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语中他者及漂浮着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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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镜语中他者及漂浮着城市电影的机构属性决定了它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特征，这种特征是通过影片建构的完整的形式系统并使之与外部社会环境发生作用呈现出来的。它表现为影片从文化上对世界的特定信仰的流露，是一种价值观的特性声明。[1]在一部电影里，意义与形式系统中的故事以及风格化元素息息相关，叙事成为了价值表达的直接手段。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James-on）认为，影像文本是一种新的“文化文本”，电影研究从叙事学（Narratologie）出发，通过对文本的叙事分析，可以让我们回到对文化的了解中去。“叙事”(narrative)就是讲述故事，就是罗吉·福勒所说的“详细叙述一系

2、列事实并确定和安排它们之间的关系。”[2]“故事作为一种经过主体重新结构并作用于一个特殊交流环境：‘讲述’与‘听述’5过程中产生的主体性品质”在作品叙事中呈现开来。[3]因此，无论是剧情片、电视栏目，还是纪录片，都是一种叙事文体，它们的叙事文本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文化范畴而独立存在，除与作者的创作意图相关外，还与社会、历史、政治、宗教、艺术等因素相关。它所输出的意识形态也是通过上述因素在形式系统之内的相互作用合力形成的。近年来，由于形象传播的需要，城市印象纪录片蓬勃兴起，逐渐成为了人们对自身历史反省和此地人文精神输出和认识的重要手段。城市印象纪录文本能否在意识形态传导过程中更多地

3、结合当地的文化特殊性，对解答当代人的心灵建设的普遍性问题进行贡献，从而形成具有独特性的文化扩张力，是这种类型纪录电影的创作成败的关键。5城市印象纪录片是以城市品格的表述和呈现为基本叙事，从对城市人文地理风貌的展示中建构城市形象、输出城市生活观念、表达基本价值观的纪录电影。与纪录片发端时期罗伯特·弗拉哈迪拍的《北方的那努克》、《摩阿拿》和《亚兰岛人》不同，弗拉哈迪的纪录片虽然习惯以地名命名，但他侧重的是表现命名地居民的人类学生存状态，表现人与环境的关系，城市印象纪录片表现的重心是命名地，它所纪录和呈现的当地风物、居民故事都是指向对城市品格的表现，以当地文化的影像符号的面目出现的

4、。这同时区分了肇始于1917年的欧洲电影先锋派运动所创作的“城市交响曲电影”。因为“城市交响曲电影”虽然通过无意识的抓拍手段和动力蒙太奇的剪辑方式结构大城市生活，表现人与街道城市的冲突，从城市空间的独特性表达对现代文明中人类生存的反思，但这种明显地受到维尔托夫电影眼睛理论影响的创作理念，更多地迷恋于构成影片时镜头之间的视觉和运动联系，动感的节奏和韵律，它对纯视觉形式的美学形态和表现功能的形式主义实验大于对影片意义生成及意义本身的关注，所以“城市交响曲电影”的创作主旨与城市印象纪录片是具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无论是当年的瓦尔特·鲁特曼的《柏林——大城市交响曲》、狄加·维尔托夫

5、的《带摄影机的人》，还是1996年《丹麦交响曲》，都不是或者没有达成我们现在谈到的“城市印象纪录片”的特征，这种分野更多地体现在特定文化内涵的关注视角和输出上。2010上海“世博会”前后，两部有关上海的城市印象纪录片《海上传奇》和《外滩轶事》的推出，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但遗憾的是，这两部影片没能够从对上海独特文化精神的建构方向上很好地阐释这个城市，最终走向了“奇观电影”。那些构成影片叙事的意象、镜头的场面调度和文本的形式结构最终在受众的视线中漂浮而过，影片自身的文化品格也因为对其所呈现城市的人文精神挖掘和阐释的不到位而泯身于巨大堆积的影像之中，仅因为商业推广的成功而成为瞬

6、时灿烂旋即消失的一道景观。米克·巴尔（MiekeBal）提出叙事文本是一种文化活动或5文化产品，他认为文化中只要相对于它具有叙事的层面都可以作为叙事来被感知和阐释。城市印象纪录片的使命是对城市形象进行塑造，展示此地文化的当代性特征。对城市形象的塑造其实是对当地的阅读和接受，源于既有文本中对当地形象的刻画及人文精神的观照，它们来自于创作者的体悟和再创造，有一定的原型基础再加上创作者个人的童年经验（他者对于此在的既往认知），于是形成了具有此地个性的体验和表达。影片在塑造城市形象过程中会与大量堆积的同类文本进行互文，经过历史、社会环境、自身处境、情绪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产生了关于当地

7、精神表达的集体想象投射物。这个投射物是物理与精神的结合，它是立体中的一个角度的印象。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印象纪录片构成过程中，塑造城市形象无可避免地带有对这个城市的文化当代性误读、变形、偏覆，或约定俗成的从众，从而造成了景观复制或是以形式的突破代替对城市文化内涵的创新性理解，使影片本身遁入“奇观”，《海上传奇》和《外滩轶事》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奇观性误读是可以通过城市印象纪录片的影像文本叙事表现出来的。5对城市印象纪录片的文化表达研究，仍可以沿着创作和接受两条路径进行。从创作的视角出发，影片中文化的表达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