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歌——时代的歌.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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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的歌——时代的歌1949届孙传胜姚曼华现在五十岁上下的的知识分子，知道西南联合大学这所著名学校的人大概不少，但是知道联大校歌的恐就寥寥了。西南联大校歌是距今五十年前，由该校中文系教授罗庸先写出歌词《满江红》后，再请张清常先生谱曲完成的(张先生后来还为联大附中、附小作了校歌)。这两位作者都博学多才，为我国大学语言文学教育辛劳了一生。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北迁，给云南留下了师范学院(即今云南师大)。罗先生留任该校中文系主任，1950年在重庆勉仁学院讲学期间病逝，年仅51岁。张先生今年年初在北京语言文化

2、大学病逝，终年83岁。1937年9月，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于平津失守后南下长沙，成立临时大学，上课未满三月，又因日寇南侵于1938年初再度西迁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在千难万苦中，师长们满怀抗战必胜的信念，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联大校歌便是以艺术的形式，高度浓缩了中外教育史上这一罕见的壮举。它激扬悲壮，是史诗，也是战歌，充分的抒发了联大师生员工与中华民族同兴亡共命运的决心，集悲愤、坚毅、乐观和战斗精神于一体。它不仅是一首出类拔萃的校歌，更是一首庄严优美的抗日歌曲；既属于联大，也属于全体人民——属

3、于那个伟大的时代!1943年秋，我们考进联大附中，很快就学会了联大及附中的校歌，并时常咏唱。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正象校歌所述“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附中的许多师长和同学都是由北方流亡到滇的，因而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那阵子，敌机仍不时来轰炸，校长黄钰生号召大家要坚定沉着，不惧敌暴。他说：“即使下石头下刀子也要上课”。因此，警报一响，师生就撤到城郊的小树林中上课，黑板则挂在树上……在这样的条件下，同学们以饱满的精神刻苦学习，师生间和同学间的感情十分亲密，

4、——那是一段多么难忘的充实而愉快的岁月啊!我们的同学闻立雕是闻一多先生的次子，他很爱唱联大校歌，唱得也很有感情，立雕曾给我们讲过他们赴昆的一些经历：闻先生是接到校方的快信后，于1937年10月丢下一家老小奔赴长沙临时大学任教的。不久，学校奉命迁昆，并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乘车、船经香港，绕道越南入滇；另一路则徒步往昆。闻先生等五位教授和三百多名学生选择了后者。他们于1938年2月20日从长沙出发，4月28日抵昆，历时68天，行程三千三百多里。关于这段长征，闻先生在家信中曾简单而诙谐地写道：“第一至第三

5、日各行六十里，第四日最疲乏，路途亦最远……”；“每日六时起床(其实无床可起)……在不能下咽之状况下必须吞干饭两碗，因为在晚七时晚餐前，终日无饭吃”；“至投宿经验，尤为别致，……皆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宿，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而立雕兄妹五人和保姆，则由母亲带领，于1938年夏乘火车及汽车取道武汉、长沙、贵阳赴昆，在长沙碰上大轰炸，在湘西又遇土匪……沿途饱受了劳顿和惊恐的煎熬。校歌开头短短四句，“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凝结了联大多少师生和家属跋涉万里抵昆的无尽艰辛，闻

6、先生一家的经历仅是其中一例，整首校歌意蕴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1944年，附中成立了合唱团，指挥恰恰就是为校歌作曲的联大中文系教授张清常。他指挥我们学唱了很多中外名曲，又一再教我们如何唱好联大校歌。经他分析讲解和细致的艺术处理，我们终将这首歌曲唱得很动人，很美了。附中每年举行一次联欢晚会，合唱团的节目总是大受欢迎。最精彩的场面要数1946年“五·四”西南联大结束典礼大会上，张清常先生亲自指挥合唱团演唱《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了。这是由张先生的校歌为主干扩展成的变奏，由冯友兰先生作的引、勉词和凯旋词，

7、我们怀着兴奋和惜别的感情，唱出了联大从抗战走向胜利的历程，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还没有见过哪个学校的校歌，是以这样庄严优美的形式来演唱的。西南联大的成立和复原，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然而这校歌，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至今仍为校友们咏唱着。听说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博士在阔别祖国数十年后第一次回昆，参观母校旧址，看到矗立在云南师大院内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时，不禁唱起联大校歌来。他从头到尾唱得那么动情，使陪同他参观的师大党委书记十分感慨曾任联大训导长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友会会长查良钊先生说过：

8、校歌“极为动听，全体师生无不永铭心版”。是的，这首极为动听的校歌，全体师生无不永铭心版，并将世代传唱!(本文作于199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