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

2021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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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2- 2021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摘要:高职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新使命,“双高”院校在高职教育领域发挥着标杆作用。运用Nvivo11质性软件对56所“双高”院校《2021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进行文本分析,发现56所院校的质量关注点集中于学生发展、教学改革、国际合作、政策保障及服务贡献等方面;同时也发现了高职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人才培养偏重“就业导向”而忽视可持续发展能力;教学资源整合不协调且信息化资源建设薄弱;国际化方面外向国际化发展能力较弱;过于依赖外部政策导向导致院校治理内生动力不足;服务行业企业的技术和科技创新能力不足。高职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创新”是其本质规定,以熊彼特创新发展理论为基础,从人才培养、资源配置、国际化、组织治理及服务能力五个维度构建了高职高质量发展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提出高职高质量发展的推进策略,包括创新人才培养目标,育人与产业发展同向转变;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增强教育资源适应性;创新外向型国际化发展路径,形塑中国特色高职品牌;优化组织管理结构,创新组织治理方式;积极开展科研创新,提升服务贡献能力。关键词:高职高质量发展,熊彼特创新理论,高职教育质量一、问题的提出-22- 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新使命。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顺势而变。2019年《国家职业改革实施方案》首次提出“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1];同年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多次出现“高质量”一词,指出引领新时代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双高计划”的总目标[2];2020年9月《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要求完善多元共治的质量保证机制,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3];2021年10月,《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颁布[4]。可见,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国家赋予职教界的新课题。实践中,我国高职教育历经示范校—骨干校—优质校—“双高”校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丰富。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是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键。基于此,本文以56所“双高”院校《2021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报》)为研究对象,以熊彼特创新发展理论为基础建构高职高质量发展理论框架,并提出高职高质量发展的推进策略。二、研究设计与实施(一)研究对象-22- 本文以“双高计划”中56所高水平高职院校为研究对象。从地域上看,56所“双高”院校涉及29个省份,有利于分析不同地域文化下各高职院校的差异性;从发展水平上看,这些院校具有丰富的办学经验和教学成果,有利于发挥高职教育的引领作用,创造可复制、可借鉴的改革经验和模式。另外,年报是国家的规定工作[5],有利于政府对职业教育质量发展的把握、社会的监督问责、院校的自我诊改与革新,保证各主体对教育质量的监督和调控。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具有一定代表性和普遍性。(二)研究思路Nvivo软件是美国QSR公司开发的一款定性数据分析软件,主要用于质性研究的材料分析工作。它能够助力研究者完成对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研究素材的收集、整理、分析以及呈现工作,提高质性研究的严谨性和研究效率[6]。本文运用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对《年报》编码分析,采用手动编码的方式,总编码父节点5项,参考点各56个;在父节点基础上二次编码,共生成子节点25项,参考点4456项;最后根据编码情况归纳分析“双高”院校发展现状。(三)研究分析-22- 1.词汇云分析。采用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可以“词汇云”的形式,实现对院校《年报》文本词汇频数的自动统计,“词汇云”中字体的大小表示该词汇出现的次数多少,字体越大即出现的次数越多,反之越少。图1“词汇云”是以词汇长度为2、“同义词查询”的方式生成的。这种方式下,软件自动将相同含义的词语归为一组进行频数查询,如“合作”与“联合”“协作”。《年报》中频次较高的词有技术、教学、学生、课程、教师、创新、人才、企业、技能、质量等(见图1),说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教师发展、教学与课程、学校与企业、质量与合作等是《年报》的重点和质量观测点。但由于对“词频条件”的选择存在一定局限性,若选择“具有最小长度为2”,即词语字数为2时,结果会将“院校治理”拆分成“院校”和“治理”两个词汇,但若选择“具有最小长度为4”,又会将二者合并,因此“词汇云”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双高”院校《年报》的主要观测点。2.编码分析。高职教育质量涉及多个维度的参考点,国家对《年报》内容有具体规定,“包含但不限于学生发展、教学改革、政策保障、国际合作、服务贡献、面临挑战等六个部分”[7]-22- 。56所“双高”院校多从这六部分出发,构建了“学生发展—教学改革—国际合作—政策保障—服务贡献”五个板块的质量维度,其中“学校概述”“面临挑战”等不作研究。以五个板块为父节点深入分析56所院校《年报》,并以二级编码于各父节点下分别进行25项子节点的编码,部分进行三级编码,每进行一次编码则相应增加一个参考点,即在某节点下可供参考的信息,最终汇总为参考点数量;同一节点下的参考点数量占《年报》总内容的百分比即覆盖率。从父节点编码情况看,五个维度的参考点数量和覆盖率分别为56和0.56%,是各院校的主要观测点,同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也与“词汇云”分析结果较为一致。但是,从材料来源数看,各院校《年报》存在一定差异,其中,“政策保障”维度的材料来源数与其他维度不一致。为进一步了解各院校各维度差异,笔者对子节点编码情况进行了整理和分析。整体来看,“双高”院校的质量观测点一致,且内容涵盖较广,这与我国职业教育质量《年报》制度密切相关,但从材料来源数来看,各院校《年报》存在一定差异性。为进一步了解院校质量观测点的差异,我们在研究中将子节点编码情况进行了整理。-22- 在学生发展层面,“双高”院校着重关注学生的就业质量与在校体验。这一层面基本涵盖人才培养的主要内容(见表1),“双高”院校普遍关注学生在校体验(3.12%)与就业质量(1.45%)。“在校体验”涉及学生服务、教学管理、资助服务、后勤管理等内容,如社团活动、志愿活动、技能竞赛和奖学金资助等,对学生成长体验与个性化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就业质量”主要以主体满意度为衡量指标,关注结果导向的人才培养质量。相比之下,“双高”院校对学生“职业发展”的整体关注度不高,特别是对学生职业稳定性、职业晋升等方面追踪监测不够。在教学改革层面,“双高”院校以师资建设和专业建设为主,信息化资源建设薄弱。“双高”院校普遍重视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而信息化资源建设能力薄弱,且存在院校差异。由表2可知,院校在产教融合(1.82%)、课程建设(1.63%)、师资建设(1.57%)等改革上侧重程度基本相同,虽然专业建设覆盖率(0.83%)较低,但从材料来源数和参考点数量看依然与上述几个维度侧重点基本相同。信息化建设(0.86%)不足,且材料来源数为43,具体包括信息化资源、信息化教学环境以及技术应用等方面,目前还未受到院校的普遍重视。-22- 在国际合作层面,“双高”院校国际化发展以人员和办学机构流动为主,外向型国际化能力不足。这一层面编码以高职教育国际化“双向四维”框架为基础,在方向上将其分为内向型国际化与外向型国际化,要素上分为人员流动、项目传输、办学机构流动、标准流动[8]。人员流动包括学生留学、教师访学等;办学机构流动包括合作办学、国外独立院校、搭建平台等;项目流动包括特许项目、双学位/联合学位等;标准流动包括制定标准和适应标准。由“国际合作”子节点编码情况可知,内向型国际化中,以人员和办学机构流动为主,其覆盖率分别为0.24%和0.32%,而项目传输和标准输入覆盖率仅为0.19%和0.17%;外向型国际化中,项目传输和标准输出的覆盖率较高,分别为0.36%和0.43%,但其材料来源数却较低,仅为“双高”院校数量的一半,而人员和办学机构仍占大部分。可见,“双高”院校国际化以人员和办学机构流动为主,外向型国际化发展弱于内向型国际化,且要素流动差异明显。-22- 在政策保障层面,“双高”院校多依赖财政投入和政策制定,内部治理能力有待提升。这一层面包括“政策支持与落实”“经费保障”“专项实施”“质量保障”“院校治理”,其中“政策支持与落实”和“经费保障”的材料来源分别为50和56,而“质量保障”和“院校治理”材料来源数量分别为52和36。可见,“双高”院校将重点放于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上,而针对教学质量的诊改和院校治理水平的提升明显重视不足,难以实现外部政策导向与院校治理内生动力的协同发力。-22- 在服务贡献层面,“双高”院校服务呈多样化趋势,服务区域发展的能力显著。这一层面主要包括“服务区域发展”“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科技创新”“服务终身学习”“服务新型城镇化”,可见,高职教育的服务贡献能力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其中以服务区域发展的能力最强(见表4)。在“服务区域发展”中,相比其他方面,“双高”院校偏向社会培训与服务,促进区域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能力则较为薄弱。此外,“双高”院校在其他服务方面的能力也亟需提升,如“服务科技创新”“服务终身学习”的材料来源数量分别为41和14,其中“服务终身学习”是针对院校师生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培训与服务”的再教育相区别。可见,“双高”院校在发展中不断进步,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人才培养偏重“就业导向”,忽视可持续发展能力;教学资源整合不协调,信息化资源建设薄弱;国际化以人员和办学机构流动为主,外向型国际化发展能力不足;过分依赖外部政策导向,院校治理内生动力不足;服务行业企业的技术和科技创新能力不足。-22- 三、创新:新时代我国高职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构建运用Nvivo软件对56所“双高”院校《年报》进行的文本分析更多是对上一年度各院校发展的成果分析,是对相对静态的质量观测点的分析,而“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也就是说,高职教育前期发展的每个阶段取得的进步都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初始条件和发展基础,是为更好实现既定目标的一种持续性进步,其中“创新”是高职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规定。新时代背景下,“高质量”作为质量发展标准发生变化,成为高职教育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范式,指导着高职教育的发展方向。因此,笔者从“发展”入手,以熊彼特创新理论为基础厘清高职高质量发展。(一)熊彼特创新理论熊彼特率先将“创新”引入经济学领域,指出经济发展存在两种变化,一种是单纯的经济变化,而不是经济的发展,如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另一种则是经济发展:“这类变化不是外界强加给经济的,而是经济自行产生的,是内生的变化。”[9]-22- 他指出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现象,是在循环之流的渠道中出现了自发而间断的变化,并对均衡造成扰动,从根本上以新的均衡状态代之先前的均衡状态。后者就是实现新的组合,即“创新”。他还指出“创新”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使用现有的生产资料,“创新”有五种情况:采用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开拓新原料或半制成品供应基地、采用新的组织。后逐渐将这五种情况归纳为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五个维度。以熊彼特的创新思想思考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有一定的适用性,但其五维创新是针对经济领域提出的,并不完全适用高职教育发展,因此,本文以熊彼特创新理论为基础,采纳其关于创新的部分维度,并从高职教育发展的实际出发建构高职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其中,产品转化为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市场转化为国际化发展;组织创新转化为组织治理;高职教育的“技术创新”主要是通过其服务贡献能力反映的,因此,将这一维度转化为服务能力。(二)高职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建构1.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才培养规格和质量是高职高质量发展的首要目标,服务人才可持续发展是主线。舒尔茨指出,人力资本的知识、技能和能力是具有经济学价值的资本,其中教育在人力资本中起决定作用[10]-22- 。高职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培养适应型人才,即立足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培养顺应经济发展和产业技术变革趋势的复合型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另一方面要培养引领型人才,使其能够站在科技前沿,成为促进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的领军人才,这是高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一定程度上要求高职教育先行,培养青年科技人才、高水平创新人才、科技领军人物引领产业升级。另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提高人才培养适应性,服务于人的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是高职教育的主线。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高职教育主动适应人才的多样化需求,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教育样态满足个体多样化的教育与培训需求,服务于全民发展、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2.资源配置高质量发展——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实现资源的重组与优化配置是高职教育发展转型的基础。经济学中,资源是为生产所必需的一切生产要素,也可称之为生产要素。高职教育资源就是高职教育领域中所必需的一切发展要素,同样具有稀缺性的特点,因此,高职教育如何选择合适的方式优化资源配置至关重要。本文将高职教育资源配置定义为坚持市场配置的方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服务经济发展为原则,对有形和无形的高职教育资源进行重组与优化。对有形教育资源进行重组和优化,包括对教育主体、投资主体、教学师资、信息化资源、实践教学基地等的优化组合。其中,优化教育主体是完善高职教育办学体制机制的前提,优化投资主体是增加高职教育经费,完善投资与融资方式的重要途径,优化教学师资队伍为高职教育发展提供智力支撑,信息化资源则是推进办学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对无形教育资源进行重组和优化,包括对高职教育制度与规范、教学环境、校园文化、企业文化等软资源在高职教育中的建立、创新与合理利用[11]-22- 。其中,高职教育制度与规范发挥着工具性和指导性价值,信息化智慧化的教学环境和校园文化是高职教育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而企业文化则为社会化、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指导。3.国际化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高职国际化发展,以内向国际化驱动外向国际化,实现多要素流动,形塑中国特色高职品牌。国际化类型划分上,企业国际化分为内向型国际化与外向型国际化两种类型。内向型国际化形式主要有进口、购买专利技术、三来一补(加工)、建立国内合资/合作企业、成为外国企业的子公司或分公司等;外向型国际化形式主要有直接或间接进口、技术转让、国外各种合同(契约)安排、建立外国合资/合作企业、设立海外子公司或分公司等[12]。这种划分形式同样适用于教育领域,简·▓奈特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存在国内国际化与国外国际化两种潮流,在要素上划分为人员流动、项目输出、办学机构流动与国际项目或计划,指出两种潮流应被视为紧密联系、相互依赖的关系而非相互独立[13]。借鉴已有研究,笔者在方向上将高职教育国际化分为内向型国际化与外向型国际化,在要素上分为人员流动、项目传输、办学机构流动与标准流动。我国高职教育很长一段时间主要以内向型国际化为主,通过借鉴国外的职业教育经验、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等方式,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高职办学特色和经验。新时代高职教育要以内向型国际化驱动外向型国际化,并以外向型国际化为主要发展方向,多要素双向流动。在满足多元教育与培训需求的国内市场的同时,对外输出中国高职教育文化与标准,增强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22- 4.组织治理高质量发展——通过优化治理结构,创新组织治理方式,提升高职教育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不断改革高职教育治理中相对守旧滞后的,与高质量发展相矛盾的体制机制,对滞后的理念、结构、方式等进行变革。高职教育是一种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内外部资源互为交融的开放式无边界组织模式[14],首先,要树立人本管理理念和公共治理理念,将人的需求作为治理的重点,实现多主体参与合作院校治理,维护并满足多元主体的利益需求。其次,再造院校组织,改革原有管理组织,实行扁平化管理。通过减少院校内部管理层级,增强管理的灵活性、敏捷性和创造性,提高内部管理效率。再次,创新信息化治理方式,有效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信息化治理手段能够有效提升院校治理决策的科学性、实效性与精准性,应通过治理创新从根本上实现人才培养、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治理环境等方面的优化,提升院校开展高质量高职教育的能力。5.服务能力高质量发展——职业性和服务社会是高职院校的根本性质和使命,高职教育要适应和促进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培养某一行业或企业所需的技术技能人才,以服务中小微企业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最终呈现。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知识生产是高职院校的发展基础,技术成果转化助推产业结构创新驱动发展。高职院校作为一个知识生产组织,技术知识是其重要的知识基础,既有实践性的一面,也有理论性的一面[15]-22- ,也是与其他类型教育的区别所在。对高职教育而言,技术成果和教学成果是技术知识成果的重要表征,技术成果的实现与转化能为区域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动力,教学成果的实现则为高职院校发展提供动力。技术创新成果的实现依赖技术知识的生产与创新,而技术知识的生产与创新则依赖于教学与科研创新。这意味着高职院校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科学研究功能,在技术赋能创新发展中提升高职办学水平和育人能力,推进高职教育真正走向经济发展中心。四、高职高质量发展的推进策略(一)创新人才培养目标,育人与产业发展同向转变1.以培养适应型人才为首要目标,兼顾培养引领型人才。一方面,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高职教育将培养适应新经济、新业态的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放在首位。院校要紧随产业发展需求优化专业设置、课程结构、教学标准等。根据当前的产业发展需求,对专业设置进行动态调整,培养行业企业急需的技术技能人才;开发对接职业标准、国家技能标准的专业教学标准,以使学生拥有足够的岗位胜任力进入企业实习和工作。另一方面,高职教育先行,培养引领型人才。国家层面要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国家引领型人才培养中长期规划,在高职教育中确定具有牵引经济发展潜力的专业方向和领域,并根据变化动态调整专业及相关领域。院校层面建立产学研协同培养引领型人才共同体,“双高”院校牵头试点先行,与政府、行业企业以及社会机构等利益主体协同建立,签订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契约”,保障人才培养质量。-22- 2.创新人才培养理念,服务人才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获得性、体验性和生长性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16],这要求高职教育要实现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服务人的终身发展。当前56所院校普遍重视就业质量,侧重关注结果导向的质量,亟需从“就业导向”转向“职业发展导向”、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导向。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同时,积极与企业开展合作,为学生提供就业实习的机会,专业教学标准对接职业标准与国家技能标准,为学生提供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为学生在校发展和未来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关注学生职业发展,对毕业生开展职业生涯发展追踪,密切关注毕业生的职业变化、职位晋升、发展机会等情况,形成针对性的追踪报告以对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等方面及时诊改,服务于人才可持续发展。(二)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增强教育资源适应性-22- 1.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坚持资源的市场配置方式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高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高职教育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根据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调整人才培养方案,以市场需求为基准灵活调整专业结构、开发课程和教材等,解决区域人才不足的问题,呈现出高职教育的区域办学特色。通过与中小微企业合作,输出专门性人才,将高职师资、科研优势与企业的需求、技术优势等资源组合起来,有效发挥资源的双重作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协调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形成校企共识的价值体系。资源配置应注意到企业与学校内部文化层面的冲突,企业注重的盈利导向与高职院校注重学生生涯发展一定程度上存在价值冲突,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将学生能力成长和生命成长放在首位,以人的生涯发展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协调统一作为文化价值立场,以此适应企业发展和服务社会的需要。2.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高职资源适应性。信息化资源建设是增强高职适应性、推进高职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双高”院校在发展中已基本实现了教育教学资源的优化与协调,普遍重视包括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师资建设、产教融合等在内的相关资源建设,但信息化资源建设较为薄弱。在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今天,信息化资源建设理应成为高职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建设方面,兼顾硬件资源与软件资源同等重要,除进行大规模网络系统建设、多媒体教室建设外,还应注重信息化软件的开发、教师的信息化素养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以及信息化管理的组织、协调与治理能力提升;使用方面,开展区域资源共享,提高信息化资源的使用效率,并促进区域间院校和企业等的共建共享;评价方面,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价体系,将各主体的需求及其满足度作为重要的衡量依据,尤其是教师和学生的满意度调查,保障信息化资源的建设普惠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甚至每一名学生,实现信息化资源—信息化环境—信息化资源应用—信息化分析决策—信息化监控治理,全方位提升现代化办学水平。-22- (三)创新外向型国际化发展路径,形塑中国特色高职品牌1.完善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相关政策法规,促进多元要素流动。国际化法律法规、政策的建设和完善是促进国际化要素流动的前提和基础保障。从“双高”院校发展看,当前高职教育国际化正由内向型国际化转向外向型国际化,要素上以人员和办学机构流动为主,项目和标准的流动不强。目前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政策法规体系建设较为滞后,亟需国家和院校等主体实施一系列有效举措。国家或行政管理部门要制定高职教育国际化相关法律条例、颁布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政策法规,为国际化人才的培养与管理、“双师型”教师的海外研修与管理、国际合作企业的准入与管理、国际职业教育标准的输入与输出等多元要素流动提供法律基础。院校层面出台相应的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中长期规划,如教师海外研修、中外合作办学、国际化项目等发展规划,为国际化的多元要素流动提供实践基础。另外,兼顾高职教育国内市场的健康发展,实现高职教育国内发展与国际化发展相协调。立足新时代人民多元化的教育需求,要满足不同个体对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既关注青年学生的学历教育、就业教育,也关注再就业群体的再教育问题,通过健全相关政策法规为其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22- 2.建立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科研创新平台,形塑中国特色高职教育品牌。开展高职教育国际化科研创新工作是打造中国特色高职教育品牌的重要举措。开展国际化科研创新,能够有效破解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中的重点、难点,为世界职教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一方面,针对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中的重点难点开展研究,提高教学与科研的国际化程度,增强我国高职教育立足国际舞台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针对国际化的职业教育发展难题开展科研创新,高职院校发挥各自的经验与特色,通过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的总结,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促进高职教育的输出与中国特色高职品牌的形塑。(四)优化组织管理结构,创新组织治理方式1.扁平化管理,提高内部管理运行效率。当前“双高”院校过于依赖外部政策保障,院校治理内生动力不足,根本上阻碍了高职高质量发展。加之长期以来高职院校的组织机构多为科层级结构,无法适应跨部门的柔性合作,难以适应多元共治的需求等一系列问题催生高职院校推进治理结构扁平化改革,将人本管理理念和公共治理理念贯穿治理全过程,建立多元协同机制,提升综合治理水平。转变过去垂直管理观念,以精简高效为原则,搭建扁平化组织,打破部门界限,减少中间管理层级,尽最大可能将决策权延伸到底层。科学划分内部权力结构,调整与重构二级管理权限,下移管理重心,扩大院(系)自主权。使其具有专业设置、课程开发、科研项目管理、资源分配、教师招聘等权力,能够独立承担专业建设、教学改革以及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等职能。-22- 2.利用信息化技术,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信息化治理是实现扁平化管理的必然途径,能够提高院校决策能力和现代化治理水平。首先,完善信息化治理的基本条件,为数据生成和应用提供支撑。信息化教学环境以及智慧校园等的建成,为数据的生成与储存提供基本前提;院校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如校园网络建设、数据中心系统、云计算等,为治理数据的储存、分析和评价提供技术支持。通过整理高职院校的相关数据,包括学生、教师、科研、硬件设施、软件设施的数据等将客观数据转化成有效信息,再将规律化、结构化的信息转化为治理决策[17],提升院校治理的科学性与实效性。其次,加大经费投入并完善信息化治理运行机制。一方面以充足的经费保障治理基本条件的达成,实现信息化治理和决策服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另一方面建立集数据采集、数据储存、数据分析、数据评价为一体的运行机制,确保根据治理目标开展治理工作,保障从数据采集到评价整个治理过程的真实性、连续性、统一性与有效性。(五)积极开展科研创新,提升服务贡献能力-22- 1.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当前“双高”院校普遍重视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以技能竞赛和自主创业为主要形式,服务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升级的能力不足。高职教育要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关键问题为重点进行科研活动,助推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针对市场需求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并培养创新型人才,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满足产业的优化升级。通过加强科研平台和创新型团队建设,紧跟当前企业技术升级和开发过程中的重难点,通过企业人员给予关键技术和行业企业最新发展动态的指导,找准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力点,促进技术知识的生产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鼓励教师定期参与相关技术研讨会,及时掌握市场需求与技术变革动态,积极参与行业、企业的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等相关技术服务,实现局部领先的技术基础以更新技术知识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2.坚持贡献导向,引领产业创新发展。“双高”院校虽在适应和促进产业发展方面提供了一定的人力支撑和技术支持,但在引领产业发展方面能力不足。长期以来,我们理所应当地将人才教育或者说创新教育置于产业创新、行业创新、企业创新之后,形成“产业创新—行业创新—企业创新—创新教育”的链条,往往认同产业需求转变教育模式、技术结构决定教育行动[18]。导致高职院校专业脱节。相反,这一链条同样可以是“创新教育—企业创新—行业创新—产业创新”,让高职院校的技术教育链接上各个创新主体,提升服务企业、行业、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基于此,将高职教育前置于产业发展,实现为产业发展助力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本。通过开展深度的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联合建立技术技能创新合作平台积极开展科研活动,以多元主体的参与实现职业教育先于产业、行业的发展而发展,协同突破产业关键技术、先进工艺、关键产品等,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最后一公里”,实现高职院校、企业、行业以及产业的多领域创新与合作共赢。-2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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