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历史的文学观与文学三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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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论历史的文学观与文学三元论　　　　若说文学本质上从属于历史这可能是既无人反对又无人深究的一个问题目前论坛的平静只能说明现代人理论上的麻木其实这个问题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过争论明代的王廷相、杨慎对杜甫以诗为史的做法都颇有微词而清代王夫之则更为激烈他在评《古诗十九首·上山采蘼芜》时写道：　　　　诗有叙事叙语者较史尤不易史才固以隐括生色而从实著笔自易诗则既事生情即语绘状以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杜子美放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

2、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1]　　　　王夫之由于主张情感本质观所以偏执得可爱文学与历史虽在形式上判然有别但在历史的高度上并非没有同一性特别是那些有意反映社会生活本来面貌的文学作品它所表现的历史的程度常常是惊人的杜甫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历史的面貌给我们留下了形象的历史画面因而享有发展中片面强调以文为诗而模糊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抹煞文学的美学特征之典型表现”[2]看来文学的历史属性实有认真讨论之必要　　　　同样关于文学历史属性的争论在西方也有发生例如席勒在《论悲剧艺术》中写道：　　　　由此可见严格注意历史性往往损害诗

3、意反之严重破坏历史性就会使诗意性更能发挥……因而谁若想把悲剧诗人召唤到历史的法庭之前并想向他学习知识真是对悲剧——其实对全部诗艺都是如此——极其缺乏了解　　　　席勒将诗意与历史完全对立起来显然是对历史和文学的双重误解假如悲剧的创作要以“破坏”历史为代价那么“诗意”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悲剧经不起历史法庭的检验那么悲剧还有诗意的魅力所以在西方文论史上极少有人同意席勒的观点相反文学的历史属性却得到了较充分的讨论但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无论中西都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和讨论　　　　一、中国古代对文学历史属性的讨论　　　　中国最早的历

4、史的文学观一般表现为诗、史混同论这可能与中国上古的杂文学观念有关既然诉诸竹帛者都是文学那么诗与史自然为一家了关于诗与史的关系敏泽先生在他的《中国美学思想史》中有比较醒目的勾勒现在让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作比较详细地梳理和研究　　　　最早将文学与历史等而视之并诉诸文字的是孟轲前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在孟子看来《春秋》等史书的出现乃是《诗经》延续和补充诗于史几乎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功能由此开创了中国诗、史不分的文艺观其实这种思想并非孟轲首创很可能是他对上古诗

5、学传统的总结请看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说中的“观”的意思不就包含着历史的文学观的内核所谓“观风俗之盛衰”郑玄注）所谓“考见得失”朱熹注）都必须承认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即诗歌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而这就是文学历史属性的表现孔子这样看待诗歌也非凭空产生而是从当时官方对待民间诗歌的态度和做法中自然而然地归纳出来的孔子之前许多文献记载了宫廷和贵族“观乐”的活动这些都是孟子点破诗与史关系的基础在汉代司马迁作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却以《诗经》为楷模为自己制定写作原则他写道：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

6、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4]　　　　显然司马迁是继承了孟子的观点按《诗》的原则去写历史《史记》成了他的发愤之作这样《史记》中充满了浓郁的诗情具有鲜明的文学性便不足为怪了同时司马迁写《史记》还秉承了《春秋》以来的史学传统他说：“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疑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5]这样他又把“不虚美”“不隐恶”的秉笔直书精神带进了史传文学开启了中国文学的写实传统这种思想与先秦诗学的“美刺讽谏”说合流形成了《诗大序》的文学观它对《诗经》作了新的诠释其云

7、：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这里将《诗经》之风、雅、颂全都系之于社会生活称为“四始”认为它是《诗经》达到艺术至境的原因明显是一种历史的观察视角这种视角在扬雄、班固那里也有表现扬雄前[6]总之文章虽为心声而实际上它却是历史时空中的客观世界在心灵上的反映班固　　　　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7]　　　　班固

8、对司马迁的这一评价既树立了史学原则又树立了一条文学原则而影响深远几乎贯穿中国文学史他在《汉书·艺文志》中除重申了古代“采诗”、“观风”之说外还以历史的眼光论述了“诗”亡而“赋”作的社会原因如云：　　　　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