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疑经者非古之疑经者(柯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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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晋南北朝隋唐数代的《诗》学，是齐鲁韩三家今文诗说渐次亡佚，而古文《毛诗》一家逐步独大的过程。然而，在随后的宋元明清一直到现代的《诗》学争论中，针对《毛诗》的批评和质疑却构成了诗学讨论的主流，其中尤其以宋、清、现代的三次批评浪潮影响深远。不过，虽然现代学者惯于引宋清两代的《毛诗》批评为前驱，但其中的古今区别却不能不辨。大体说来（虽然不尽如此），宋人疑《毛诗》主要立足于教化，以为《毛诗》多有无益道德乃至有害风教之处，所以生疑；清人疑《毛诗》主要立足于学术，以为《毛诗》的名物训诂多有穿凿附会、不合古礼之处，所以生疑；近

2、现代学者疑《毛诗》则主要立足于现代意识形态教条，以为《毛诗》的道德化、政治化解释扭曲了《诗经》的本义，同时在知识层面则沿用清人的考据，借以支持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对《毛诗》的指控。所以，古人批评《毛诗》的成果，虽然被现代学者如顾颉刚、郑振铎之辈用来作为毁经的利刃，但其实，古人疑经之旨，根本不是现代学者所能读懂，或者更可能的情形是，刻意被现代学者选择性无视了，乃至歪曲利用了。宋人所谓疑经，仍然是要发扬经典教化，而这正是现代人要反对的。宋代经学、晚清今文学之疑《毛诗》，初衷实出尊经之意，其经学意义实非顾颉刚之辈所能理解，

3、或者虽然理解，却装作不知道。现代学者绑架古人，滥用疑经，其心何其毒也！出版于1931年的《古史辨》第三卷集中了几篇现代学者攻击《毛诗》的文章，是现代诗经学的先声。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为点校本宋人王柏《诗疑》作的序言。同期还有郑振铎攻《毛诗》的文章，也非常有代表性。这些现代学者多引宋人清人攻《毛诗》的学者为疑经的先驱，但其实，他们疑经的出发点和目的与古人有本质的不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们与古代攻《毛》学者分享类似的立场、证据和方法。在《古史辨》的那些文章里，顾颉刚、郑振铎等现代学者虽然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疑经思

4、想追溯到朱子《诗集传》、王柏《诗疑》等宋人著作[宋人诗学著作中，欧阳修《诗本义》、苏辙《诗集传》对现代诗经学的影响，或者更准确地说，现代学者对它们的歪曲利用，也值得注意。]，但其实，宋人之疑经实非今人之疑经。宋人疑经非但不是出于对《毛诗》“道德化”的不满，反而是认为《毛诗》还不够“道德化”，所以要更激进地“道德化”。[苏源熙在总结顾颉刚、郑振铎等人把疑经思想上溯到宋人攻《毛诗》的时候，就说朱子攻毛是“onthegroundsofverisimilitude”，以为宋人和现代学者都是反对《毛诗》的“道德化”立场，这些

5、都是典型地把现代人的观点误置于古人头上，或者乃至于是有意地利用古人。参HaunSaussy,TheProblemofaChineseAesthetic,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5,pp.48-50.]读朱子《诗集传》序可知，朱子读《诗》之旨首在诗教，王柏亦如之。故朱、王之攻毛，实非顾、郑之攻毛。朱、王攻毛，乃为弘扬诗教；顾、郑之攻毛，则欲破坏诗教。而且，顾、郑之攻毛，其实亦非其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是为了反对“道德化”，而实际上只不过是想用另外一种“道德化”来替换古代诗教的道德。这一点顾颉

6、刚在其“重刻《诗疑》序”中已经透露出来：“现在我们把历史的观念和伦理的观念分开了，我们读《诗经》时并不希望自己在这部古书上增进道德，因为我们应守的道德自有现时代的道德观念指示我们”（《古史辨》第三卷411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跟他们的继承者（即在今日占据了主流地位的“文学派”、“文献派”或“社会科学派”诗经研究者）比起来，这些现代早期的新潮诗经学者要诚实得多、露骨得多，所以也就有着更好的反面教育意义。表面看来，现代的诗经解释者奉行价值中立的学术信条。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做到，而且事实上很可能从来没有人能做到。

7、在现代学者的“客观学术工作”中，随处可见反叛传统的激情和鼓吹“新道德”的激情。所以，当他们把一篇篇温柔敦厚的经文“还原为男女两性的原始欲望的真实”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不自觉地鼓吹现代人的“新道德”。至于这种“新道德”究竟是不是好道德，乃至根本上是不是道德，他们就不像古人那样善于反思了。因为，现代学术最崇奉的所谓理性，其实不过是激情的奴隶，所以，究竟是自称“启蒙了的、独立自主的、富于批判精神的”现代人善于理性地思考，还是古人更善于理性地思考，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所以，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发现，虽然顾颉刚之流把

8、宋代和晚清质疑古文经学的诗学引为同类，作为他反对传统经学的武器，但实际上，顾颉刚与朱子的距离其实更远，而朱子和毛诗的距离其实近得多。虽然在解释细节上，朱、毛多有不同，但在“诗何为而作”、“诗之所教者为何”等大问题上却分享共同的前提（可比照朱序与毛诗大序），而这个前提便是从尧舜先王的“诗言志、歌永言”到文武周公的“陈诗以观民风”到孔子的“思无邪、兴观群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