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企业跨国并购研究【文献综述】

浙江企业跨国并购研究【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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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浙江企业跨国并购研究1关于跨国并购的研究跨国并购作为一种深刻影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活动,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主要形式。因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是其基本理论。在这些理论中以垄断优势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部化理论、折衷理论(OIL)等影响大。垄断优势理论是由美国学者史蒂芬·海默(StephenHymer)在其论文《一国企业国际经营活动: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1960);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哈佛大学的雷蒙德·弗农(RaymondVernon)在垄断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内部化理论是由英国学者巴克利(P.J.Buckldy)和卡森(M.Casson)以垄断优势和市场不完善为理论分析的前提创立的(1976);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邓宁(J.H.Dunning)教授1977年在其著名论文《贸易、经济活动的区域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探索》中提出的。英国经济学家邓宁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该理论的中心命题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和该国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域优势”。该理论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是该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反映经济发展阶段最重要的参数。自20世纪80代以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成为解释跨国直接投资的通用理论。该理论的特点是综合,它总结了以往的跨国直接投资理论,把决定企业进行跨国直接投资的因素归结为3种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他认为只有具备这3种优势,才完全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1)所有权优势是指企业拥有和掌握某种财产权和无形资产的优势。这主要表现在企业拥有专利、专有技术、知识产权、企业规模和市场控制能力等。(2)内部化优势是拥有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所有权优势的利用内部化的能力。(3)区位优势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存在的阻碍出口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选择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力的各种因素。虽然邓宁的理论对跨国直接投资动因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对进行跨国并购某些特殊动因并未做出特别的解释。此外,邓宁的理论强调只有38 种优势同时具备,一国企业才可能进行跨国直接投资,这又使他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处于并不同时具备3种优势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已经突破了邓宁的论断,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还直接向发达国家投资,这种现象,给这种理论以极大的冲击。究其根源,邓宁是以发达国家制造业厂商为对象构筑其理论基础的。尽管如此,邓宁的基本理论思想很大程度上仍然能够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进行跨国并购的动因。并购增值理论包括企业规模经济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效率增加理论、价值低估理论和市场势力理论等。企业规模经济理论是指在一特定时期内,企业产品绝对量增加时,其单位成本下降,即扩大经营规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从而提高利润水平。企业规模经济理论实际上是微观经济学中的厂商理论,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亚当·斯密是规模经济理论的创始人。真正意义的规模经济理论起源于美国,它揭示的是大批量生产的经济性规模。典型代表人物有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张伯伦(EHChamberin),罗宾逊(JoanRobinson)和贝恩(JSBain)等。交易成本理论起始于科斯(Coase,1937),并由威廉姆森(Williamson)等人做了进一步发展。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并购是由于效率方面的原因,其目的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企业面对的是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动机、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全的世界,通过并购正好实现企业内的组织协调对市场协调的替代,以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交易费用理论可较好地解释纵向并购发生的原因,本质上可归为效率理论。以科斯为首以及后面的一大批学者(如威廉姆森、阿尔钦、德姆塞茨、张五常等人)认为:在现实经济中市场动作是有交易成本的,而企业正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而存在,并非帕累托最优的选择;恰恰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未研究的组织内部及交易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生产的绩效如何等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正是他们敢于直面现实,并在悬置传统理论之下,以真实现象为出发点重新构建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才诞生了以研究现实企业及企业制度为主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企业为什么要并购时,事实上隐含着这样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企业以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为目标。我们所看到的所谓“技术决定论”(认为应把处于有技术联系的生产阶段的企业组织在一个企业之中)、“市场力假说”(认为并购可以提高市场占有率,实现规模经济)、“垄断利润假说”(认为并购可以导致垄断,产生垄断利润)、“赋税考虑说”(认为并购,尤其是纵向一体化,往往可以产生税赋收益或优惠)等传统的企业并购理论,都是对企业从这个前提出发而从不同角度实施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即帕累托最优)行为的研究,因而可以说企业并购都是“合理”8 的选择。而这显然已被大量的关于企业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所否定。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跨国并购是全球性制度变迁所推动的一种企业内部化行为,根本在于其可以有效节省交易成本;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信息不对称的普遍存在,跨国并购的代理成本多表现为企业家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选择,然而企业家自利行为往往伴随着信息的扭曲与误导,并且隐含在公司利润最大化和竞争战略的动因之中,而不轻易表露出来:跨国并购的动因,分为内生动因和外生动因。首先内生动因可以分为股东利益最大化动因(包括利润最大化动因和企业的竞争战略动因)和企业家效用最大化动因。其中利润最大化动因包括:预期通过跨国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提高效率;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谋求财务上的投机收益。而竞争战略动因则包括:抢占先机;对外寻求所有权资产或战略性资产;寻求新市场和市场寡占优势。2关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研究方华刚、朱德忠(2010)指出,全球化的压力迫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展开海外大规模并购,打造全球竞争平台。随着中国加入WTO,国家开放程度越来越高,跨国公司长驱直入,中国市场已经成为跨国公司之间竞争的主要“战场”。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本土企业的实力迅速提升,但仍然有限。要想赢得未来竞争中的一席之地,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壮大起来,迅速打造一个能够与大型跨国公司正面竞争的平台。这也是中国企业选择大规模海外并购,在国际化经营路程上实现跳跃性发展的一个主要动机。李金环(2004)认为,中国相对于发达国家企业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的企业,为了在国际市场上谋求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企业寻求企业急需的所有权优势,企业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并购活动,创造并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所有权优势,尤其是技术优势,并将这些所有权优势有效的内部化,利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突破发达国家建立起的市场进入壁垒和对产业和市场的控制,保证企业发展和壮大。罗风梅(2009)指出,随着中国民营企业的崛起,民营企业逐步成为生力军,海外并购主体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投资主体突出表现为国有企业。大型国有企业拥有不可比拟的资金优势和政府支持优势,在近几年的海外并购中,其规模和数量都领先于民营企业。中国多数企业都不具备”核心技术”8 ,企业缺乏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及关键的核心技术,一旦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整个产业将在世界同类产业中被边缘化,因而缺乏可持续的国际核心竞争力。对具有丰富的研发能力和技术专利的外国企业的兼并就是许多想获得技术优势的中国企业所采取的最佳途径。中国能源资源大量进口而又缺少价格话语权,使得能源资源进口在价格上处于劣势。改变这种状况,除了要增加能源资源自我供给能力外,海外并购是一个理想途径。武鹏文(2010)指出,在进行海外并购应重点选择对我国产业发展关系比较大的高新技术产业、能源资源和先进制造业,加大在这些领域的并购投资力度。以股权为纽带进一步加强与这些企业的紧密合作,通过参股高新技术企业,从中获取品牌资源和技术资源,增强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目前,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导致股市深幅振荡,使得美国金融体系和美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武鹏文认为,还不能轻言这是投资“抄底”的最好时机。一是美国金融危机还在不断深化过程中,金融动荡仍在持续,美国金融问题还远没见底;二是美国金融机构虽然损失巨大,但受害最深的仍是投资美国的其他国家,其关联性影响正在扩大;三是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程度还很难说清,美国几千家金融机构,仅华尔街几家金融机构跨掉不足以代表整个美国经济。所以,此时贸然大规模”抄底”,的确存在较多不确定风险。但总的看,机会还是多于风险。王钦、刘建丽(2009)认为,从战略动因来看,这些企业的海外并购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资源获取型、技术获取型和市场获取型。贾大朝(2006)对跨国并购的融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跨国并购公司庞大的规模及可充分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多元化经营对降低筹资成本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应该根据各种不同筹资方式的特点,综合权衡不利和有利因素,以求最大限度降低公司总体筹资成本,确保公司竞争优势以求更有效地增加公司价值。3关于浙江企业跨国并购研究沈瑶、程斌、朱益(2004)认为,浙江省的绝大部分企业基本上还不具备依靠自有资金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在解决境外加工贸易企业的用汇问题上,主要还是倚重国内金融机构或自筹,渠道比较单一,不利于境外投资企业的运作。8 浙江省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规划和发展战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企业在对外投资时,较少注意与国内发展的相关性,境外投资存在一定的分散性、盲目性和短期行为,出现难以为继,或者因为不再符合有关要求而失去投资主体资格的情况。按照区位优势理论,在考虑近几年来浙江省境外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特点的基础上,浙江省企业在境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上应突破目前过分集中于发达国家的格局,逐步实现更为多元化和全方位的流向分布,以对发展中国家投资为主,对发达国家投资为辅,兼顾独联体、东欧等热点地区,从而有利于不同规模和行业的投资者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从总体上形成对国际市场的全方位开拓和对国际资源的多渠道利用。浙江省企业的境外投资应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标,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过剩型”投资,目前仍主要是市场扩展型投资—即维持和扩大原有出口市场份额,充分利用对外投资扩大我国商品的出口;还有一部分境外投资是资源开发型,即通过境外投资来弥补国内资源不足。因此,浙江省企业在选择走出去的产业时首先要考虑该产业是否具有比较优势以及该产业的出口规模、进人国际市场的难易程度等因素;资源开发型产业则主要考虑该产业目标市场上的资源要素是否可以和浙江省的配套要素实现有效结合。浙江省开展境外投资的境内企业作为海外投资主体的国内母公司,要突出自身作为境外投资的融资中心、投资决策中心、成本核算中心、风险控制中心等功能,通过借鉴西方跨国公司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管理模式,对其境外投资企业实施包括人力、财务、经营决策、分配制度等在内的全面管理;境外投资企业则要忠实地执行公司总部的战略规划,实现母公司跨国经营的利润目标。金钟鸣,王晓辉,韩涛(2003)认为,浙江省的海外公司规模偏小,多为中小型跨国公司,对浙江省这样的中小型跨国公司而言,它的劣势是抗风险能力弱,规模效益较差。因此应当在具有区位比较优势的产业内,组成优势企业集团,在强强联合的基础上,化单个企业的分散优势为产业整体优势,以不断拓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空间。冯勤、杨雪(2006)分析,浙江企业之所以成功实施了并购行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能够根据企业长远持续发展的需要合理选择并购对象通过并购实现企业核心能力的构筑、拓展和强化。通过并购方和被并购方之间不同技术创新项目组合、产生整合效应、构筑新的技术核心能力。一方面通过并购可以拓展企业的核心能力、显化核心能力所带来的优势,同时,随着核心能力的延伸,可以强化企业原有的核心能力,提升产品的竞争能力,提升对原有核心能力的保护。浙江省企业多为中小企业,靠自身实力获得上市资格非常困难.融资渠道受阻。因此企业可以寻找上市的壳资源,通过并购这类企业成功上市,不但扩展了自己的融资渠道,也打响了自身的知名度。谢碧琼、贺慈浩(20068 )认为,目前理论界对于浙江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研究比较少,原因是中国企业海外跨国并购的案例不多,而浙江民营企业普遍规模较小,进行跨国并购的企业则更少。目前用来诠释跨国并购动机的理论中比较经典的是邓宁的OIL理论(即静态的OIL理论),还没有十分完善的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而传统的静态OIL理论虽然较好地解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现象,但是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行为时却不那么具有说服力。徐艳、熊永芳(2008)认为,在投资方式选择上,(1)中小企业应以绿地投资为主。浙江民营企业大多规模较小,自有资金比较短缺,资金使用的机会成本较高。因而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选择绿地投资的方式比较有利,有利于浙江民营企业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企业自身的成长。在出资方式方面,采取实物出资的方式最为优越,既可将国内限制的生产能力转移到国外,又可提高生产设备的利用率。(2)大型企业可以跨国并购为主。由于浙江省民营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资金实力不够强大,投资经验不够丰富,跨国并购尚难以成为中小型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方式。对于较为大型的企业来说,实行跨国并购仍然有着其独到的魅力并为企业所青睐。首先,企业能以最快的速度进入目标市场;其次,有利于企业得到公开市场上不易获取的经营资源;再次,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购买资产,能较快获得投资效益。所以,浙江省较为大型的民营企业应该积极探索跨国并购的方式。张海芳、刘培奇(2006)分析,在并购动机方面,浙江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动机尚处于较低层次,其中争取市场份额和获得合技术是主要原因;在并购融资方面,融资渠道少、境外资金筹措困难,是制约浙江民企开展跨国并购的因素。浙江民营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融资渠道,大多来自国内母公司的支持。曹珂、李勇(2009)指出,现阶段,浙江民营企业存在的普遍问题是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人才缺乏,研发水平低、没有知名品牌,单纯依靠低成本优势,而实施海外并购,是民营企业实现转型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海外并购,可以获取有效的人力资源和国际知名品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此外,实施海外并购还可以减少投资成本,借助现成的经营网络和社会关系,迅速打开国际市场,降低管理难度和经营风险。4点评8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解释跨国直接投资的通用理论,邓宁的理论对跨国直接投资动因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对进行跨国并购某些特殊动因并未做出特别的解释。此外,邓宁的理论强调只有三种优势同时具备,一国企业才可能进行跨国直接投资,这又使他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他的理论很大程度上仍然能够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进行跨国并购的动因。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通过并购能实现企业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从而大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由此促进了企业并购财务理论的发展,也为量化并购对各种经济要素的影响,实施一系列盈亏财务分析,评估企业并购方案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对于沈瑶、程斌、朱益对浙江企业跨国并购的认识,浙江省的绝大部分企业因缺乏必要的规划和发展战略,较少注意与国内发展的相关性,境外投资存在一定的分散性、盲目性,因此,浙江企业在境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上应突破目前过分集中于发达国家的格局,逐步实现更为多元化和全方位的流向分布,从而有利于不同规模和行业的投资者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8 参考文献[1]沈瑶,程斌,朱益.浙江省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现状、问题和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2004(11)[2]王钦,刘建丽.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机会与风险[J].领导之友,2009(2)[3]李金环.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兼谈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跨国并购中的适用性[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4(9)[4]方华刚,朱德忠.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现状、动因和对策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2010(3)[5]罗风梅.金融危机下的企业海外并购风险及成本[J].商业经济,2009(23)[6]武鹏文.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并购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改革与开放,2010(10)[7]金钟鸣,王晓辉,韩涛.浙江省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策略研究[J].嘉兴学院学报,2003(5)[8]徐艳,熊永芳.浅析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对策[J].新西部,2008(8)[9]曹珂,李勇.浙江省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评析[J].对外经贸实务,2010(3)[10]张海芳,刘培奇.浙江民企海外并购忙[J].招商周刊,20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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