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的礼法统一观

《论荀子的礼法统一观》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论荀子的礼法统一观内容提要：荀子是战国后期人，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儒学大师，就当时的政治格局而言，统一已是大势所趋；在思想文化领域，也由百家争鸣呈现出百家合流、大一统的态势，时代造就了荀子，他集百家之长，创立了著名的礼法统一观。荀子及其礼法统一的思想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独树一帜。他既反对儒家片面的强调礼治、夸大道德的作用而轻视法律的职能，也反对法家单纯的追求法治而忽视礼治的作用，强调礼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不忽略法的作用，主张既重礼又重法，二者并重不可偏废。文章认为，礼法统一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我们正

2、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若干重要关系，特别是在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的背景下，如何处理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关系，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作用。关键词：荀子礼法统一法治借鉴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深刻的社会变革反映到思想领域中来，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所谓“百家”，是说其学派之多，如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农家、纵横家、兵家、杂家等，各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对法的起源、性质、特征、作用、制定和执行，以及法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的关系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做出了

3、系统的论述，但是以儒法两家对法律的影响最大，其主要的法律思想是“礼治”与“法治”，主张“一断于礼”或“一断于法”。荀子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他立足于现实，对于各家的思想学说进行了剖析、评价和吸收，兼采各家，特别综合改造了儒家和法家两大学派，创立了著名的礼法统一观。LOcALHosT一方面，他适应战国末期的新形势，对孔子的思想采取了批判的继承；另一方面以“礼”为基础对法家之法进行批判地吸收，熔礼法于一炉，使儒法两家趋于合流，而且其内含远非儒、法两家所能及。一、礼法统一观的理论依据“明于天人之分”的天人关系说和

4、“性恶论”，是荀子礼法论的理论依据。（一）天人关系是荀子法律思想的起点和归宿，他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即天和人各有自己的职责，改变了以往儒家的“礼义出自天性”的观点。荀子从朴素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他认为，“天行有常”，即自然界的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并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事在人为，“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须“制天命而用之”，即利用自然界为人类服务，因而对礼法的探求，只能从人类社会自身入手。荀子在“明于天人之分”的基础上，继而提出了“明分使群”的概念，人类为了生存必须有“群”和“分”，荀子说：“水火有气而

5、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生、有知且有义，故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力多则强，强则胜物”（《王制》）。“故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富国》）。即，“群”是出于个人生存的需要，而“分”则是为了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群”和“分”又是必须由君主来掌握的理论①，“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不能相

6、事，两贱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则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王制》）。“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者，何也？曰：善班治人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王制》）。礼法、君主是为了“明分使群”而产生的。（二）人性问题上，荀子主张“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中包含有恶的因素，当这些本能向外扩展时，便走向了恶②。“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

7、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性恶》）。荀子认为顺于本性，必然与辞让、忠信、礼义文理相抵触，导致人伦秩序的混乱。另外人的欲望的膨胀，也会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破坏政权的稳定。“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性恶》）。人对物的欲望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对物的争夺，争夺则导致了国家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人性恶导致了这些混乱和争夺，消除无序和混乱，必须对人性进行改造，即要“化性起伪”，礼和法就是适应“化性起伪”而

8、出现的。“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性恶》）。礼义和法度是圣人制定的，用来改铸人性，改恶为善的，法则是保证礼推行的工具。荀子的起源论将礼义和法度相提并论，为其礼法统一的法律思想奠定了基础。二礼法统一观的主要内容及特征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故有必要化性起伪，靠什么来呢？通俗的说，他认为一方面要加强道德建设，发挥“礼仪”的作用；另一方面，还要注重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