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脚、下跪、磕头和道德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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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洗脚、下跪、磕头和道德演出2011年度母亲节的文化观察洗脚、下跪和磕头的闹剧，从旧帝国一直上演到民国，始终没有终止的迹象，只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它逐渐遭到人们的唾弃。但今天，在道德全面滑坡的背景下，那些发霉的旧风俗开始卷土重来，成为转型中国的“亮丽风景”。只要翻检一下中国近代史就不难发现，洗脚和磕头之类的江湖事迹，散布在历史的各种缝隙里，犹如芳香四溢的牛粪。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徽州官府组织数百个良家媳妇给公公洗脚，场面壮观，而情形却相当暧昧和诡异；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7年），山西某地曾

2、闹过一场磕头喜剧，300名守寡贞妇，集体向婆婆磕头，发毒誓效忠亡夫，地方官绅事后还大立贞操牌坊，以表彰那些烈妇的壮举。最近，广东某实验中学首创“青年礼”，要求初二学生在操场集体“下跪”，以示对父母的感激之情；5月8日母亲节前夕，江西某小学100名学生在操场上给妈妈洗脚以示孝心；北京170名外来务工者为并排而坐的父母洗脚；武汉洪山看守所内的少年嫌犯为母亲洗脚表达感恩和忏悔，如此等等。下跪洗脚的光荣事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无独有偶，7日下午，台湾屏东举办“为妈妈洗脚”活动，计有3724位母亲同时被洗，

3、创下同一时空里最多人洗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国人不仅善于制造各种制毒和使毒纪录，也在孜孜不倦地营造新的道德奇迹。这场洗脚闹剧的源头，是一则央视进行“感恩教育”的“公益广告”：一位年轻母亲睡前给母亲端水洗脚，幼子为此深受感动，遂端来一盆热水要给自己的母亲洗脚。至此，“洗脚模式”成了推行感恩精神和孝道伦理的样板。各类职业和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人群，均被要求给自家父母洗脚，并且从家庭内部发展到大庭广众，又由坐洗推进到跪洗和磕头洗。上海某中学甚至给学生颁发洗脚日历卡，每洗一次脚，父母就在卡上签字，而该卡将在学期

4、末成为评定道德分数的主要依据。为了复辟这种旧帝国的道德风范，长沙当局计划打造“孝道”文化街，建设“孝”文化广场，有关部门还专门设计“孝道试卷”，以测试市民的“孝道指数”。这场闹剧正在愈演愈烈，规模盛大，成为遍及全国的集体道德秀。但国人的孝道传统，往往表演甚于实绩。父母死后，大肆操办丧事以示孝心，而其生前，则往往百般虐待与摧残。目前的洗脚狂潮，不过是这种“秀孝传统”的变种而已。正如一些网友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向长辈表达感恩之情，最终只剩下“下跪”或“洗脚”的话，那么这只能是华夏民族的悲哀。老师应向学生告知

5、“孝即爱心”，而非组织此类哗众取宠的街头活报剧。在中国，许多动机良善的事物，最终都会扭曲变形，正如我过去曾经预言的那样，春节已经沦为美食节，元宵节沦为汤圆节，端午节成了粽子节，而中秋节则蜕化为月饼节。在所谓“亲情经济”的浪潮中，母亲节一方面转型为洗脚节或磕头节，同时也被强大的市场之手弄成了鲜花节或蛋糕节。似乎没有什么节日能摆脱这种庸俗化的厄运。中国封建社会的孝道，无非是专制主义在家庭结构中的映射。它从未承载过真正的爱与亲情，而仅仅重申长辈对晚辈的微观权力。它拒绝家庭成员的人际平等，无视晚辈的人格尊严，

6、进而摧毁主体的独立建构，由此导致服从性和工具性人格的茁壮成长。耐人寻味的是，那些受到表彰的著名孝行，大多散发着浓烈的自虐和互虐气味。在作为道德范本的《二十四孝图》中，三分之二的事迹尚在可以理喻的范围，而约三分之一的故事则可以划归荒谬可笑之列。诸如“戏彩娱亲”（七十岁老头假扮婴儿逗老母快乐）、“埋儿奉母”（为了省下口粮给老母，竟然打算活埋幼子）、“卧冰求鲤”（在严冬以裸身融化河面冰层，钓取鲤鱼供继母食用）、“恣蚊饱血”（在夏季用自己的裸身吸引蚊子而保护父亲）、“尝粪忧心”（亲尝父亲的粪便以了解病情）之类

7、，所有这些被大肆宣扬的事迹，不仅洋溢着SM（性虐待症）的奇特激情，而且充满着杀子恋母或自残恋父的古怪情结，却被裹上儒家伦理的庄严外衣，放射出经久不息的道德光芒。值得庆幸的是，就在人们大肆鼓励孩子以各种形式“孝敬”父母时，广州市少年宫和《都市人?成长》杂志，公布了名为“关于家长和孩子对感恩的理解”的调查结果。它显示，在孩子的心目中，“帮父母做家务”和“等长大了赡养父母”最能表达感恩之情，而“帮父母洗脚”和“给父母磕头”则最令人反感。这项调查表明，中国的孩子并未丧失价值判断的基本能力，而企图把这种腐朽样式

8、强加给他们的成人反而暴露出可疑的行藏。如何阐释“孝”的含义，这无疑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儿女跟父母的关系，首先应当建立在人格平等的价值观上，任何一种下跪和磕头的行径，只能把“孝”引向“顺”，也即表达谦卑和顺服的语义。这种所谓孝道，背离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人本主义价值基线，跟爱没有任何本质性关联。但中国专制主义就利用这种自阉式“孝道”，对家庭成员间的人伦之爱进行偷换，以期从这种被扭曲的伦理关系中训练奴性，进而把它投射到君臣、官民和谐的关系之中，以捍卫王权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