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问号———从李约瑟到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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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个问号———从李约瑟到钱学森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个地道的英国人，却比今日大多数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更像个正宗的中国人，而比起今日许多自诩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人或官方圈养的专家学者来，他也更像个有“孔孟之风”的谦谦君子。这一点，我们从他的中文名字亦可以想见：他服膺道家，所以其字为丹燿，又号十宿道人、胜冗子。 从过往的历史到中西交往越发频密的今天，像这样从行事为人到姓名字号都“比中国人更中国人”的西方人，其实远不止李约瑟一位。比如拜发行量堪比《圣经》的《毛泽东选集》之赐，在建国后二三十年里最为老一辈中国人熟知的美国人司

2、徒雷登先生。这位前燕京大学校长和国共内战时期美国驻中国的学者型大使，仅仅因为曾为国共和谈，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多方奔走呼号，以竭力避免中国人内部的自相残杀，以竭力拯救无数无辜的中国人的生命，所以直到尼克松访华之前，都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最为知名的，臭名昭著的代言人。作为在最高指示下不容置疑被钦定的犯人，他曾经背负数十年的骂名，直到今天还未真正洗脱。 在司徒雷登留守南京，试图代表美国与新中国作非正式接触，却眼看中共撕下民主自由的面具，彻底倒向苏联怀抱，之后随溃退台湾的国民党人黯然离开大陆六十多年后，另一个美国大使再次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他就是今天的美国人洪博培。从微博

3、上的出位言论，到带着中国养女去王府井打酱油，到对他很可能成为美国白宫的下一任主人的猜测，关于洪大使的各种传闻和说法也是千奇百怪，其版本简直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多，在官方有意的混淆黑白是非的谣言中，其真实性或出发点也渐显可疑。但可惜的是，不管是真民主还是搞破坏，由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在短期经济利益驱动下,以及出于对一个民主中国的真正崛起的担忧，多年来对中国大陆一贯采取的绥靖政策，加上目前中国当局对国内严峻局势的判断和对中东波的严防死守，所以爱出风头或爱跟白宫现任总统———向来喜欢模棱两可和稀泥的奥巴马———别苗头的洪大使，很可能在北京呆不了多久了。对此我们只好祝他

4、和他的中国朋友们日后好运。 相比上面这两位来自美国的，争议不绝的政治人物，李约瑟这个来自纯学术领域的英国人显然更能收获中国人的热情认同和好感。这就要看到，比起今天那些身在体制内享受种种既得利益，却一厢情愿想扮演第四权力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光荣角色，想要搭起官方和民间沟通与宽容桥梁，结果终于从帮闲沦为帮凶的伪知识分子们来，李约瑟这位身处中西制度和文化之间的“蝙蝠”却要独立和高尚得多。 1953年，爱因斯坦在一封信中曾经写下了关于近现代科学产生基础的著名论断：“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

5、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那些关注西方人眼里中国古代科学形态的人们或许会对爱因斯坦接下来的话不以为然“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发现居然(在西方)被做了出来。”和爱因斯坦一样，李约瑟对此“科学发现何以只发生在西方”的历史现象有相同的迷惑，但显然比起对现象的描述来，他更在意的是隐藏在背后的原因。为此他用自己的一生来证明了或反驳了爱因斯坦的这个看法。这正是他的独特之处。 一方面，在他毕生致力的中国科技史领域里，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本土学界实已渐次展开，李氏虽非最早的开创者，却系斯学最大的总结者。而另

6、一方面，据胡文辉先生的《学林点将录之“副榜头领之五河北降将卞祥”李约瑟》篇分析：“对于西方，他首度将中国古代科技的事实作出全面而有力的综述，击破科学史的欧洲中心观，故能一新天下之耳目；对于中国，他则以“鬼佬”身份极力表彰东方文明的贡献，最能赋予国人以知识尊严与历史光荣。他在中西两种语境中皆享盛名，即缘此耳。” 即是说，李约瑟先生以科学的学术研究，无意间满足了近代以来积贫积弱以至斯文扫地的中国人那脆弱的民族自尊心。这种客观效果，恰好和梁漱溟先生在五四运动完全否定传统的大潮下独树一帜，从传统内部的中国文化本位立场高举儒家“仁义中庸之道”的大旗，从而起到了激动人心，震动国

7、人心灵的效果一样，所谓异曲而同工，此即是他们两位虽然取向不同，所立各异，却都得以被鼓吹民族主义的党国和追寻断裂了的传统的民间双方所共同接受的原因所在。能在日益对立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的启蒙觉醒浪潮之间取得双方面的认同，这样的人物至今难得一见。 李氏早年在剑桥研治生物化学，著有三卷本《化学胚胎学》，为此分支学科的奠基者，与妻子莫伊尔（李大斐）同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FR　S）；因为导师霍普金斯及剑桥学术传统的影响，又留意哲学及科学史问题，无意间为后来的科技史研究奠定初步的知识基础。1937年，他所在的剑桥生化实验室招入三名中国学生，在交往中触发他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