个方而体现出来：一是凸现了将思想与社会更紧密融合起來的思考向度；二是强化了思想史研究者对语言本身的敏感性；三是促使人们将更要的思想文化事件和现象与后人的历史书写、阐释结合起来予以双重透视，增加了认知的复杂性和深度。这类探索木身同时也带来一些认知困惑，需要进行新的反思。关键词话语话语分析思想文化史20壯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涌动，“话语”(d

2、iscourse)已逐渐成为屮国学界常用的概念。就笔者比较熟悉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來说，以“话语”來指称、论述或分析某些过去我们习惯中以“概念”、“观念”、“思想”和“思潮”等来命名和思考的一些历史现彖，甚至明确声称以话语理论来研究历史问题，也早已司空见惯。当然，“话语”的运用，绝非仅仅是“命名”的标新立异，往往包涵特定的价值预设；在实际的“话语”研究屮，也往往体现出对于历史现象不同的关照和认知视角，揭示出有别于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历史内容。占然，“话语”也给学界带来了一些疑惑和困扰。对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来说，“话语”分析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越来

3、越不容回避的问题。“话语”-•词的流行，源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语言学转向”；事实上，从一开始，它乂超越了语言学本身。在传统语言学里，“话语”通常被视为一-种规则明确、意涵清晰而确定的言说。在将语言学里的“话语”转换为人文社会科学特殊理论范畴的过程中，巴赫金(M.M.Bakhtin)贡献突出。在他看来，作为一种言说或“表述”的“话语”，是“活”的而不是“死”的，它的范围小到一个符号、一个词或单独一句话，大到一篇文章、一部作品(即文木)，甚至无形的舆论等等，具真实含义都只能通过社会“交往”与“对话”实践才能获得：“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

4、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①］他强调，处于“对话”关系中的话语，“无不充盈着社会情态和意识形态内容，无不具冇事件性、指向性、意愿性、评价性，并渗透着'对话的泛咅'：与其说是话语的纯粹符号性在这一关系中重要，倒不如说是它的社会性重要……话语将是授敏感的社会变化的标志”。［②］这种注重语言在社会历史环境中的运川所产生的实际意义和功能Z“话语”，由于其上述种种属性，特别是与“意识形态”不可分离的特性，使其获得了进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范畴的可能与両景。最终奠定流行性“话语”理论基础的当然是福柯(Miche

5、lFoucault)。他将“话语”定义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其所谓“临床治疗话语”、“经济话语”、“博物史话语”和“精神病学话语”等，都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话语”的。［③］在福柯看来，每一种“话语”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它具有特定的实践功能，而“话语实践”又通过话语对象、陈述、概念和策略等可供分析的“关系网络”在动态运行屮反映出来。福柯将他的“话语(实践)分析”称之为“知识考古学”，认为“话语实践”形成“知识”，“不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的知识是不存在的，而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④］福柯界定的“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事物与

6、社会关系，述“建构”(construct)社会事物与社会关系。在他那里,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建构”着各种至关重要的事物(如精神疾病、艾滋病、性等)，并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地位(如使Z成为医牛或病人、看守或囚犯等)。话语与权力Z间是一种互相依赖、互相生产的关系。权力必须进入特定的话语并且受特定的话语控制才能发挥其力最，没有话语，权力就缺少运行的重要载体。因此，话语的运用作为权力的运作的一种形式，构成了人们社会历史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一种历史表述，包括谁來表述，怎么表述，以及表述中的真与伪，等等，实际上已是经过具有约束性的话语规则选择和排斥以后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看，话

7、语分析其实成为一种或隐或显的权力关系分析。福柯非常白觉地将他的“话语实践”即知识考古学的分析法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加以区别。在他看来，两者之间的区别至少表现在以下儿个方面：1.关于新事物的确定；2.关于矛盾的分析；3.关于比较的描述；4.关于转换的测定。福柯认为，传统“思想史”研究对新IH事物的划分有着编年史总体化取向，往往根据话语事物出现时间的先后，来判断它们之间“同质化”、相似性的关系或“独特性”之处，借以作岀价值分别，而不A考虑其话语系统自身的秩序与规则。而话语分析则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在那些可能是新和可能不是新的东西Z间作区分”，［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