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史学”研究-回顾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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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假设’史学”研究:回顾与思考：近年来，历史研究中的“假设”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众多学者针对“‘假设’史学”撰写文章，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研究取向上看，“假设”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反思功能；“假设”不是“编造、臆想历史”，更不会使人对历史“产生困惑，以致思想混乱”；应该重视偶然性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关键词：“假设”史学；研究方法；非线性史观；反思　　：K0：A：1009-0118（2011）-05-00-02　　　　历史研究中的“假设”方法，又称“反设事实”，即“虚构或思维实验，也就是对历史事实的

2、假设，假设某一事件未发或以另外的方式发生，历史会如何演变。”近年来，历史研究中的“假设”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仅《近代史研究》就先后发表了《评‘假如’史学》（房德邻，2005年第3期）、《客观历史的可能性与研究者》（王也扬，2006年第1期）和《不要在假设上浪费时间》。　　实际上，运用“假设”方法于历史研究之中，并不是新近才有的。早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就多次提到了“假设”的研究方法问题。他说：“科学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级而后成。初得一义，未敢信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仅一二分而已，然故假定以为

3、近真焉，而凭藉之以为研究之点，几经实验之结果，浸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达于十分，于是认定为定理而主张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人，或遂自废弃之也。凡科学家之态度，固当如是也。”上个世纪80、90年代，也有学者论及这个问题，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历史假设方法”还被写进了相关历史学理论著作。　　有感于李泽厚的《思想史的意义》一文中关于“‘假设’史学”意义的论述，房德邻发表了题为《评“‘假如’史学”》的文章，运用逻辑学的相关知识，针对李泽厚当年提出的一个假设命题“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

4、得多”，阐述了他关于“假设”史学的观点。从李泽厚提出的“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一命题谈起，认为“史学界将近10年的‘假设历史’的讨论，其核心就是在讨论反事实条件句的前件命题有没有‘历史根据’。”而认为关于这个“核心”问题的讨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假设本身就已经是“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未曾发生过，甚至是不可能存在、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也就没有必要讨论它是否有“历史根据”或“历史可能性”了。在看来，李泽厚关于“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的证明方法，“恰恰违反了逻辑学家所设的一条禁规

5、——不能用假设来证明反事实条件句的成立”。假设不能用假设来证明，“只能用已知事实（或定理）来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并没有‘假如’史学，而只有实证史学”。　　从多元的、非线性史观出发，王也扬认为，历史研究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客观历史的必然性更多地表现为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另一方面，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是多种多样的，“偶然性的天地十分广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某事物没有产生其预期的事实结果，并不等于这个事物在历史上就不曾存在过，也不等于它就没有发生、发展、变化的可能性。”历史研究中

6、的假设方法，正是建立在客观历史的多种可能性之上的研究方法。严肃、认真的假设，也才具有研究价值，它是“史学的一种可能性认定”。认为，所谓“严肃、认真的假设”，其判断的标准是看这个假设是否“建立在一定的‘历史根据’与‘历史可能性’之上”，而非“不着边际的凭空瞎想”。在这一点上，认为，与逻辑学等其他学科假设命题的前件，史学的假设“应该有所不同”，前者的确无所谓“历史根据”或“历史可能性”之类的讲究。因此，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考虑，“假如”史学“并没有什么毛病”。　　针对房德邻和王也扬关于“假设”史学的讨论，朱宗震认为：在承认史学

7、研究中，可以运用假设作为一种参考系统，来思考和理解历史运动的轨迹和规律。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如果假设是为了探索造成历史运动结果的复杂原因，那么，假设就是有价值的；而如果假设是出于对既存的历史道路的愤恨和忏悔，那是没有价值的。由此，他呼吁：“不要在假设上浪费时间”，而应该本着价值中立的原则，“如何尽量客观地理解运动的源流、时代背景、发生的原因以及运动发展的逻辑性”，这才是史学工所应该做的。　　从上述关于“假设”史学的不同看法可以看出，房德邻和王也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是源自于学科背景的不同。房德邻从逻辑学的理论和方法出发，认

8、为假设命题却可以用“假如……就会……”的方式来表达。“假如……”和“就会……”分别称为“前件”和“后件”。作为一个复合命题——“假设”——能否成立，就要看前件是否满足后件所要求的条件（明确条件或蕴涵条件），满足了就成立，不满足就不成立。　　20世纪80、9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登陆中国以后，其影响逐渐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