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乐歌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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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堂乐歌教育研究一、新音乐教育之乐歌教育的产生学堂乐歌教育的产生,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探究,既有鲜明的外力作用,又有深刻的社会内因。外力作用源于帝国主义对华的入侵。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与列强的坚船利炮掩护下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大力宣传西方音乐文化,猛烈冲击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促使中国的传统音乐教育悄然发生着转型。此外,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势必影响到音乐文化的渐变,因而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教育改革的内在因素。当“中国封建时代的音乐文化产物传统音乐已完成了其作为主流地位音乐文化的历史使命,时代呼唤着一种新的音乐形态

2、的诞生,以成为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2](P116)因此,为抵御外侮、救亡图存,清政府先后搞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三次近代化运动,这在客观上为新音乐教育的改革提供了条件。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积极培养人才,开办了许多近代新式学校,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出现,作了教育硬件上的准备。然而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的失败,彻底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同时因战争失败而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迫使政治精英们意识到,只有向日本学习,走西方的道路,才能避免亡国的危机。因为处于同时期的日本在经历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

3、改革后,在使其建立起完备的西方政治、经济、教育体制,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时,还废除了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赢得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此外,由于中国与日本在地域上较近,能够节省一定的留学费用,加之受“中日同文同种”观念影响,日本成为中国人效仿的最佳选择。在戊戌变法中,维新派领导人热情宣传音乐对思想启蒙的重大作用,大力提倡兴办新式学堂、开设乐歌课、发展音乐教育,并提出改革音乐的主张,新音乐教育改革是循序渐进的。早期改革人士的推崇,为学堂乐歌的传播推波助澜,如梁启超主张“今日不从事教育,苟从事教育,则

4、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万不可阙者。”[3](P62)清末新政中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将“乐歌”列为学校必须开设的课程之一,加速了乐歌教育在学堂教育中的普及进程。当“1912年共和国建立后,尽管政治、经济的混乱仍然困扰着各阶层的中国人民,从当时的教育主管部门讲,对于继续推行新的教育体制和发展新的音乐教育还是重视的。”[4](P98)因此,从清末到民初,学堂乐歌具备产生与发展的客观条件。其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在效仿西方音乐文化的实践中,开创了中国近代音乐发展的新局面,接下来笔者就以学堂乐歌教育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

5、挖掘清末民初新音乐教育在“硬件”与“软件”方面的创新。二、新音乐之乐歌教育在“硬件方面”的创新相较于中国传统的音乐教育,以学堂乐歌为代表的新音乐教育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乐歌创作与乐器选用、乐歌教学机构与教授科目、乐歌传播载体与教授对象、专业乐歌教育家的培养等方面。1、乐歌创作与乐器选用中国传统音乐中的秦汉时的鼓吹乐,魏晋时的清商乐,隋唐时的琵琶音乐,宋代时的细乐、清乐,元明时的十番锣鼓、弦索乐等都是根据现成歌词、曲牌,填以新词,多以坝、罄、箫、笛、琴、笙、竽、鼓等传统乐器为伴奏,并且以个人独唱辅以乐器伴奏为主,

6、例如琴曲《广陵散》《梅花三弄》,琵琶曲《十面埋伏》《夕阳箫鼓》,筝曲《渔舟唱晚》《寒鸦戏水》等等。相对于中国传统音乐教育而言,学堂乐歌则将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带入了“以借鉴西方高度声乐化和高度器乐化的音乐形式为代表的专业音乐创作阶段”[2](P116)。学堂乐歌的歌词风格主要有“白话词风”和“典雅词风”两大类。歌曲基本上是用与西方和日本相通用的简谱或线谱记载的,根据现成曲调填以新词而编成。如“白话词风代表沈心工填词的《拉纤行》是根据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的曲调填词的。而学堂乐歌的编创手法带有我国传统音乐中’一曲

7、多用’和’一曲填词’的创作痕迹,但其所用之曲与所创之歌却成就了一种新的音乐形式。”[5](P32)此外,与中国传统音乐教育的乐器对比,学堂乐歌的乐器多以西洋乐器为主,如风琴、钢琴、提琴等,伴随着乐歌的学习进行技艺的传授。学堂乐歌作为清末民初时期在新式学堂和社会上广泛流行的一种歌唱形式,由于它最初仿效日本音乐教育模式,所以在学堂乐歌创作的初期,它的曲调大都来自日本以及欧美,由中国人以中文重新填词而成。随着民间曲调的选用,学堂乐歌才进一步民族化。随着乐歌歌词内容的多样化造就的学堂乐歌为后来的工农歌曲、群众歌曲等歌曲

8、的创作直接提供了范本。因此,乐歌教育在歌曲创作技法与乐器选用方面的新变化,是西学东渐的结果,标志着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传统音乐教育向近代音乐教育的转变。2、乐歌教学机构与教授科目中国古代的音乐教学机构,自西周的大司乐开始,已建立起比较完备的音乐教学机构体。汉朝设有乐府以习汉乐,唐有大乐署、吹鼓署、教坊和梨园,宋代沿袭前代的教坊等音乐机构。这些音乐机构相对于学堂来说教育色彩较淡,更多的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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