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与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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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档系作者精心整理编辑，实用价值高。曾纪泽与国际法[1]蒋跃波（浙江丽水师范专科学校，浙江丽水，323000）摘要：曾纪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他对国际法的学习与研究、认识与运用，反映了他顺应时代潮流的外交斗争意识，是其近代外交思想的重要体现，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关键词：曾纪泽；国际法；国家主权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清王朝“天朝上国”的大门，中国被迫走向世界。在频繁的国际冲突与交往中，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学习并运用国际法抨击西方列强的暴行，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曾纪泽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本文就曾纪泽对国际法的学习、认识与运用等问

2、题作一些探讨。一、曾纪泽对国际法的学习与认识国际法，旧称“万国法”或“万国公法”，“他是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有拘束力的原则和规章制度的总体。”[1](P1)自其产生后，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准则而受到普遍的重视。19世纪40年代，西方近代国际法开始传入中国。1835年民族英雄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因斗争需要将瑞士人法泰尔的《万国法》一书的几节译出，称《各国律例》。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第一次正式将美国人惠顿的《国际法原理》译出，称为《万国公法》，献给总理衙门。接着他又将伍耳锡的《国际法研究概论》（公法便览）、布伦奇理的《国际法法典》（公法会通）等介绍到中国。[2](P21

3、)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加深、中外交往日益频繁，涉身洋务的部分清朝官员有了更多了解、学习国际法的机会。由于对外交涉的需要，更由于西方列强侵略奴役中国时常常用国际法粉饰其罪恶行径，为了力挫强权，维护国权，曾纪泽对国际法进行了孜孜不倦的学习与研究。出使前，曾纪泽对国际法有了一定的了解。其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1866—1872）时，曾纪泽长期随父生活，就开始接触到一些国际法的著作。19世纪70年代初，曾纪泽在北京与丁韪良等人有密切的交往，从中接触了不少近代国际法知识。[3](P7)从1877年8月承袭一等毅勇侯到出使英法期间，曾纪泽对国际法进行了系统的学习与研究。其主要途径有三：一是读书，

4、主要的书目如《万国公法》、《公法便览》、《星轺指掌》、《国使指南》、《出使章程》、《公法会通》等，曾纪泽从中学习与掌握了一些国际法的基本知识。如1879年2月，曾纪泽提出了外交人员的外交豁免权问题。他指出，根据《万国公法》所载：“本文档系作者精心整理编辑，如有需要，可查看作者文库其他文档。本文档系作者精心整理编辑，实用价值高。公使所寓，如其本国辖境，不归主国地方官管理。馆中人役，亦不受主国官衙约束。有在外犯法者，询属某国人，即交其国公使讯治，主国不侵其权。然必确系寓居使馆，派有职事之人乃然，所谓公使应享之权利也。”[4](P840)二是请教其前任郭嵩焘等人，了解有关国际法的知识。如根据国际

5、法与国际惯例，公使的上任是以呈递国书为依据的。曾纪泽出使前对此并不清楚，直到出使英法时，经郭嵩焘的点拨，曾纪泽才明白。[5](P160)三是交友，曾纪泽常常与张焕纶、马建忠等国内人士研讨国际法。1878年11月5日曾纪泽与张焕纶讨论国际法的作用与遵行情况时，认为“《万国公法》，西人未必尽遵，然大小相维，强弱相系，诚能遵行，可以保世兹久，谋国家者所宜宝贵也。”[4](P801)此外，曾纪泽还结交诸如丁韪良、马格里、各国驻英法公使和《万国公法》会友等外国朋友，向他们了解一些国际法的知识。如1880年4月，曾纪泽通过与《万国公法》会友屠爱士的交谈，明白“两国凡立条约，分疆划界之约与开埠通商之约，

6、必须分两次办理，以地界永远订定，而通商之务有时须变更”的道理。[4](P970)随着外交实践的日益增多，曾纪泽对国际法有了较深刻认识。首先，他肯定了国际法的进步作用，主张运用国际法来维护亚洲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他指出，“西洋各国以公法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立之权，此息兵安民最善之法。”[4](P859)为此，他建议亚洲各国，仿效西洋国家，以公法维持彼此之间的关系，以杜绝大国强国欺凌小国弱国的现象。其次，他已经觉察到西方国家存在不遵守国际法的现象。他指出，“公法者，出于刑律，虽有无数专家编辑成书，然弱国恃以自保，而强国时时犯焉。”[5](P181)对西方列强自鸦片战争以来武装侵略中国

7、，强订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罪恶行径，尤其是对其在华攫取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特权，曾纪泽表示极大的愤怒，认为最不合西洋公法。根据《万国公法》，一国公民在他国享有免受其法律管辖的特权是特定的，下列三类人享有这种特权：一、国君；二、钦差大臣；三、经国君特许入境而不贻害该国的兵旅水师。[6](P26)然而，西方列强侵华时将这一特权推广到所有来华的外国人，显然违背了《万国公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因此，领事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