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消亡论”与“异化转换论”的症结及“异化贯彻论”的出场-论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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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O月学术交流Oct．，2014总第247期第10期AcademicExchangeSerialNo．247No．10·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异化消亡论"与“异化转换论”的症结及“异化贯彻论"的出场周露平(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20043；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江苏苏州225600)[摘要]关于马克思的“异化”存在着两大争议：“异化消亡论”与“异化转换论”。“异化贯彻论”认为。异化问题通过经济批判的路向一直贯穿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至“资本论”(《资本论》及手稿)，~e(4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到“资本论”的“雇佣劳动”，其本质性的内容没有改变，都是对资本社会的生产本质的提炼，只是后者对前者进行现实的论证与理论的推进，体现出异化研究的“贯彻性”。[关键词]异化消亡论；异化转换论；异化贯彻论[中图分类号]A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4)10—00l4—07马克思“异化”概念的早期阶段与成熟时期是否具有延续性，一直存有争议。国内有两种观点很有代表性：俞吾金先生认为异化概念存在着一个内在转变——“道德评价优先”向“历史评价优先”的转换，强调前后期异化内容有联系，可称之为“异化转换论”；段忠桥先生认为异化在整个马克思思考中除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外，后期虽使用过为数不多的“异化”概念，但其异化内容却弃之不用了，可取之为“异化消亡论”①。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都是建立在马克思整个思想史的角度，一个侧重的是异化的全面效应，一个偏重于异化的哲学局限。我们以为，异化概念的内在经济批判意蕴决定着异化内容的前后延续性，把问题回归至《44手稿》至“资本论”(《资本论》及手稿)等文本之中，就会体现出“异化贯彻论”的特质，这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个是异化的表述内容是贯彻的，即前后期的思想关联是一致的；一个是异化的运思方法是贯彻的，即前后期的逻辑形式是统一的。一、“异化消亡论”的症结与回避“异化消亡论”是建立在两大立论基础之上的：一个是异化不是唯物史观的内容，毋宁说，是一个过渡环节，跳过这个环节它的内容就失效了；另一个是异化概念只是哲学意义上的使用，而非其他意义的①具体见段忠桥与俞吾金的争论。段忠桥先生的《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与俞吾金教授商榷》，《江海学刊》，2009年第3期；俞吾金先生的《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收稿日期]2014—07—08[基金项目]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资本哲学的现代性理解”(c)(JJ—2Ol3—422)[作者简介】周露平(1980一)，男，江苏高邮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哲学与经济学研究。·14· 理解之可能④。窃以为，异化概念首先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使用，是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之后形成的，其次才是哲学意义上与社会学内涵上的使用。因此要明确的是，《44手稿》包含着“三大批判”：哲学批判、经济批判及社会批判，它们都是围绕着异化内容展开的，只有经济批判维度的异化内容才一直贯穿至“资本论”研究。第一，经济批判为主体的异化。它是整个《44手稿》最重要的理论核心，而非过去所认为的对象性活动或感性活动。经济批判的内容是以异化劳动为主体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在此，异化劳动理论其实是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的初次表达。从手稿的布局来说，一方面从内容上，笔记I(即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内容)占据了整个手稿的相当大篇幅，另一方面，从笔记的主题来看，马克思行文开始于“斯密教条”，谈论了价值的三大来源：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尽管此时局限于经济学知识，但他已经触及到经济学核心问题：劳动创造价值。但是工资作为劳动报酬，却是最少的部分，所以马克思提出，“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原因在于劳动本身是异化劳动，三者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由此，马克思开始思考异化劳动背后的私有财产问题③，因为它在经验层面上决定着异化的产生。因此私有财产问题成为马克思自《莱茵报》时期的“苦恼的意识”之后，亟须要理解的主题，并一直延续至“资本论”时期，转化为“工业资本”，尽管此时马克思还未参透私有财产的运行机制与发生原理，但是已经抓住异化的关键，即私有财产发展至特定历史阶段才有可能有异化劳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而异化劳动则以雇佣劳动呈现，显而易见，这是一个经济学话题。所以，马克思对异化的理解是建立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之上，这为马克思后来“资本论”的研究话语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出口。究其原因，首先，异化为“资本论”研究提供了最基础性的话题。恩格斯说过，马克思一生两个最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这两大发现起源于异化的研究，前者是在对黑格尔哲学以及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立场上形成，是哲学批判维度上的清算，形成了实践为主体的历史唯物主义；后者是从古典经济学的内容出发，即清洗它的理论前提：劳动并不是对象性活动，而是异化劳动。由此得出异化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形成私有财产，这当然要经过一系列的理论论证，才能形成“资本论”的研究话题：雇佣劳动制度与工业资本。此时马克思有了初步的理论自觉：私有财产问题不能仅仅归结为财富一般，应该澄清其背后的特定社会关系，私有财产的来源问题就是异化劳动关系，即“资本论”探讨的是以劳动力的买和卖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关系，劳动的异化性内容在此被准确地理解为对象化劳动剥削活劳动的过程。其次，异化为“资本论”研究提供了初始内容。这就是“异化”劳动的四重性：第一，异化劳动的前提。资本生存方式下的商品生产模式表现为，商品是物化劳动产品，却由于资本的占有制度，商品生产归资本家所有，变为敌对力量统治劳动者。第二，异化劳动的具体过程。资本生产过程由于无限制的获取剩余价值，必然要对劳动力的工作日进行控制，生产过程必然是一场残酷的剥削过程，劳动本来是对象化活动，却变成劳动受压迫的过程。第三，劳动本质的扭曲。劳动是人的类本质的体现，“类本质”其实就是人的实践性本质组成的生产生活内容，同时又以意识内容予以保证，在资本生产过程中，人使自然生活成为自己的附庸，在意识层面上表达为拜物教的内容。第四，社会关系内容的变异。异化劳动创①东欧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者却走入另外一种批判思路：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实践理论，是关于理想和伦理的人性的理论，具体参见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这将异化提高到社会批判的层面，进而取代后期的异化的科学化分析，这显然是有问题的。②恩格斯就曾说过，唯物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得以草创，这个判断是站立在哲学批判的维度之上，实践是马克思的哲学理论最高点，这是正确的。因而纵观马克思《44手稿》三大批判的时代效应与理论归宿，经济批判更应该是马克思此时的核心理论任务，因为他要解决的是私有财产的来源问题，即古典经济学的合法性问题。③学界关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是否是循环论证，一直存有争议。笔者认为，从经验层面上说，是私有财产决定着异化劳动，然后两者相互作用；而从逻辑层面上讲，显然是异化劳动决定私有财产，因此异化问题是私有财产问题的先导，这只有到“资本论”分析大工业生产时才得以显现，具体参见拙文，《马克思“本体论”的姿态：一种批判性拒绝》，《中州学刊》，2014年第5期。·15· 造出一个异化的社会关系，这个关系最集中的表达为雇佣劳动，劳动者“一无所有”到自由得被资本家所剥削，这形成的是全面化的异化社会①。这四个内容尽管不是“资本论”研究的全部，但是却为“资本论”提供了支柱性的论证内容。最后，异化为“资本论”提供解决人类发展道路问题，这显然是从经济学内容上思考的。马克思曾说过，共产主义社会具有经济性质⋯。异化的扬弃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所以马克思从《44手稿》至“资本论”期间一直在探讨异化的内容与如何扬弃之，如“资本论”时期马克思从本质上把控了劳动力是整个资本社会的增殖秘密，由此在整个三卷本中他详细地探讨了劳动力商品如何异化及扬弃异化的可能②，等等。所以，经济批判维度下的“异化”概念是《44手稿》的理论核心，一直指引着马克思如何从具体经济事实中去发现异化内容及如何扬弃之，这当然是在“资本论”时期完成的@。接下来的哲学批判与社会批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围绕经济学批判展开的。第二，哲学批判视野下的异化。它是对黑格尔哲学以来的一次彻底清算，特别是对黑格尔哲学关于异化思路的批判。在黑格尔那里，异化是精神的对象化，他设立人=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就是异化了的对象，是否定性存在，而异化之扬弃必然是对这种空洞的抽象进行空无的否定，“因此，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的活动，就成为这种活动的纯粹抽象，成为绝对的否定性”l1，这是意识想象中的活动，异化的解决必然是脱离现实内容，表现为一种抽象形式、逻辑范畴的思维存在。异化是绝对精神的发展的一个环节，绝对精神本身就是无，所以马克思在此意义上批判黑格尔的空无的异化概念，将异化的内容指向了现实的自然与社会。这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对象性活动本身不是一次思维活动，而是现实活动过程，一个是对象化的内容生成于人类的现实感性活动之中。因此黑格尔将异化限定于思维精神的范围之内，而马克思将它引向了实践，这就是后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或者更后来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文本之中，马克思在《44手稿》中已经解决了异化的哲学批判，之后创立了唯物史观的内容。但可以发现，马克思在这些哲学文本中已经不再使用“异化”概念了，究其原因是“异化”本身作为旧哲学的概念被扬弃了，而取而代之的是现实个人的感性活动或实践概念，如，“这种‘异化’(哲学家更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亡”，之后，马克思将这种异化化解为一种经济学批判的话语，“要使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弼，必须让异化将人类变成“没有私有财产”的人，并与把控私有财产的世界相对立，之后马克思开始谈论生产力与共产主义的问题。此时的异化是一种经济学批判意义上的使用，而非哲学上的理解。毋宁说，异化其实只是退隐前的一次哲学出场，或准确地说是一次告别仪式：包括黑格尔在内的旧哲学的“异化”概念已经被新的经济学内容充实的异化概念所替代，因此解决异化的任务已从意识领域转向至现实经济内容。所以哲学异化的退场昭示着经济学中异化概念的出场。第三，社会批判视域中的异化。社会批判的重要任务就是消除异化，建立新的社会内容，其内在的理论基础仍然是经济批判维度。手稿指明了私有财产与客体化的劳动之间的对立，即后来的《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之间对立”的内容。马克思认为，自我异化的扬弃与异化是同一的，私有财产客体性无法呈现出这种统一性的内容，只有它的主体性方面——劳动的异化才能公示①在此，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有趣的对比，是建立在马克思关于“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理论的运用，方便我们看出马克思前后理论的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②这可以仔细研读《资本论》第1卷的关于剩余价值问题等，而其他两卷本虽然从具体环节中论证了剩余价值的形成路径与转化方式，但其基础还立足于劳动力是商品这个本质问题上。③费彻尔同样也认为，早期的著作至少有两点需要加以关注：一个是它为“资本论”研究提供了具体的动机；另一个是“资本论”研究“内在的而且也部分外在地包含着那些对异化和物化的批判”，具体参见，《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6页。④如张一兵先生就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由于问题的视角转向研究分工，离开了《44手稿》中的异化视域，故“异化是一个哲学逻辑的规定，而分工是一个经济学的实证概念”，从而实现从价值评判到实证评判的转变，“一般哲学理论阐述”转向“直接面对真实历史的实证批判”(参见《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2页，第474页)，我们以为，研究分工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异化的发生根源：自发分工引发异化劳动的问题，这是哲学批判维度的必然路向，同时它是围绕异化的经济维度展开的，没有这个维度，哲学维度就无法呈现。·】6· 出这个秘密，普鲁东就是认为通过平均化私有财产来消亡私有财产，这是私有财产的自我扬弃，而未到达扬弃异化劳动，他的观点肯定是失败的。所以他的社会批判最终导向一种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与完成，而非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社会批判首先应该是经济批判，普鲁东的共产主义“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u¨，他虽然了解私有财产的概念，却无法把握住它的本质——异化劳动的内容，其实它就是资本社会的雇佣劳动内容。此时，因受制于经济学知识与社会批判的要求，马克思只能指认到，共产主义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的含义就是经济运动之中，人与对象化世界、人与社会之间的内在统一，此时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对立关系在此得以初步解决，但是这种解决的可能只有在私有财产批判(经济批判)视野下才有可能，“不难看出，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济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_1Jl踮。社会批判的内容，其实就是私有财产的经济学批判过程，“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J】瞄，只有找到私有财产的异化根源，才可以确立未来社会的内容。总之，可以总体框定一下《44手稿》关于异化概念的理解思路：经济批判维度是整个手稿的理论制高点，形成了与“资本论”相呼应的话题，一直延续至《资本论》；哲学批判维度与社会批判维度只是围绕经济批判维度而展开，哲学批判形成的是哲学最高点，即唯物史观，它萌芽于《提纲》、草创于《形态》、完成于《哲学的贫困》与《共产党宣言》等文本；社会批判形成的是共产主义理论，最终形成于《贫困》《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文本。所以，三大批判都是围绕异化劳动展开的，其中经济批判是整个《44手稿》全部理论的制高点，它提炼出两大经济学语境：“私有财产”问题与“异化劳动”问题，将之贯彻到“资本论”的“资本”问题与“雇佣劳动”问题，这才显示出异化的前后思想的“贯彻性”与“一致性”。所以段先生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真实语境，即在经济学视域中讨论之，它并非仅仅是一个哲学概念，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资本论”经济学批判时期，马克思突然又开始使用异化概念的原因①。二、“异化转换论”的误解与出路“异化转换论”承认，异化一直贯穿于马克思思想的始终，但存在一种“道德评价优先”与“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转换。“异化转换论”的误解是强调马克思对异化理解的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断裂性”，我们以为，“异化”自始至终仅限于经济学视域内的讨论，无关乎道德与历史评价哪个优先的问题，即异化内容前后保持着原则上的一致性，《资本论》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44手稿》中异化内容的验证与推进。从(4手稿》至“资本论”这个漫长的研究之路，马克思一直思考异化内容，《手稿》中已经将之确定为私有财产关系。私有财产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三大内容：“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并预设着异化的消亡可能，即“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llJl，整个对立的极端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是随着马克思对机器大工业研究的深入，私有财产本身已经无法涵盖出资本生产的全部内容，在《贫困》、《宣言》以及《雇佣劳动与资本》等文本中，马克思指向了社会的本质内容——资本及其增殖过程，这样《44手稿》的问题就转化为“资本论”的课题：劳动力商品问题、资本问题以及劳动力商品与资本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消除劳动力与资本的对立就是异化问题的解决。我们看到正是这三大问题，引导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逐步回答了《44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内容。第一，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问题。在《44手稿》中，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经济学问题：异化劳动的表现为劳动与资本对立，但其原因的求解，直到《资本论》，才得以根本性回答，劳动本身不与资本对立，而是劳动力作为商品与资本对立，对立的原因就是雇佣劳动制度，即大工业生产条件下的异化劳动内容，其实也就是资本劳动的二重性。其表述为，具体劳动生产出使用价值，抽象劳动生产出价值，具体劳动①如波兰的亚当·沙夫在回应阿尔都塞的断裂论时就明确，异化是贯穿于马克思整个思想环节之中的，“马克思在所谓的断裂之后依然继续讨论异化问题并继续使用他青年时代的术语”，异化问题一直是“资本论”的内在话题，具体参见《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8页。·17· 必须经过社会关系才能转换为抽象劳动。而抽象劳动支持下的价值系统，展示的是资本社会关系，即通过劳动力这种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转换化为社会一般劳动，从而获取超额的剩余价值。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因无法分清劳动与劳动力之间的区分，而走入循环解释的怪圈：劳动是商品，工资是劳动的价格，衡量商品价值的标准是劳动，衡量劳动的标准是劳动价值，因而劳动价值又是商品价值的标准，则出现了劳动与劳动的价值共同决定商品价值的矛盾认识。马克思则在劳动的二重性基础之上，进一步区分开了劳动力与劳动，劳动力有使用价值与价值之分，它的使用过程就是劳动，一方面，其使用价值就是能生产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即生产出超出自己价值的能力；另一方面，其价值则是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是维持劳动力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此时马克思发现了劳动的异化内容：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能够创造出超过劳动力价值的超额价值，这个超额价值量就是剩余价值(无酬劳动、剩余劳动)，剩余价值本身却由于劳动条件与劳动者分离而转化成对象化劳动即转变为资本，进入下一个生产阶段。马克思发现了异化的核心秘密：是劳动力转变为商品，进而通过劳动过程，生产出超出劳动力自身价值的无酬劳动部分(剩余价值)，这就解决了《44手稿》中遗留的问题：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关系究竟是什么，它是劳动力生产出剩余价值后转变为资本，通过异化劳动(雇佣劳动)来控制生产内容与社会生活。第二，《44手稿》笔记I中“三大异化问题”得到了详细地论证。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三大收人问题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原发性话题。“斯密教条”认为，三大收入决定着商品价值，而马克思认为三者的并存是社会分配斗争的结果，因为工资、利润与地租都是来自于劳动力生产带来的无酬劳动。因此马克思详细解释了工人的异化性生存，反驳了工人“自由性”与“独立性”的假设；资本家的“预付资金”等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讨论了资本对劳动力剥削的不合理性，当经济学家认为资本家预付资本(“预付基金”)应该获得收益时，马克思通过研究劳动力价值与生产资料的价值在生产剩余价值中的作用，得出劳动力价值是剩余价值(资本利润与地租)的来源，生产资料的价值同样也是由于上一个阶段的工人的剩余劳动转移至产品中的，所以马克思将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可变资本是产生出无酬劳动的劳动力价值，而不变资本是不改变自身价值而逐渐转移至产品的价值，这样就揭开了剩余价值的剥削之谜。因此三大问题直接引导着《44手稿》中的异化内容的解决：劳动(力)创造价值，同时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两者都来源于工人的劳动，而非其他。随后，马克思详细谈论了工资的本质就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而不是全部劳动的价值，无酬劳动部分转化为剩余价值，变成了资本的积累。资本的利润与地租是这些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过程，但是被掩盖在流通过程，以流通资本与固定资本形式存在。第三，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具体分析。由于《资本论》直接指认到劳动力的使用导致了剩余劳动产生，并作为异化力量成为资本统治的物质性手段，《手稿》就明确地指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同时当“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就是说，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Jl∞，这就点明了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有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被揭示出来，马克思通过雇佣劳动与工业资本来揭示这个问题。这包括两大任务：一个是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的当代表达是什么；另一个就是人通过什么样的劳动异化的方式引发这种普遍性私有财产。马克思已经提前告知了他的解答方式——“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成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只有从人与劳动的关系出发，“问题本身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LlJl船这两大任务的挖掘与提炼，马克思经历了很长的研究时间，最终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确定下来，然后变成历史性课题在“资本论”时期得以论证并予以解决。第一个是私有财产的当代表达就是工业资本，机器大生产下的资本形态保证了生产的积聚效应。第二个就是工业生产下的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在《57—58手稿》中就详细分析了资本的①《资本论》第3卷专门讨论了“各种收入及其源泉”，这三种收入形成了一种“三位一体的公式”，其错误的根源在于忽视了总产品与总价值之间的区分，其中不变资本(c)被人为地去除，目的在于掩盖资本的剥削性。·l8· 本质内容与雇佣劳动的表现方式，它从货币开始一直至资本，完成的是资本发展的详细论证，得出资本的产生根源于劳动的异化状态：雇佣劳动。同时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与劳动的两个前提：第一个是两者作为独立的形态相互对立，“因而两者也是作为异己的东西相互对立”2J，在资本的推动下劳动的无酬部分转变为资本，逐渐替换掉资本家的投资部分，形成不断增强的资本力量。第二个是劳动的使用价值与资本的价值之间的对立。这样对立的结果就是资本的价值不断以对象化劳动内容的存在，不断剥削着活劳动的使用价值；人由于只能作为活劳动存在，只能是生产剩余劳动的异化存在，即工人。马克思在此主要交代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异化性质，呼应着《44手稿》中劳动与资本对立的内容，尽管《57—58手稿》由于没有弄明白价值问题，而无法区分开劳动与劳动力④，但已经将理论推向了《44手稿》中所要解决的“异化”的关键性内容：价值体现出的是社会关系，异化只是价值在特定社会关系的特殊表现。三、《资本论》的“异化贯彻论”的出场“异化贯彻论”反映出的是，《资本论》是对《44手稿》以来的异化经济学思考的具体总结与详细论证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论证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呈现出异化的经济批判的全部内容。在此由于篇幅限制，简要地归纳出《资本论》的异化诠释的主体内容。第一，劳动力商品是雇佣劳动与资本对立的本质所在，这是整个《资本论》的理论展开的立足点。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性在于能获取一种能增殖的源泉，即购买与消费劳动力，从而使劳动对象化，并带来价值增额。所以整个资本论其实就是剩余价值论，它的本质基础就是劳动力的无酬劳动，这就可以回溯性地诠释了《44手稿》中异化劳动的本质：异化劳动其实就是生产无酬劳动过程。第二，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保证了雇佣劳动与资本存在的延续性。这是商品生产规律向资本生产规律的本质转换，“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_3J6卜。所以无论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剩余价值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进而保证了资本生产连续，显然，雇佣劳动制度下的劳动力等价交换规律在此就表现为资本家占有和剥削剩余劳动规律，因此雇佣劳动为资本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无酬劳动，因此《44手稿》中，私有财产的本质来源就主体的劳动异化在此得到了详细的论证，劳动不是古典经济学视野下的财富本质，雇佣劳动才是资本的本质来源。第三，工业分工的发展更加验证了资本带来的异化内容。如，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的讨论，马克思又回到了《44手稿》中要明确的问题：既然是异化劳动产生私有财产，那么异化劳动本身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尽管在《形态》中，马克思由于受限于经济学知识把握，只能指认出是自发分工决定了异化劳动，并将问题引向了如何解决自发分工问题，初步提出解决它的路向：建立共产主义社会④。《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已经明确了资本社会中自发分工的发生机制，它来源于工业生产的内容，其背后就是资本支配下的雇佣劳动模式。马克思区分了工场手工业时期存在着两种分工：工场内部分工与社会分工，两者的分工本质是不一样的，“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中介，是各种经济社会形态所共有的，①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仅用了一次“劳动力”概念，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57—58手稿》的前半部分。参见孙乐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马克思经济哲学问题的新突破》，《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②费彻尔虽然也提到，“《资本论》冷静的、注重客观细节的叙述与《巴黎手稿》完全批判的道德分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他还提醒我们注意，“马克思的目的始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既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又意味着对它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说中的理论反映进行批判”，因此在《资本论》阶段，马克思的重点是经济学上的诠释任务，试图通过异化来揭开资本的运行秘密，具体参见，《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1页。③马克思在《形态》中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过这个范围⋯⋯。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这就是自由分工的内容，是解除了《44手稿》中异化力量对人的活动控制。具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7页。·】9· 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J4。所以(44手稿》、《形态》时期，马克思的理论视域还处于工场手工业时期，其所谈论的异化内容具有某些道德评价的色彩，但绝对不是俞先生的“道德评价优先”的断定，因为马克思提出了要消亡工场手工业自发分工的现实要求。但是到了“资本论”时期，他不仅揭露了工场手工业时期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更为关键的是，一种新的分工取代了社会分工与工场内部分工，即机器分工。它首先将人的主体性内容转向为客体关系。人的异化内容从局部工人向总体工人即失业后备军转变，机器开始排挤工人，“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资本借助机器进行的自行增殖⋯⋯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控，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亡”_3J49，道德评价的外衣仍然显现，但其内容是批判机器分工带来的现实性异化；其次，机器分工具有普遍性的吸附作用，极大地扩充了劳动力的来源。马克思详细分析了工人阶级的异化状况，如，资本对补充劳动力的占有、工作日的延长、劳动强度的增强等J4∞，这些都是建立在机器分工的基础之上；最后，机器分工的说明集中表现为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对抗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充实了(44手稿》对于工人异化的论证。因此，关于异化的内容，马克思自始至终都在讨论，可以这样说，《资本论》是对《44手稿》中异化问题的现实提炼与详细论证，施里娃同样说过，“异化现象不仅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价值增值的过程有联系，而且，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中无法控制的社会化，也应该纳入异化概念的内容”-4j，也就是说，只有经济批判的维度一直贯彻于马克思研究过程，将《44手稿》中异化内容转换为《资本论》的“雇佣劳动”内容，这样就不可能得出马克思被定位为传统哲学家之误解①，却显示出异化贯彻论的本质内涵就在于异化的宏旨——异化的经济批判内容。同样，在东欧，当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②试图绕开社会主义改革的可能，直接从前苏联样态下的“异化内容”去讨论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将异化内容仅仅停留于《44手稿》时期的“人道主义”内容，因此波兰的亚当·沙夫在这个意义上去定位，真正的马克思的内部已经包含有人道主义，显然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成为反对前苏联集权模式(“技术官僚与政治官僚”制度本身)过程中，异化理论成为最好的武器，因为它能从官僚集体主义制度下争取个人解放的可能]。所以，异化理论在东欧马克思主义那，跟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把控或准确地说是文化批判、社会批判、制度批判(统治技术层面上)，而非一种经济层面上的批判，这显然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运思有本质性的差别，如，前南斯拉夫的加约·彼得洛维奇和鲁迪·苏佩克、捷克的卡列尔·科西克和雷德万·李塔西以及波兰的莱斯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等都是从个体人的角度主张了意识形态的要求，因此他们无法进入资本主义的当代研究视域之内，反而被资本逻辑所捕获，成为其另一种意义上的论证者与提示者，显然忽视了马克思“资本论”时期的异化理论的科学化论证的要求与经济性批判的立场。[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O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23．[3]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马克思·豪森．论马克思著作中拜物教、异化和意识形态的联系[J]．哲学译丛，1988，(1)．[5][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298．[责任编辑：余明全程石磊]①这种误解最大的阐述者就是海德格尔，他认为马克思仍然是一位形而上学家，并以意识形态的形式保存在生产的话语之中，具体参见《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丁耘译，《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②它是指“西方对这些国家社会主义的内部批评家的主张的一种称呼”，具体参见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95页。·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