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评论》的现代主义评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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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学评论》的现代主义评论概述 新时期《文学评论》的现代主义评论概述 新时期《文学评论》的现代主义评论概述 新时期《文学评论》的现代主义评论概述   《文学评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的大型学术刊物,1978年至1984年复刊后的七年,《文学评论》一直保持着主流权威的显要姿态。在关于现代主义理论的争鸣中,《文学评论》明显倾向于维护现实主义和民族传统的地位,本文就诗歌、小说领域进行现代主义创作探索的梳理。  一、对小说领域的评价  《文学评论》关注现代派手法在小说创作领域的运用开始于对王蒙创作的讨论与争鸣,赞赏他为新时期文学创作手法的更新所做出的贡献。对他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都是以温和的方式提出。  对王蒙小说积极贡献的肯定  1982年第1期和第3期,《文学评论》分别刊发了“关于王蒙创作的讨论”专题,郑波光、刘绍棠、徐怀中、冯骥才等作家都指出,王蒙近来在探索一条将西方现代派特别是意识流的手法与中国传统现代主义的手法相结合的道路,从王蒙作品的多主题的焦点、内外并重的立体人物形象、心理与情节相结合的结构、有意识的意识流手法等几个方面入手,肯定他对西方现代派的创造性改造,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水平的提高是有价值的。  以上的这些意见,都是对王蒙作品的肯定评价。  关于王蒙创作的探讨还论及“幽默”问题。晓立和陈孝英专门作文论述王蒙小说的幽默风格,指出,幽默是王蒙创作中的“稳定色调”,融合了西方黑色幽默和中国传统相声艺术的某些手法,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甚至按照幽默在小说中所占的比重和所起的功能,将王蒙的小说分为三类。唯一不足之处是有些幽默与人物联盟性格并不协调。  对王蒙小说存在问题的质疑  评论家们对王蒙小说存在问题的讨论都是在首先肯定他的成就和贡献的基础之上的,认为王蒙小说存在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晦涩难懂。有学者指出,王蒙的作品使人如坠入五里云雾,朦朦胧胧。蓝田玉认为不是因为语言和用词的问题,也不是因为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而是作品立意的朦胧。  第二,忽视艺术典型的重要性。评论者指出,王蒙的作品中缺少典型性格。蓝田玉认为,轻视塑造典型,不是王蒙的无意疏忽,而是他有意对一些文学传统观念进行探讨的尝试。  第三,主题思想不够鲜明突出。有学者指出,王蒙过分注意从横的方面去追求作品容量,却使他忽视了从纵的方面去考虑深化和突出主题思想。  这些批评用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理论去评论运用现代主义手法作品,希望王蒙的作品在进行现代主义探索的同时又谨尊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王蒙来说未免是一种为难。但这些意见在当时是占主流地位的,也是出于对王蒙的关心和帮助,态度上是温和的、民主的,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争论。  二、对诗歌领域的评价  1983年9月5日,《文学评论》编辑部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部分同志座谈当前文艺思潮中的倾向性问题,主要对徐敬亚在《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发表的《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一文进行讨论。  编者明确指出,这篇文章中提倡的现代主义诸问题,是与资产阶级哲学、社会思潮相联系的,1983年第6期刊发“关于当前文艺思潮的笔记”栏目,发表了邓绍基、中岳、杜书瀛、陶文鹏、向远、楼肇明、魏理、仲呈祥等人的发言。对徐敬亚的文章展开集中批判,总结起来,他们认为徐文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徐文完全否定了现实主义在今天还有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对“古典+民歌”的创作方式不以为然,加以嘲讽。第二,徐文对现实主义的认识并不客观全面,以为现实主义就是对现实加以直观的摹写。第三,对现代主义不加辨别地推崇,以“自我”为诗歌的源,并认为以“五四”以来的部分现代诗为基础, 加上对西方现代派的学习,会成为未来新诗的主潮。第四,对当前出现的新诗人群体的多样化构成选择忽略,以“现代主义”概而论之,并将一些普遍认为“不朦胧”的作品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作加以引述。第五,将中国诗歌中早已出现的艺术表现手法算作是朦胧诗的新发现。  徐敬亚的文章对现代主义在新诗中的新发展加以赞扬,主张诗歌艺术要进行创新,这种认识是值得肯定的。但他的论述明显体现出自己知识性上缺乏,态度上的偏激,思想上的异端,难免会引起争论。  三、比较《文学评论》的两种不同态度  同样是现代主义手法在创作领域的应用的探讨,《文学评论》对小说现代派手法实验者王蒙和诗歌现代派的推崇者徐敬亚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为何出现这种现象,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其原因如下:  首先,从纵向的角度来看,由于朦胧诗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完全的接纳和认同,从70年代未开始,就一直处在争论的风口浪尖。另外,三个“崛起论”者将“朦胧诗”提高到“新的美学原则”的高度,以挑战者的姿态对传统的诗歌审美发起冲击,一次又一次引起新的批评浪潮。而王蒙对小说形式进行的现代性试验,符合文艺政策中“推陈出新,洋为中用”的原则,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评论界主流意见的肯定和支持。  其次,从横向的角度比较,《文学评论》对王蒙和徐敬亚二人的评价不同与他们两个人自身的学养、态度、对现代主义的认识的不同有直接的关系。第一,学术态度不同。徐敬亚在文章在表现出一种激进的态度,对现实主义传统进行全面否定,并且用语也显得急躁,不谦虚。王蒙则“很有大家风度,比我们某些评论更为科学的态度。”  第二,价值追求的指向有区别。王蒙通过对意识流手法的借鉴,描写人物心理状态的变化,但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剖析个体的人物内心,而是指向外部世界,试图反映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引起人们的注意,实现对生活的干预。徐敬亚价值追求指向表现诗人作为人的内心。  第三,对继承与引进的问题有不同的态度徐敬亚认为现实主义和普通大众的审美习惯过时了,对其加以嘲讽,认为现代主义将成为主潮。王蒙则在艺术手法的探索上有意将中西方的艺术元素加以融合,创作出中国读者能够接受、理解、欣赏的作品。王蒙认为“我们的力量在于倾听实践的呼声,扎根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土地当中。”  第四,对现代主义的学习借鉴侧重点不同。王蒙主要借鉴的是意识流的创作手法,徐敬亚认为对于现代主义应该全面接受学习,并预言现代主义将成为未来诗歌的主潮。  对于以上这些问题的区别,王蒙的态度都与主流的意见更加吻合,因此,得到了大部分评论家的认可。  总之,对于新时期现代主义的再次兴起,《文学评论》大体上是持一种包容、开放的态度的。既欢迎作家评论家对现代主义的一些创作手法进行吸收借鉴,又反对作家评论家用现代主义来否定和代替现实主义,否认民族传统、全盘照搬现代主义的做法。总体看来,《文学评论》的关注和参与还是显得有些滞后,总体的态度也偏向于保守、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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