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人心态与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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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态宋代君主优待士大夫的政策以及文人优越的社会境遇久已为人们津津乐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宋代君主那样礼遇文士并不是我们所要追间的问题。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较为宽松的政治文化情境之中士人们的文化心态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形成了怎样的特征。因为在我看来，在中国古代，士人的文化心态正是一个时代文化学术话语建构的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因而也是我们阐释这种文化话语系统的基本切入点之一。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想准确把握宋学与宋代诗学的基本特征，深入揭示其文化内涵，就必须从分析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态入手。一、宋初士人所面对的问题中国古代士人阶

2、层自春秋战国之际产生之日起即成为文化话语系统的建构者与承担者。他们一直试图通过文化话语的建构来使自己的价值观念成为社会普遍的价值秩序。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欲为全社会立法。他们不仅要使平民百姓成为自己的价值观念的奉行者，而且要使君主同样成为自己的价值观念的尊奉者与实现者。就中国古代二千余年的社会发展而言，应该说士人阶层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他们所建构的那一套套文化话语系统的的确确对全社会起到了极大的引导与规范作用。以君主为核心的君权系统（主要包括王室成员以及宦官、外戚等）必须依靠士人阶层的支持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而士人阶层也必须依靠君权

3、系统的合作方可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这样在士人阶层与君权系统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说，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权力的分配与权力结构的平衡问题。以权力的角逐为基点，中国古代文化形成了以君权为本位与以士人阶层的价值观念为本位的两大系统，这就是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与士人乌托邦话语。它们彼此冲突，又相互渗透、相互转换，常常同时存在于某一思想家的学说之中。二者此消彼长，交替演进，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宏大而悦耳的交响曲。先秦士人阶层凭借着彼时极为特殊的历史语境，得到了建构自己话语体系的大好时机。古代贵族等级制的轰毁、政治中心

4、的多元化、君权系统对文化建构的无暇顾及以及诸侯国为自身的生存发展而对文化人才的急需等等，都成为士人阶层之主体精神空前挺立的巨大推动力。因此先秦士人在人格理想的追求与学术文化的创造上，均表现出令后世士人艳羡不已而又绝然无法企及的气魄和成就。汉唐以降，随着君权的不断强化，士人阶层的主体精神受到极大压抑，他们被君权系统所利用，完全沦为其工具的危险性越来越大，而建构能显现自身价值观念的乌托邦话语体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特别是自唐安史之乱至宋代重新统一天下这二百年间的藩镇割据与军阀混战，使士人阶层的文化建设几乎失去了现实的可能性与意义。这种情

5、形使得那些在灵魂深处依然希冀先秦士人之超迈精神的宋代士人痛心疾首。他们有感于士人精神之堕落、愤激于传统文化命脉之不继，常常扼腕而叹，如欧阳修有云：“学者不谋道久矣，然道固不茀废。圣人之书如日月，卓乎其可求。苟不为刑祸禄利动其心者，则勉24之皆可至也。”苏东坡亦云：“呜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语非不工也，政事、文学非不敏且博也，然至于临大事，鲜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陆佃称赞王安石时也说：“嗟乎！道之不一久矣。而临川先生起于弊学之后，不向于末伪，不悖于本真，度之以道揆，持之以德操，而天下莫能罔，莫能移。故奇言异行无所遁

6、逃，而圣人之道复明于世。”这都是讲，“圣人之道”——孔子所代表的先秦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体精神，久已失去，而今日士人之首要任务即是重新振兴是道，使先秦士人那种自尊自贵、敢于有所建树的进取精神再次得到发扬。钱穆先生尝论宋代士人这种进取精神云：“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出。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著天下的重任。（并不是望进士及第和做官。）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提出两句最有名的口号来，说：‘士当先天下

7、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时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最好的榜样。”可谓极中肯之论。宋代的政治文化环境既激发起士人这种自觉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又为它的张扬与实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建设运动便拉开了序幕。其于深度、广度以及精神的积极进取方面也只有先秦的诸子百家差可比肩。由此我们可以说，宋代特定的文化历史语境向文化传承与创造之主体——士人阶层提出的问题是：重新接续并弘扬先秦士人那种以道自任、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体精神，去积极创造，有所树立。而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没有辜负时代对他们的期望。二、宋代士人心态特征

8、之一：帝师意识的重新膨胀先秦士人主体精神的重要标志之一即是作帝王之师的崇高志愿。他们凭借着自身拥有的文化知识以及各诸侯国急需人才的客观事实，在各国君主面前“高自位置，傲不为礼”。如子夏之于魏文侯，子思之于鲁缪公，孟子、颜斶之于齐宣王，郭隗之于燕昭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