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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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单元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第6课思想潮流的演进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中国知识线与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是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背景：两次鸦片战争后，西学再度传入对中国文化产生很大冲击面对中西交汇的“千古变局”，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主张2、含义：保持中国固有的政治制度和纲常名教前提下，采西学、制洋器，以求自强。最初渊源可追溯到林、魏等晚清经世派代表人物，“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基本思想最初由冯桂芬提出（1861年）。今日宜日鉴诸国，以中国之

2、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1896年，8月，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98年经张之洞的《劝学篇》系统阐发，中体西用论风靡一时。1895年，《万国宫报》上一文明确指出：“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或为中体西用一语见诸报端之始。两派最激烈的论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１８６７年（同治六年），围绕着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应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问题的论争；第二

3、次是１８７４年（同治十三年），围绕着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的论争；第三次是１８８３年（光绪八年）开始的围绕着建筑铁路问题的论争。在两派论争过程中，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各项措施竭尽攻击之能事。他们抬出了”礼义廉耻”、“天道人心”和“用夏变夷”等封建教条，全面地反对学习“西学”，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甚至攻击侈谈洋务者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他们指责洋务派自造船炮是“虚耗国

4、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摘自姜铎《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洋务运动研

5、究的回顾》“封建主义充斥的天地里，欲破启锢闭，引入若干资本主义文化，除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另一种更好的宗旨”既为中学与西学进行了嫁接，又规定了二者的区别中学与西学相较，其在价值上的优先性是毋庸置疑的通过体与用的嫁接，中学与西学被置于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中，二者各自独立的社会功用得到了肯定。中学与西学不仅能够而且应当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由此，不仅传统的中学得以保全体面与尊严，而且一向被视为奇技淫巧的西学也获得了某种合法性，争得了一席之地中体西用论是一种进步的文化观念，从思想意识层面为西学的引进打开了方便之门

6、。中体西用在洋务运动进行过程中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一变化表现是在中体西用框架下，中学内容越来越少，西学内容越来越多。魏源最初突出的长技有三，一为战舰、二为火器，三为养兵练兵之法。20年后冯桂芬提倡采西学、着眼点从师夷长技到师夷长学。至张之洞作《劝学篇》时中体西用论已悄悄改易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他说：“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3、评价4、促进西学新知的传播和社会观念的变革，迈出现代化道路上的第一步。

7、1、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世界发展潮流2、采西学，以求自强，包含反侵略的目的3、继承发展了林、魏等人的思想，是兴办洋务的指导思想。合理性：局限性：1、将传统的纲常名教、文武制度等中学至于不容置疑的优先地位，妨碍了洋务派对西方文明的深入理解，制约了眼界，限制了取法西学的幅度。2、强调中体是对旧制度、旧势力的妥协，因此西用不免为中体所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