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二张”对《史通》的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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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朝“二张”对《史通》的校勘摘要：继陆深校勘《史通》后，张之象与张鼎思也分别依据它本相继对《史通》进行了进一步的校勘。张之象依据宋本，张鼎思依据家抄二三本，都对《史通》进行重新校勘，虽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总体上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赞赏。在促进《史通》的进一步流传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键词：张之象；张鼎思《史通》（一）张之象对《史通》的校勘张之象（1496-1577）字月鹿，又字玄超，别号碧山外史、王屋山人，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人。他由诸生入国学，嘉靖中任浙江按察司知事，后辞官回乡，潜心著述。晚居秀林山，罕入城市。家有“猗兰堂”和“

2、细林山馆”，是他刻书和藏书之地。张之象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诗集《张王屋集》、《太史史例》、《离骚绮语》、《楚范》、《唐诗类苑》、《唐雅》、《彤管新编》等。张之象对《史通》的校勘是在万历五年（1578）。其校勘《史通》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对刘知几及其书《史通》的同情与赞赏。在同情刘知几“三为史官，颇不得志，愤懑悒”[3]（p7）的同时又对其书《史通》大加赞赏，认为其是“备载史策之要，剖击惬当，证据详博”[3]（p7）。可惜该书“历岁滋久，浸就散逸”[3]（p7）未得到该有的重视。二是对陆深校勘版本的不满意。陆深据蜀本《史通》校勘该书，仍然有诸

3、多错误。张之象偶得《史通》宋刻本，认为大胜于蜀本，故在其基础上重新校勘。此次校勘，张之象主要做了一下工作：一是与同郡人徐虞卿、冯美卿等，参考众本，丹铅点勘，以宋本为主要依据，其他义通者，仍两存之。二是“增七百三十余字，去六十余字，而《曲笔》、《因习》二篇，增补缺略，已成全书”[3]（p7）。最终“反复折衷，（《史通》）始明润可读”[3]（p7），张之象乃“倡义捐赀，镂板流布”[3]（p7）。后人将其校勘的版本称之为“张本”、“象本”或“云间本”。对于张之象的此次校勘工作，得到了后来学者的肯定。王惟检认为张之象本“大善，有数处极快人心者”[4

4、]（p248）；黄叔琳认为张之象本“宋时旧本，比之他刻为长”[5]（p435）；卢文认为“何氏镗以朱氏影宋抄本校张之象本，知张本无大相乖舛者，在郭本之上”[6]（p444）；张振认为“象本是陆深以后第二个版本，初不为人重视，经何镗取与华亭朱氏影宋钞本互校，信其序言依据宋本校刻之言不虚，洵乃旧刻《史通》之善本”[7]（p765）。当然也有不足，如“鲁鱼亥豕，尚有沿误，如误‘凡’为‘烦’，误‘茑’为‘燕’，误‘名’为‘君’，误‘愚’为‘偶’之类”[5]（p435）。（二）张鼎思对《史通》的校勘张鼎思（1543-1603）字睿甫，号慎吾，长洲（今

5、属河南）人。万历五年考取进士，任吏科给事中，后历任福建按察司副使、江西按察使等职。主要论著有《琅邪曼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