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近二十年经史关系问题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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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析近二十年经史关系问题研究述评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中国经史关系及其发展演变情况的梳理，周予同、金景芳、刘家和等老一辈学者曾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解决了不少宏观上的大问题，其中以周予同先生对经史关系演变的基本观点最具代表性:史由附于经(两汉)，而次于经(魏晋至隋唐)，而等于经(宋至清)，以致现在的经附于史，有其一定的过程。近20年来，学界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经史关系及其在不同时代演变发展的基本情况和特征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探讨。首先，关于经史流变总体走向的研究。汪高鑫总结了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经史关系的不同特点:先秦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决定了此后的经史因缘;汉代是中国经学兴

2、起的时代，史家崇经意识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玄化倾向，具体表现在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经学不同导致史学风格的迥异等方面;隋唐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经史同步大总结局面;宋明受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理学的影响，史学出现明显的义理化倾向;清代经史之学经历了从清初实学思潮，到乾嘉考据时代，再到清中期后今文经学的援经议政和史学注重明道的过程。向燕南从学术思想史演进的角度出发，梳理了宋明时期经史关系从荣经陋史到六经皆史的演化历程，他认为从王安石、二程、朱熹荣经陋史，到王阳明五经亦史说的提出，客观上提高了史的地位，后世明儒逐渐摆脱心学束缚，从文献和经世致用角

3、度提倡经史并重，最终发端了六经皆史说。汪高鑫则从《汉志》史附于经现象、宋代荣经陋史说和明清六经皆史说出发，对中国古代经史地位尊卑问题进行论说，得出以下结论。其一，《汉志》史附于经只是一种目录分类现象，不能作为汉代史学依附于经学的依据。其二，就宋代程朱理学来说，荣经是实，陋史则不确;尊经是实，卑史则不尽然。其三，明儒不以尊卑论经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无贬低经学之意蕴。这些宏观角度进行的论说，突破了历史分期的限制，对中国经史关系的变迁及其背后因素进行了高屋建瓴式的总结和分析，全面展示了中国经史关系流变的面貌和不同的时代特征，推进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其次，关于各历史阶段经史关系的

4、研究。近年来，学界对不同历史时期经史关系的基本状况做出了初步的总结。第一，先秦经典与史学。刘家和对中国古代史学形成过程进行了思考，肯定《尚书》是先秦史学以史为鉴阶段的代表之作，《春秋》则是以史为法阶段的代表之作。由于《尚书》与《春秋》皆为六经著作，其实也就等于论述了二书亦经亦史的性质。汪高鑫认为，先秦虽没有经学，但六经普遍具有亦经亦史的性质。先秦的经籍与史籍皆须溯源到孔子整理而成的六经。六经不单是儒家典籍，作为先王之政典也为史或史籍;随着后来六经地位的提高，它们内蕴的思想更是对后世史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二，两汉的经史关系。学界普遍认为，两汉经学对史学的决定性作用是两

5、汉经史关系的最显著特征。汪高鑫认为，两汉经史关系的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学术分类来看，史附于经，汉代史籍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而是主要依附于经书六艺略的《春秋》经下;从史家的经学态度看，无论司马迁还是班固都具有浓厚的崇经意识;从史学思潮的发展上看，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汉代史学思潮产生重大影响。庞天佑将汉代经学对史学的影响总结为七点:经学发达为汉代史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经学深刻影响汉代史家的知识结构;经学直接决定了汉代的史学思想;经学为汉代史家提供了大批宝贵史料;经学与汉代史著体例的创新直接相关;汉代的经学与史学都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经学与汉代史家治史方法有着密切关系。

6、第三，魏晋南北朝的经史关系。对魏晋南北朝经史关系特征的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史学的玄化现象。汪高鑫认为，玄学的才性之辨影响了史学的人物品评，玄谈之风兴盛影响了史学的历史评论，玄学的自然与名教之辨影响了史家的名教观。李传印具体研究了玄学影响下的魏晋南北朝史论，认为不仅史论数量多，且往往脱离历史叙述的事实本身而发表宏论，提出和讨论一些较宏观的全局性认识和哲理命题。其二，经学分立对南北朝史学风格的影响。汪高鑫以南朝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和北朝魏收《魏书》为代表，通过对史书序、论、赞的比较，认为南朝史家确实体现了南方玄学经学清通简要、得其英华的

7、特点，反映了史家的一种历史洞察力，而北朝史学则表现出明显的记事分散、繁琐，历史评论只是就事论事，缺乏全局观、发展观、联系性和思辨性的特点。李传印从历史撰述的形式上具体阐述南北朝的差异，认为东晋南北朝受玄学化经学的影响，有模仿《春秋》作史的风气，如书名喜用春秋二字，复兴编年体，等等，相对而言北方史学撰述没有这样的特点。其三，史学脱经独立问题。学界普遍认为，随着两汉经学的衰微，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获得了自由发展的空间，逐渐脱离经学束缚实现独立。瞿林东、李传印、高敏、卢东兵等从目录学、史书数量、史书类型、史书体裁、史官建置、史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