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的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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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氏兄弟的1917顾钧鲁迅周作人    1917年对于周氏兄弟来说是关键的一年，他们一个来到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一个决定摆脱沉默，为打破铁屋子而呐喊。这一年对于兄弟二人都是不平凡的，说是人生的转折点也毫不夸张，他们很快联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7年在鲁迅的帮助下，周作人离开老家绍兴来到北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这一年对于兄弟二人都是不平凡的，说是人生的转折点也毫不夸张，他们很快联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一　　1917年3月7日鲁迅日记有这样的记录：“上午寄二弟信，附旅费六十。”信的内容是通知周作人，他已经被北京大学聘请

2、，即刻北上。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上任伊始就着手改革，招聘思想先进的新派教授来最高学府任教。鲁迅知道这一情况后连写了几封信，推荐自己的二弟周作人，很快于二月底获得了蔡校长的首肯。蔡元培和周氏兄弟是绍兴同乡，1916年底蔡元培回乡省亲时见过周作人，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至于和鲁迅则可以说是老朋友了，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建立后，出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就聘请鲁迅来此任职。到1917年鲁迅当公务员已经整整五年了。　　周作人1911年秋从日本回国后，长期在绍兴从事教育工作。家乡虽好，但毕竟地方太小，才能难以施展。周作人精通日文、英文（包括古

3、英文）、古希腊文，对于日本和西方文学都相当熟悉。至于国学，则从小就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此后不断自修，水平与日俱进。　　1917年3月27日晚，周作人离开绍兴北上，于4月1日下午8点到达北京。花了这么长时间，固然是因为要顺路拜访几位亲友，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当时交通不便。周作人的路线是首先从绍兴坐船到曹娥埠，然后坐火车到宁波，再从宁波坐船到上海，路途不长，却要分三段来走。下面的路程同样不轻松，周作人回忆说：“从上海到北京，虽然已是通着火车，却并不是接连着，还要分作三段乘坐。第一段是在上海北站乘车，到南京的下关，称作沪宁铁路，随后渡过长江，从浦口直到天津

4、，是为第二段的津浦铁路，这时还要改乘第三段的京奉铁路，乃能达到北京。到得坐上了浦口列车，这趟旅行才算是大半成功，可以放了心，其实如误了点，在天津换不了车，也仍是有问题。不过那并不算是什么，因为京津近在咫尺，所以觉得已经到了家门口了。”（《知堂回想录·一○六》）如今从绍兴到北京坐高铁可以一气呵成，一百年前则要切割成六段，可谓行路难了。　　到北京后周作人入住绍兴会馆（原称山会邑馆）内鲁迅的寓所——补树书屋。第二天休息了一天，4月3日一早他前往马神庙北京大学拜访蔡元培，但不巧蔡不在学校，又去他家，结果也不在。4月4日一早周作人不去北大，直奔蔡家，但又扑

5、了个空。好在回来时收到了蔡元培的信，说第二天（4月5日）10点前来拜访。蔡元培当时住在东城遂安伯胡同。4月3日周作人在北大没有见到蔡校长，就让车夫拉他去蔡家，但因为蓝青官话说得很不标准，被车夫稀里糊涂地拉到了西城四根柏胡同，走了很多冤枉路，回到寓所时不禁有“昏眩”之感（详见周作人当天的日记）。　　4月5日蔡元培如约来访，老乡终于见面。蔡元培告诉周作人，由于学校已经开学，课程也早已排定，只能让周暂时担任北大预科的国文。这让周作人感到难以接受，因为国文毕竟非其所长，他萌生了在北京玩几天就回老家的想法。4月10日他再到北大准备正式予以回绝，但初次见面的

6、陈独秀、沈尹默等人均劝他留下。11日，周作人接到蔡元培的来信，任命他本学期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担任编纂（月薪120元）。周作人接受了这一工作，从16日开始正式上班，每天4小时（上下午各2小时）。国史编纂处本来不属于北大，是北洋政府为了省钱，裁撤国史馆，改归北大接办，除聘请几位历史学家外，另设置编纂员管理外文。周作人的工作是负责收集英文资料，这自然是考虑到他的长项。但据他回忆，“其实图书馆里没有什么东西，这种职务也是因人而设，实在没有什么成绩可说的。”（《知堂回想录·一一○》）不管怎样，这份差事是他愿意接受的。　　到了秋季新学期，周作人的工作内容

7、发生了重大变化，月薪翻了一倍（240元），同时也开始忙碌起来。9月4日他收到了北京大学的聘书，正式成为文科教授（同时还兼任国史编纂员），担任的课程是希腊罗马文学史（每周三学时）和近代欧洲文学史（每周三学时），因为都是新课，所以一星期的时间基本上都用在备课准备讲义上。一年下来周作人将讲稿整理成《欧洲文学史》一书，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于1918年10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周作人到北京后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最早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欧洲文学史。　　除了上课编讲义，周作人还积极从事研究。1917年12月北大设立研究所，分哲学、中文、英文三门，由

8、教员拟定题目，分组进行共同研究。周作人参加了中文门的“改良文字问题”与“小说研究”两组，其中第二组很快便展开了活动。周作人的第一份学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