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医肝病证治特色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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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清时期中医肝病证治特色初探*程旸1，李嘉璐1，贺松其*2（1南方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广东广州5105152南方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广东广州510515）摘要：明清时期是中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研究在这一阶段得到了全面发展。具体到肝病方面，该时期的诸多医家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结合理论思考，以“理、法、方、药”为纲，首先在肝病证治的基础理论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并且不断丰富和完善了肝病的临床分类及辨证分型方法，创新性地提出用“滋阴养柔”之法指导肝病的治疗，从而形成了鲜明的肝病证治特色。关键词：肝病；

2、明清；证治；特色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明清时期是中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研究在这一阶段得到了全面发展。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如张景岳、赵献可、叶桂等一批著名医家。他们从临床实践出发，结合对中医经典的理性研究，创新性的发展了中医肝病证治的基础理论和临床证治方法，形成了鲜明的肝病证治特色，对后世医家研究和治疗肝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在肝病证治的基础理论方面有了新的突破明清时期，医家根据临床观察，对肝脏在人体正常生理运行过程中的作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因此在病机演变中更加重视肝脏的作用，从而丰富

3、了肝病证治的基础理论。1.1确立了肝脏在内伤杂病病机演变中的主要地位中医认为，任何一个脏病变日久皆可累及他脏。从这个理论出发，清初名医叶桂提出“阳化内风”和“胃痛治肝”观点。所谓“阳化内风”，是指“身中阳气之变动”而导致的“内风动越”的病理现象，即肝阳化风证。临床表现为眩晕欲仆，头摇而痛，项强肢颤，语言謇涩，手足麻木，步履不正，或卒然昏倒，不省人事，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舌强不语，喉中痰鸣，舌红苔白或腻，脉弦有力。叶氏在他的《临证指南医案》的“中风”中首次提出“肝为风脏。因精血衰耗，水不涵木。木少滋荣，故肝阳偏亢，内风时

4、起”。虽然中风与多种因素有关，涉及的脏腑器官与临床症状也多，然“肝为风木之脏，又为将军之官”（《临证指南医案》），主生发，且性急而动，对其本几乎不离肝。而对于胃痛，叶氏认为“肝为起病之源，胃为传病之所”，肝与胃土木相关，肝脾宜升，胆胃宜降，二者在生理作用上的相关决定了其病理联系。故确立了胃痛多与肝有关的理论观点，更开创了胃痛治肝的经验方药体系[1]。乾隆时期的魏之琇主张“肝为万病之贼”，重视肝病理特点与生理作用的联系。“肝藏血而主疏泄，体阴而用阳，其性主升主动，肝之经络上至巅顶，下络阴器，旁与脾胃相邻，又与心包同属厥阴

5、，故其疏泄失常则气机乖舛，或上逆，或下迫，或横犯脾胃，或窜入心包。”（《续名医类案》）魏氏用不同类型的肝气失常阐释具体病症病机。例如呕吐、吐血、衄血、喘、呃逆等属于气机上逆；痢、疟痢、下血、疝及妇科病的经水、崩漏、产难与肝气下迫有关；气机横犯者可见胁痛、腹痛；而肝气窜入心包则导致厥、癫痫。嘉庆时期的名医程文囿在他的《杏轩医案》中指出：“肝脏主春升之气，春气不升，则长养收藏之令息矣，而欲无灾害者几希。夫病端虽始于肝，久则滋蔓他脏。”如情志抑郁，木郁生火，木火可以刑金，令肺失清肃之性；肝气横逆，可干犯脾土，使脾失健运，胃失

6、和降；肝风内动，震动心营，使心失所主，神失所藏；至于肝病及肾，程氏认为，是肝阳吸引*项目资助：南方医科大学学生课外科研课题（编号：208kw114）。作者介绍：程旸（1987-），男（汉族），湖北武汉人，南方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八年制（本硕博连读），本科，中西医结合肝病论治。*通讯作者：贺松其，医学博士，教授。南方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八年制基础导师。肾阴所致。1.2形成并进一步发展了“肝肾同治”理论“乙癸同源”的理论,在明代时形成。明朝的李中梓发展了朱丹溪的学术观点，提出著名的“乙癸同源，肝肾同治”的理论观点。他认为在生理上相

7、火寄于下焦肝肾；在治疗上，补肾即补肝，泻肝即泻肾。其论曰“东方之木，无虚不可补，补肾即所以补肝；北方之水，无实不可泻，泻肝即所以泻肾……肝肾同治……即泻即补，水木同腑”（《医宗必读·乙癸同源论》）。虽然“肝肾同源”理论在明代时已经形成，但清代的温病学说对其的发展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温邪属阳热亢盛之邪，亢阳伤阴是温病的基本病理之一。同时，温病的病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始上焦，终下焦”（《温病条辨·中焦篇》）。当温病病邪侵入下焦时，临床上表现为肝肾阴伤的病理症状。叶桂、吴鞠通对此有很多论述，如：“热邪不燥胃津，必耗肾液

8、”（《外感温热论》）；“下焦痛，肝肾素虚也”（《外感温热论》）；“但下焦之病，多属精血受伤”（《外感温热论》）；“热邪深入，或在少阴，或在厥阴，均宜复脉。盖少阴藏精，厥阴必待少阴精足，乙癸同源也”（《温病条辨》）；“肾水本虚，不能济肝而后发痉”（《温病条辨》）等等。清代医家正是通过对肝之阴虚常与肾之阴虚并见的病理观察及治疗反证，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