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兴起和衰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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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西票号兴起与衰败的原因分析一、兴起的原因一般认为票号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大、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的问题，而依赖镖局运送现银进行货款清算既不方便，又不安全，因此对金融业提出了新的要求，票号便产生了。这实际上只是票号产生的背景而非原因。票号作为一种金融机构，以经营汇兑为主要业务，其产生需要两方面的因素：政府对金融及相关业务管制的松弛；市场需求和环境变化使专门经营汇兑业务变得有利可图。1、政府对金融及相关业务管制的放松明清时期，政府对商业和金融业的控制逐渐放松，使得民间自由的商业贩运贸易活跃和大商业资本兴起。典当是中国最古老的

2、金融行业，但在明代之前主要是由寺庙和官府所经营，从明代开始允许自由经营，出现了山西、福建、徽州等地典商为突出代表的地域性典当业行帮。清代则出现了皇当、官当、民当多头并举的局面，政府将当铺纳入征税体系，开业者须先呈报申请、领取当贴，并使用法律、行政手段对典当业进行调整和规范，民间开设当铺已经完全合法化。钱庄产生于明代中后期，最基本的业务是钱币兑换，后来逐渐发展出存放款、发行兑换券、票据结算业务。票号产生前，清代还出现过印局和账局两种金融机构。印局出现于明末清初，是一种商品经济发展和城市贫民、小商小贩融资需要而产生的民间小额借贷组织，其主要业务是发放印钱。账局亦名账庄，是专营交款

3、、放款业务的金融组织，大约产生于清雍正、乾隆之交。唐朝的飞钱、宋朝的交子、会子、关子虽都具有汇兑或纸币的性质，但这些金融机构主要是由官府所控制，并与政府财政密切相关。民间性和商业性的票据至迟在明中后期已经出现，并得到政府的默许。这些票据的名称有“会票”、“期票”、“兑票”、“粮贴”、“钱贴”（凭贴、兑贴、上贴、期贴）等，具有汇票、支票、本票的性质。总之，以上情况说明明清时期私营金融机构已经逐渐取得了合法地位，政府也允许存放款、银钱票、会票等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的经营。因此，对金融及相关业务管制的放松为金融创新和票号的产生提供了条件。2、市场需求使得经营汇兑业务变得有利可图中国封

4、建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清代后，商业资本按照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开始越来越多地伸向生产领域，产业投资的丰厚利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商人直接从事手工工业生产，逐渐形成了全社会对资金的巨大需求。然而当时的社会资金供给能力却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握有巨额资产的商人、商帮、官僚、地主由于惧怕商业领域的巨大风险，仍然维持将资金投资于土地、政治、教育领域或干脆闲置的习惯，社会个体之间的资金融通活动以及原有的融资组织如旧式钱庄、当铺由于缺少规模优势，已经不能适应社会性融资活动的需求。古代中国“以家庭血缘关系”为本位的伦理观造成了经济史上“人情化、半人情”化交易占主体地位，极度缺乏法律传统和契约意识

5、的制度环境。从社会经济发展整个过程来看，“人情化、半人情”交易方式只能适应分工和专业化程度较低、交易范围与复杂性都不大的经济实体。在全社会性的资本交易的活动中，由于双方都面临陌生的交易环境，交易费用大幅提高，必须要求“非人情化”交易方式，但“非人情化”交易对全社会制度环境的转变又不可能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完成，票号的出现为缺乏信任的交易双方提供了可靠的交易中介：票号的经营者在以前的交易活动中已经建立了良好的信誉，而且票号业主们又拥有丰厚的资金储备。票号出现后，其提供的“汇兑、划账”功能，通过票据汇兑、账面划拨，在真实了解双方财务状况的前提下，简易了交易过程，降低了交易风险，极大地

6、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促进了商业活动的广泛发展。在巨大的资金需求下，从事票号业务的利润是相当丰厚的，当时的票号利润分为两部分：一是获取存、贷款利息差额。据历史记载，当时票号的存、贷款利率差额平均在四厘左右，即月息0.004左右，针对票号每年高达几百万两的存、贷额，利息收入是相当可观的。二是经营汇兑业务所得。据记载至20世纪初，这种汇兑业务达到了数以千万两计的规模，每千两汇费按四两计算。由此可见票汇每年的利润率是极高的。票号早期经营者几乎都是山西商人，原因主要有3点：1、资本积累。山西商帮在明朝时已与徽商一同列于各商帮首富的位置，作为盐商，他们在雍乾时的活动范围要超过徽商，作为典当

7、商，几乎与徽商平分秋色。经过近200年的资本积累，实力已经极为雄厚。2、经验支持山西商人一直有从事资金借贷的传统，他们经营高利贷及典当业的早期活动是颇有名气的。与票号产生直接相关的活动是票号的前身—账局，账局约产生于雍乾之交，同样由山西人经营，与当时中俄在恰克图的边境贸易有关，账局较早出现在太原、汾州、张家口和库伦等比较重要的北方商业城市，以对工商业者开展存贷款业务为主，此后集中向北京发展，初期的账局只从事信贷而不办理汇兑业务，后来一些信誉卓著的商号，利用它们在各地的分店或其他方面的关系，逐渐兼营不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