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描述：
《日本对华oda的研究》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日本对华ODA的研究刘苗苗摘要中日两国人民有着两千多年的传统友谊，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几经起落，终于在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日本对华经济合作，也从民间有限交流，发展成政府间经济合作，1979年，日本政府决定对华实施ODA这一政府间经济合作领域的对华援助。对华ODA积极支持了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中日两国贸易和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十分有利，是对中日双方都带来好处的“双赢”事业。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对华ODA支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自1992年以来，日本政府对华ODA政策发生了转变，不仅在援助的地区、内容、领域、方式和资金额度方面都进行了调整，而且增加了政治条件。1999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对华ODA的中期政策，2001年，政府对华ODA政策进行重新调整，调整后的重点援助区域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援助领域从以往的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转向进行环境保护、内陆地区生活水平改善、社会开发、人才培养、制度建设等有利于促进中日两国间相互理解的援助，贷款的方式也变成一年一审核。目前，对华ODA连年减少，并出现了“中国ODA毕业论”。所有这些都对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为此，中国必须正确分析日本对华ODA的起落，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积极的对策，积极推进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当前的主要对策是：继续坚持中日友好大政方针不变；适应变化，调整自己；加大项目执行、管理力度，充分发挥援助效益；加大宣传力度，增进相互理解；重视发展中日民间友好往来和合作；发展经济并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 本文第一部分导论；第二部分阐述了日本ODA的概况；第三部分探讨了日本对华ODA调整及其原因；第四部分在进行对华ODA的规模与质量分析的基础上，评价了日本对华ODA的作用与不足，并展望了其前景及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关键词：日本对华ODA，ODA政策调整，经济利益49 目录第一章导论1第一节论题的提出及其意义1第二节研究现状与突破2一、国外研究现状2二、国内研究现状3三、试图解答的问题与突破4第三节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及研究理论5一、研究框架5二、研究方法5三、相关理论5第二章日本对华ODA的概况8第一节日本对华ODA的背景8一、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8二、日本经济外交的提出8三、ODA成为日本经济外交的主要工具9第二节日本对华ODA的动机12一、日本实施ODA的动机12二、日本对华ODA的原因分析15第三节日本对华ODA的发展与现状17一、日元贷款的发展与现状17二、无偿资金援助的发展与现状18三、技术合作援助的发展与现状19第四节日本对华ODA的决策机制及执行结构20一、日本对华ODA的决策机制20二、日本对华ODA的执行结构22第三章日本对华ODA的调整24第一节日本ODA调整的背景及其动向24一、日本ODA调整的背景2449 二、日本ODA调整的内容25第二节日本对华ODA调整的原因及内容27一、日本对华ODA调整的原因27二、日本对华ODA调整的内容29第四章日本对华ODA的评价及其对策33第一节日本对华ODA的规模及其质量分析33一、日本对华ODA绝对规模的分析33二、日本对华ODA相对规模与质量分析35第二节日本对华ODA的评价38一、日本对华ODA的双赢作用38二、日本对华ODA的不足41第三节日本对华ODA的前景展望及其对策43一、日本对华ODA大幅度削减对中国的影响43二、“中国ODA毕业论”与中国国内的不同看法44三、中国的对策45附录49参考文献53后记5549 49 第一章导论第一节论题的提出及其意义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ODA)第二章日本对华ODA的概况第一节日本对华ODA的背景一、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二战期间，日本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到处都是一片废墟和焦土，1947的国民经济和生产能力与战前相比（1934-1936年），实际GNP为62%，人均个人消费为57%，制造业实际工资仅为30%，而对外贸易则几乎完全中断。尽管战后重建困难重重，但日本借助美国的支持和帮助，利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各种机会，经济开始迅速恢复和发展。1946－1951年度，经济增长率为9.9%，其中工矿业生产增长率为22.8%；1951－1955年度，经济增长率为8.7%，其中工矿业生产增长率为11.3%。[6]]至1955年，日本经济已经恢复到了战前的最高水平，重新开始了赶超欧美的征程。在历经了神武景气（1954年11月－1958年6月）、岩户景气(1959年4月持续到1962年10月)与伊奘诺景气(1965年11月－1970年7月)后，日本经济增长就达到了光辉的顶点，国民生产总值接近2000亿美元，在1968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1986年日本又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海外纯债权国，1987年日本的外汇储备达到835亿美元，也跃居世界第一位。[7]二、日本经济外交的提出由于战败国的特殊地位，日本在政治和军事外交上受到很大限制，无法独立自主地行使对外交往的权力。日本要想恢复昔日的国际经济、政治地位，只能走经济外交的道路，以经济外交来弥补政治、军事外交的不足。“经济外交”的最初想法始于战后初期，是在1957年作为正式外交文件提出的。所谓的经济外交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和性质，一是利用经济手段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二是在对外关系中着重发展同各国的经济联系，通过外交手段处理经济事务，修正和协调经济政策，维护国家对外经济关系中的权益，增进国家的经济利益。[8]三、ODA成为日本经济外交的主要工具日本经济外交政策最初是为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保持经济来往，其后政策重心才转向与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合作。但是，要想获得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并保证原料与能源的供应并非易事。于是，日本政府决定用ODA来打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大门，并利用它登上国际政治舞台。日本ODA的发展历程如下：（一）1951-1960年：ODA的开始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象征着日本重返国际政治舞台。1952年，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WordeBank），象征日本重返国际经济舞台。50年代中期，日本在美国和国际机构的援助下实现了经济复兴，并迅速实现了向ODA援助国的转变。根据《旧金山对日和约》的规定，日本必须负责赔偿义务，1954年10月6日，日本在美国的授意下加入“科伦坡计划”(ColomboPlan)[9]，开始以本国的资金与独自的计划来实施对外技术援助与合作，这是日本ODA的正式开始。根据科伦坡计划，日本从1955年12月起对东南亚四国即缅甸、菲律宾、印度、越南支付了战争赔偿约10.12亿美元。对放弃索赔权的一些国家则提供了准赔偿，并于1977年实施完毕，共提供准赔偿约1746亿日元。[10]这些赔款性质的ODA使日本改善了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为其日后开辟东南亚市场打下了基础。（二）1961-1970年：ODA逐步走向制度化、体系化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半期，冷战形势日趋严峻，美国既要加强军事力量，又要加强战略援助，有些力不从心。而此时的日本经过50－6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经济实力已经大大增强。作为盟友，美国十分希望日本能够负担一部分战略援助，日本也想用ODA作为敲门砖，重新成为国际舞台的主角。日本重新返回国际舞台的主要标志是：1960年加入了发展援助集团（DAG），翌年直接转为DAC的成员，并以援助国身份成为国际发展协会（IDA）的成员国；1964年加入OECD，逐渐确立了其在国际开发援助体系中的地位；1966年，亚洲开发银行（ADB）设立，日本积极参与并成为主导力量。为配合国际舞台的上述行动，日本1961年成立海外经济协力基金(OECF)，专门负责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贷款；1962年成立海外技术合作事业团(OTCA)，专门管理部分对外技术援助。[11]与此同时，这个时期的援助形式也趋于多样化，既有无偿的资金援助又有有偿的日元贷款，其中日元贷款还附有购买日货的“束缚性”规定。通过上述举措，日本ODA登上了一个新台阶，逐步走向了制度化和体系化。（三）1971-1980年：ODA迅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历了尼克松冲击、美元危机、石油危机、反日暴动等一系列危机。这些危机促使日本政府开始将原来集中于亚洲的ODA推向全球，将ODA作为推进对外贸易的主要手段。尤其在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为了确保能源的供应，日本以援外作为能源交换的手段，加大了对中东、非洲、中南美等地区的能源生产国的援助，从而使ODA总额急速地上升。70年代初，日本ODA的净流出额比60年代增长了4.6倍，1972年度达到4.58亿美元；70年代后期，因日元贷款中的“束缚性”规定和长期贸易顺差，遭到受援国的反抗并引起了其他援助国的不满。为此，日本政府制定了“ODA中期目标”，决定以1977年的14.24亿美元为基准，4年把ODA总额翻一番。1980年，日本的ODA总额达到33.53亿美元，超额完成了中期目标。[11]（四）1981-1990年：ODA的深入发展经过70年代的磨练，日本在实施ODA时不再是一味地追随欧美，而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决定ODA的规模，并将ODA作为实现综合安全保障的一个手段。80年代初，由于经济衰退，西方援助国的ODA出现了明显萎缩的趋势。相比之下，日本ODA不减反增，ODA净流出额10年又翻了一番，从1980年的33.53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90.69亿美元，年均约为DAC各国总额的18%。[12]1989年，日本ODA首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其后至2000年，日本一直是世界第一ODA大国。（五）1991-2000年：ODA整体下滑冷战结束后，由于意识形态对立的缓和，日本的援助政策基本上没有变化，但ODA的规模却在逐年减小。这种减小在90年代前期，因日元升值而无从感知，如1991－1995年度，按日元计算，ODA由14731亿日元减少到13630亿日元，减少了7.5%，而按美元计算则由109.52亿美元增加到144.89亿美元，增加了32.3%。相比之下，1996－1997年度，由于日元贬值，日本ODA就明显减少了，如1997年度，按日元计算ODA为11323亿日元，比1996年增长10.2%，而按美元计算，ODA总额仅为93.58亿美元，比1996年降了0.9%。（见表2-1）表2-120世纪90年代日本ODA实绩变化情况（%）按美元计算（百万美元）按日元计算（亿日元）金额比上年增长金额比上年增长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109521115111259132391448994399358106401532320.81.81.017.69.4-34.9-0.913.744.014731141251251813534136301027211323139271745312.2-4.1-11.48.10.7-24.610.223.025.3资料来源：日本外务省,《ODA白皮书》,2000年3月.http://www.mofa.go.jp/mofaj/ （六）21世纪：ODA的现状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政府颁布了ODA的新大纲，提出运用ODA要重视“人类安全保障”及“为人类和平事业做贡献的新理念”。在ODA的支出上，2000-2005年度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明显减少。这主要是由于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及其国内民众对对华ODA存在不满造成的。以2001年为例，日本ODA为98.47亿美元，比1999年的153.23亿美元减少了35.7%，再次低于美国的114.3亿美元，退居到了世界第二位。预算额在2000年度后也出现了连年下降的局面，其中2001、2002、2003、2004和2005年度分别下降了3.5%、8.9%、5.9%、4.9%和1.1%。结果，2005年度预算下降为14658亿日元，只相当于1997年度20147亿日元的72.76%。（见表2-2）表2－22001－2003年度日本ODA预算的变化情况（亿日元、%）2001年度2002年度2003年度2004年度2005年度预算额增加率预算额增加率预算额增加率预算额增加率预算额增加率1.赠与两国间赠与经济开发援助粮食援助贸易再保险特别会计滚入国际协力银行交付金技术合作向国际机构的出资和缴纳联合国各机构国际开发金融机构911862462054316100377628728102062-0.8-0.9-1.2-3.0-5.7-0.5-0.62.3-1.787665992208623570360227747682006-3.9-4.11.6-25.6-30.0-4.6-3.4-5.2-2.786075589173615953300334124797481731-8.0-6.7-16.8-32.5-25.0-7.2-10.6-2.6-13.777005295166715440300313424057121693-4.5-5.3-4.0-2.6-23.8-6.2-3.0-4.8-2.2764951891765020300310424606711788-0.7-2.05.9-50.00-1.02.3-5.75.62.借款国际协力银行其他90788700378-6.1-6.52.678087600208-14.0-12.6-45.075317400131-3.5-2.6-36.971267000126-5.4-5.4-3.570096900109-1.6-1.4-13.8合计18196-3.516574-8.915598--5.914827-4.914658-1.1注：因四舍五入，合计数据不尽一致。资料来源：日本外务省,《ODA白皮书》,2006年3月.http://www.mofa.go.jp/mofaj/ 第二节日本对华ODA的动机一、日本实施ODA的动机日本为什么向别国和国际机构提供援助？或者说为什么要将本国的资金或纳税人的钱用在别国身上呢？难道真如日本《ODA大纲》所强调的，ODA是用来缓解全球贫困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纯人道主义援助吗？不可否认，ODA是有道德基础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福利国家的理想和实践的跨国界延伸。但是，作为日本经济外交重要工具的ODA，纯粹的利他主义追求无疑过于理想化。事实上，日本ODA的动机是多元的，利己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其决策，人道义和利他动机在决策中只居次要地位。（一）经济利益20世纪50年代以来，推动日本ODA起步和迅速发展的首要因素是经济动因，“援助、投资、贸易”三位一体的合作方式是日本ODA的重要特征。ODA服务于日本经济利益的实质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1．实现经济目的借助ODA促进与受援国的经济合作，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资源、促进贸易、改善其企业在受援国的投资环境。亚洲一直是日本ODA的重点地区，1980-1985年对亚洲的ODA占日本ODA总额的73.6%，1990-1991年占66.6%,2000-2001年占72.1%，这与亚洲作为日本对外投资和贸易的主要对象有着直接的联系。印度尼西亚在日本ODA中一直占有特殊地位，其主要原因是印度尼西亚不仅为日本提供石油、天然气等资源，而且位于中东到日本的石油通道的重要位置，对保障日本的资源供应具有重要意义。另外，非洲的摩洛哥、几内亚、赞比亚等国，也因其为日本提供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料而倍受重视。2．变相扩大出口通过ODA项目的“束缚性”条款迫使受援国购买日本的商品或服务，使援助开支最终回流到日本。这种方式在60年代比较普遍，主要用于日元贷款方面，如向东南亚国家提供的日元贷款一般都附有购买日货的“束缚性”规定。虽然这类做法受到了受援国的诸多指责，但对刺激日本商品出口、扩大市场的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二）政治利益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政府能够自由运用的外交手段有限，而经济外交却具有别国无可比拟的优势。所以，日本政府历来重视经济外交,冷战后更是如此。日本政界与许多学者都认为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军事、安保作用都很小,接受难民的数量也比其他发达国家少，日本在这些方面对国际公共财产的贡献受到了限制，所以ODA就成为日本对国际贡献的象征，具有特别的意义。“ODA对不推行军事外交的我国是唯一一张外交牌”。[13]ODA实现日本政治利益的方式是多样化的，主要有两种：1.提高国际政治地位，改善国际形象ODA作为日本战后经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日本重返联合国和加入主要的国际组织及其国际地位的上升和形象的改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日本又把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谋求政治大国地位作为其重要的政治目标。为此，日本在实行双边援助时，经常明言或暗示受援国在联合国等场合要日本的支持。无怪乎，日本政府认为ODA是“日本国际贡献最重要的支柱”和“日本国际地位的根基”。[14]2.实现日本的世界新秩序构想日本政府一直把ODA的实施与受援国的政治、军事情况挂钩，使受援国的发展符合日本的世界新秩序构想。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日本在提供ODA时附加了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其指定的经济改革(如市场化、私有化等)的政治性条件，并以此作为ODA资金给付的前提。例如：冷战期间，日本在外交上从属于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对前苏联、东欧地区的援助很少。冷战后，为了在该地区的政治新经济秩序建立后占有一席之地，日本将其列为战略援助的重点。截至1997年，日本对前苏联及俄罗斯的双边有偿资金援助为41亿美元，多边无偿技术合作援助为4亿美元。[15]此外，冷战后日本开始恢复对越南、蒙古、南非、海地等国的双边援助，也是以“民主化”、“市场经济化”为前提的。（三）安全和战略利益安全利益和战略利益一般是军事援助的目的，但在现实中，把非军事援助性质的ODA用于利益交换，确实能够换得援助国安全和战略上的利益。1992年，日本政府通过了新《ODA大纲》，明确规定了ODA的四原则，其中“关注发展中国家军事支出、大量破坏性武器的开发、制造、进出口等动向的条款”就是为日本安全和战略利益而制定的。根据新的指导思想，日本政府在1995年以中国进行核试验为由，冻结、减少了部分对华无偿援助；1998年，又因为印度与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而停止了对这两国的无偿资金合作和日元贷款。同时，日本还曾以人权和国内问题为由，削减了对缅甸、肯尼亚的援助额。这充分表明日本开始从国际安全角度来考虑实施ODA。从总体上看，50年代以来推动日本对外援助起步和迅速发展的首要因素是经济动因。当然，ODA始终是日本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外交手段，诸如重返国际社会，重建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在西方阵营中做“国际贡献”、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等等。不过80年代以前，这些非经济因素并未在日本ODA政策中起决定性的作用。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实力日益增强、援助规模不断扩大，日本的大国志向逐渐高涨，政治因素和其它非经济因素对日本ODA政策的影响日益增大，经济动因的影响则相对淡化。这意味着经济因素对日本ODA的影响变得不像以往那样直接和明显，政治与安全因素的作用则日益成为更直接、更主要的影响因素。从经济动因向政治动因的转变标志着日本ODA的重大转轨，ODA已成为日本追求大国目标的外交工具。 二、日本对华ODA的原因分析（一）中日邦交正常化促成对华ODA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一直持敌视中国的态度。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美苏两极格局变成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国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拉拢的对象。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率先访华，与中国共同发表了上海公报。受此冲击，日本政府也于1972年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1978年，双方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国际关系的变化对日本实施对华ODA产生了很大影响，并起到了促进作用。（二）双边经济往来是对华ODA的催化剂与润滑剂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从古至今一直有着密切的往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日本民间在1949年4月，就成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中日贸易促进议员联盟”、“中日贸易会”三个贸易团体。新中国成立后，日本人民、经济界、文化界和在野党都要求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当时，中、日民间交往活跃，处于促进和主动地位，政府间关系冷淡，处于阻碍与被动地位。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民间经济往来更加频繁，在民间利益集团的呼吁与支持下，中日两国政府间的经济合作终于得以实现，并很快开始了以ODA为中心的更高层次的经济合作，其领域、内容和形式也更加广泛。因此，日本对华经济合作就从“民间主导”转变为“官民携手”，再过渡到“政府主导”，这是中日经济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三）用ODA打开中国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日本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岛国，而中国有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这是日本实现可持续发展最需要的。一开始，日本希望通过对华ODA，缓解本国能源短缺的问题，因此在中国建设的项目大多是改善中国基础设施的项目，如修建秦皇岛运煤码头，就是为了方便对日出口。其他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也为日本对华投资创造了良好条件。2000年后，日本对华ODA的重点转移到西部开发和环境治理，这对日本的环境也起到保护作用。在对华ODA的实际操作中，往往要求中国向日本购买机械设备或技术，如2001年度日元贷款的15个贷款项目，就有10个项目“限定两国间采购”。从总体上看，日元贷款中近30%的资金带有“束缚”条件。[16]可见，名义上虽说是为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回流”到了日本，许多日本企业成为对华日元贷款的直接受益者。（四）对华ODA的政治利益与安全利益80年代，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的意识抬头，开始扩大外交活动，积极争取更高的国际政治地位。当时，因日美贸易经济摩擦不断升级，日苏之间存在着历史遗留的领土、安全等问题，所以促使日本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希望通过中国来获得其预期的政治利益。另外，日本很早就意识到中国是亚太地区最主要的国家，中国的稳定与发展，日中经济的友好合作，对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1979年12月7日，大平正芳总理在访华演讲中说：世界各国都认为应当祝福贵国（中国）的现代化政策，这完全是因为这一政策直接关系到国际协调的核心问题，并且更加富强的中国的出现可望使世界更加美好；我国之所以大力推行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合作的方针，不仅有我国自己的考虑，而且也是由于有这种全世界的期待在做后盾。”[17]（五）负疚感是对华ODA的心理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的精神和财产都造成巨大的损失。1972年8月，中国政府从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和长远利益出发，在《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主动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当时日本舆论纷纷赞扬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真诚友好态度，不少日本人士表示：日本不应忘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这种宽宏大量，要真诚地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1979年，在日本政府酝酿向中国提供第一批日元贷款之际，日本国内出现了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要“知恩图报”的氛围。如日本财界就有人认为：中国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所以日本理应提供优惠的日元贷款以加强日中经济关系。[18]可见，日本确实把对华ODA作为一种补偿的形式，只是因为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公开承诺过要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进行补偿，所以“负疚感”只能理解为日本对华ODA秘而不宣的心理因素。第三节日本对华ODA的发展与现状 1980年4月，中日双方签署了第一批日元贷款第一个年度的政府换文和贷款协议。1982年，从事对华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援助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中国事务所在北京成立。由此，形成了以日元贷款为主、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援助为辅的对华ODA援助方式。一、日元贷款的发展与现状（一）含义日元贷款又称有偿资金援助，是对受援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综合性环境治理提供低息和长期稳定资金的一种援助方式，是对华ODA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对华ODA的90%。日元贷款属政府性贷款，贷款资金是根据项目进度付给供应设备和劳务的一方，而不直接付给借方（中方），防止资金的浪费与挪用。因日元贷款具有贷款数额大、还款期长（一般为30-40年，还有10年宽限期）、利息低（一般在0.75-2.2%）、能按期到位等特点，是我国经济建设资金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分类日元贷款项目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项目贷款（ProjectLoan），主要是对我国资本项目融资，倾向于需要大量外资的项目如炼钢厂等重工业建设项目，或兴建现代化的大型基础建设，如北京地铁、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内陆地区光缆建设、三峡工程，等等。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大约80%是通过无附加条件的招标方式进行采购，不限定采购对象国和地区；二是非项目贷款（Non-ProjectLoan），又称商品贷款，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行的贷款，如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进行的贷款。日元贷款项目遍布全国各地，主要分布在交通运输、环保、能源、农林、通信、水利等领域，其中交通运输的比重占51.2%，电力煤气占17.4%，[19]2001年后，环保的比重迅速上升。（三）发展与现状日本对中国提供的日元贷款在实施方式上一开始采取的是批次（或轮次）制，即经过中日政府谈判协商，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做出跨年度（一般为5-7年）的贷款承诺，然后逐年落实到各个援助项目的具体协定上，具体发展情况如下： 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1983年度实施，由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在访华期间宣布，贷款承诺额3309亿日元。原计划安排建设6个项目，后在实施过程中因中方建设资金不足导致成套设备下马而取消了2个项目，并将贷款资金转用于商品贷款（非项目贷款）。为此，第一批日元贷款实际用于4个大型项目和2个商品贷款项目。 第二批日元贷款从1984－1989年度实施，由中曾根首相在访华途中宣布，承诺额为4700亿日元。原计划分7年实施16个项目，后因日元大幅度升值，经中日双方商定提前一年实施。1988年，日方为执行其“黑字还流计划”，还向中方追加700亿日元用于中国的“进出口商品基地开发计划”资金。所以，第二批日元贷款共安排建设17个项目，实际承诺额为5400亿日元。 第三批日元贷款从1990－1995年度，由竹下登首相在访华时宣布，承诺额为7700亿日元。原计划援建40个项目，后因日元升值出现资金剩余，中方又追加了8个项目，日方还同时提供了400亿日元黑字还流计划资金，故第三批对华日元贷款共承诺8100亿日元。 第四批日元贷款从1996－2000年度，以“前3年”和“后2年”方式实施。“前3年”的贷款承诺额为5800亿日元，用于40个项目。1998年11月江泽民访日时，中日双方就“后2年”的28个项目、3900亿日元贷款计划达成协议。 2001年是对华日元贷款提供方式转变的第一年，当年度，日本ODA预算比上年度削减了10％，其中对华日元贷款总额削减了25％，承诺额为1613.66亿日元，用于7个环保项目和6个人才培养项目。2002年度，对华日元贷款又大幅度削减，承诺额为1212.14亿日元，用于6个环保项目和6个人才培养项目及1个扶贫项目。2003年度，对华日元贷款协议额压缩为966.92亿日元，其中环境项目占协议额的53%，人才培养占47%。2004年度，日本对华日元贷款继续缩减，为858.75亿日元，其中环境项目与人才培养所占比例与03年度持平。[20]二、无偿资金援助的发展与现状 （一）含义无偿资金援助是以受援国不承担还款义务的赠款形式提供资金的一种援助方式，其援助重点是教育、医疗、难民以及农业开发等安定民生的领域。对华无偿资金援助由我国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负责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申请，经过日本内阁讨论，最后由双方政府正式换文来确定。（二）分类无偿资金援助项目可分为一般无偿资金合作、利民工程无偿援助、文化无偿援助和紧急无偿援助等类型。（三）发展与现状作为中日友好象征的无偿资金援助，其发展状况与对华日元贷款紧密相关，具体如下：在第一批对华日元贷款期间，日本政府以无偿资金援助方式对中日友好医院的建设提供了164.3亿日元的器材装备，还派遣日本专家来医院指导并接受中方专家赴日培训。在第二批对华日元贷款期间，日本政府对中日青年交流中心提供了103.91亿日元的器材装备。在第三批对华日元贷款期间，无偿资金援助额增加为395.98亿日元，其中，对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提供了104.99亿日元，敦煌石窟文化保护展览中心提供了10.47亿日元的器材装备。1992年日本政府提出新ODA大纲后，无偿资金援助基本不再向建筑物的建设提供支持，只限于提供设备。[21]在第四批对华日元贷款期间，随着日元贷款向环境保护及内陆地区的转变，海外技术合作事业团扩大了对中国环境保护和内陆贫困地区的支持，无偿资金援助也向环保项目倾斜，总额为272.48亿日元。2001年后，日本用无偿资金来协助中国政府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在制定政策、制度方面与中方进行合作，截止2004年度，其无偿资金额累计为1457亿日元。三、技术合作援助的发展与现状 （一）含义技术合作援助是指通过技术和技术要领的转让，使其在受援国普及，从而促进受援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援助方式。日本对华技术合作援助的目的是为中国培养人才，使知识、技术和技能得以普及，让既有资源得到更有效的运用。（二）分类技术合作援助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交流，不仅可以实现技术移转，而且能使两国人民增加了解。因此，这里所谓的技术，并非专指工业技术，而是包括品质管理、银行经营、家庭计划等方面的技术，并采取开发调查、接收进修人员、派遣专家、提供器材、提供诀窍等方法进行援助。另外，日本政府还有向我国派遣“花甲专家”的制度，即让日本退休人员到中国发挥其多年积累的技术、知识和经验。技术合作对象从医疗、饮水等基本生活领域到计算机技术和法律制度等，范围相当广泛。（三）发展与现状在第一批和第二批对华日元贷款期间，日本对华技术合作援助投入很少，总共只有343.42亿日元。在第三批、第四批日元贷款期间，对华技术合作援助金额增加很快，分别为444.13亿日元和456.28亿日元。2000年后，技术合作援助额有所下降，截止2004年度，其金额累计为1505亿日元。[22]实际上，中日两国民间的科技交流和合作从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了，曾是当时我国技术人员了解世界科技发展情况的重要渠道之一。1972年以后，中日两国建立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关系，1980年5月又签署了《中日科技合作协定》，这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23]现在，中日政府间的科技合作主要是在《中日科技合作协定》、《中日环保合作协定》、《中日核能合作协定》的框架下，通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等开展两国政府科技部门的对口合作。由于两国许多政府部门都开展了对口合作，签订了合作协议，定期举行会晤，从而对促进两国科研人员的交流、开展共同研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第四节日本对华ODA的决策机制及执行结构一、日本对华ODA的决策机制 日本对华ODA已经实施多年，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ODA决策模式。从决策的过程看，该模式主要受到以下行为主体和因素的制约： （一）四省厅协议体制日本参与对华ODA决策的政府机构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外务省、原为财务省（原为大藏省）、经济产业省（原为通产省）和经济企划厅。四省厅依据《海外经济合作基金法》第36条的规定，从各自的政策角度审查有关对华日元贷款的项目。其中，外务省从协调各省厅以及外交政策的角度，经济产业省从通商政策和确保资源供应的角度，财务省从财政的角度，经济企划厅从综合性经济政策的角度，分别提出各自见解，之后进行相互协商，最终决定ODA的援助方案。这就是著名的“四省厅协议体制”，是一种“全体一致型”或“一票否决的制度”，任何贷款项目，只要有一个省厅反对就不能获得通过。在该体制下，有关援助政策一经决定便很难改变。对这个体制，日本政府内部历来存在着主张分权和集权两方面的呼声，分权派主张其他省厅也应该参与ODA的决策，集权派则主张建立一元化决策体系，以提高ODA的决策效率。（二）利益团体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向日本申请的援助项目要想通过绝非易事，需要提出一套相当周密且规划得当的可行性计划。在我国缺乏专家以及资金的情况下，提出健全而可行的建设计划是非常困难的，必须依赖日本顾问团和日本商社的技术指导。其中，作用最大的是日本“工程顾问协会”，它于1964年成立，由日本企业顾问公司所组成，是非营利的公益法人团体。该协会设有ODA研究会，主要在中国各领域寻找可能援助的新项目并有计划地提供资金派遣高级代表或科技人才长期进驻中国，会晤当地政府官员，积极参与大型开发计划的初步规划设计。另外，综合商社在对华ODA中也扮演着决定性角色。这主要是因为综合商社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紧密，驻华人员众多，与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往来密切，在ODA项目的开发、设计上，可以就哪些发展项目应优先采行，如何能符合日本申请贷款援助的标准，申请何种类的援助等，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三）民意舆论 民意舆论也是日本对华ODA决策的重要一环。自1977年开始，日本政府每年都规定对外经济合作的议题，调查国民对每项政策的支持度，如果支持度升高，日本政府就会考虑增加ODA，反之，就会考虑修改ODA政策，减少ODA。二、日本对华ODA的执行结构 （一）国际协力银行（JBIC） 国际协力银行于1999年10月依据《国际协力银行法》成立，其前身是1952年成立的日本输出入银行和1961年成立的海外经济合作基金（OECF）。JBIC全额承担日本ODA中的日元贷款部分和ODA以外的政府资金援助（OOF）。（二）国际协力机构（JICA）国际协力机构（JICA）是日本实施对外开发援助主要机构，隶属外务省事业团体。该机构的前身是1962年成立的海外技术合作事业团(OTCA)，1974年OTCA建立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专门负责对发展中国家的多边与双边援助活动。2003年10月1日，依据《独立行政法人国际协力机构法》，JICA成为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团体，主要根据日本政府制定的基本方针，开展技术合作（培训海外人才、向海外派遣专家、以开展项目方式进行技术合作、实施开发调查、提高援助效率等），实施、促进无偿资金合作项目，向海外派遣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等。目前，JICA实施的技术合作项目资金全部来源于ODA预算。（三）国际交流基金（TheJapanFoundation）国际交流基金于1972年10月根据《国际交流基金法》成立，是由日本政府出资，对外实施ODA的主要机构之一，受外务省管辖。该组织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专门机构，其宗旨是增进国际间的相互理解，促进国际友好，有效推进国际文化交流事业，以及为世界文化水平的提高和人类的福祉做贡献。该基金实施的项目包括学术交流、日本研究、日语教育、出版、音像媒体、体育、生活文化等。（四）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于2003年10月依据《独立行政法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法》成立，其前身是贸易振兴会。该机构的宗旨是扩大日本与中国的贸易、投资及经济合作，培育中国对日出口产业，为扩大对日出口提供帮助。具体实施项目包括向中国派遣专家，培训海外研修人员，招聘专业人才，向海外派遣采购团，举办展览会、商洽会、产业交流会等。JETRO的主管政府机构是经济产业省，其资金来源也是ODA预算。（五）海外渔业协力事业团海外渔业协力事业团于1973年6月成立，其目的是确保日本在海外的渔场及渔船的安全作业，支持本国渔业稳定发展。援助的主要方式是向海外派遣专家，培训海外研修人员，为本国渔业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等，其资金来源也是ODA预算。该组织的主管政府机构是农林水产省。（六）非政府组织（NGO）、地方公共团体除了政府部门直属机构实施对外开发援助外，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地方公共团体也都积极参与。1989年日本政府实施NGO事业补助金制度，建立了小额无偿资金合作机制；2002年，又建立“日本NGO支援无偿资金合作机制”（即利民工程），其实施方式是根据中国当地政府的申请，通过日本大使馆或日本领事馆向日本政府提出项目，申请ODA预算。本章注释：[6]司楚、訾嘹祖译,矢野恒太郎纪念会编《日本100年》,时事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77－79页。[7]倪健中主编,《百年恩仇》,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第119页。[8]金熙德,《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页。[9]科伦坡计划(theColomboplan):1951年,以英国为中心的英联邦成员国提出援助落后国家的方案,即南亚和东南亚合作经济发展科伦坡计划,并于7月开始实施.1952年,美国成为科伦坡计划的援助国,该援助计划的受援国也由原来的7个英联邦国家扩大到24个亚太国家。[10]周弘,《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11]金熙德,《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第17页。[11]OECD,IDS在线数据库,http://www.oecd.org/dac/stats。[12]OECD,IDS在线数据库,http://www.oecd.org/dac/stats。[13]爱知和男,《日本对外经济援助需要根本改革》,《世界周报》1999年9月21日,第17页。[14]日本外务省,《面向21世纪的ODA改革恳谈会最终报告》,1998年9月。[15]日本外务省,《外交蓝皮书》,大藏省印刷局,1998年版,第396页.[16]孙亚菲,《聚焦日本对华援助恩怨是非》,南方周末，2003年7月21日httpa/www.huaxia.com[17]张光,《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页。[18]古森义久,《ODA再考》,图书印刷株式会社,2002年12月,第75页。[19]林晓光,《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与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2月,第56页。[20]日本外务省,《ODA资料》,http://www.mofa.go.jp/mofaj/。[21]朱耀辉,《后冷战时代日本ODA政策析论》,《日本问题研究》2002年第4期,第12页。[22]日本外务省,《ODA资料》,http://www.mofa.go.jp/mofaj/。[23]冯昭奎,《战后日本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4页.第三章日本对华ODA的调整第一节日本ODA调整的背景及其动向一、日本ODA调整的背景（一）日本经济财政状况不佳20世纪90年代，因泡沫经济崩溃的影响，加之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失业率不断攀升，银行不良资产居高不下。为了恢复经济，解决社会经济生活出现的大量问题，日本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债，致使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经济持续不景气，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对ODA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基本趋向是由以往重视“量”转向更加重视“质”，其结果是在重视效果的同时缩小了援助规模。（二）ODA自身存在的问题自1998年度日本政府开始大幅度削减ODA预算以来，日本ODA已出现了连年下降的局面。这与当前国际社会重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欧盟各国重新增加ODA的大趋势是很不协调的。另外，从ODA总额方面看，日本虽然一直是世界ODA大国，但是，从援助额占GNP的比重和人均ODA方面看，日本与其他DAC成员国还有明显的差距，再加上日本ODA中有偿援助和束缚性援助的比例高，因此日本ODA的国际评价受到很大的影响，经常受到国内外的批评。日本政府深知，作为经济外交重要工具的ODA，是象征“日本和平国家”的最大事业，是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提高发言权最重要的基础。因此，在日本经济、财政面临严峻形势的情况下，如何保持ODA大国的形象，用好有限的资金，提高ODA的战略性、国民参与性、透明性和效率性，就成了日本ODA的重要课题。[24]（三）ODA需要得到国民的理解和支持ODA资金属于财政资金，其来源是国民缴纳的税金。因此，ODA的实施必须进一步得到国民的理解和支持。与此同时，随着ODA的发展，现已形成了以日本政府为主，NGO、志愿者团体、大学、地方公共团体、经济界等广泛参与的局面。根据日本总理府（现为内阁府）2000年10月的民意测验，60%以上的国民认为“应该积极地推进ODA”或“保持现在的援助水平”。尽管如此，但日本国民对ODA也有很多批评和不满，如何进一步提高ODA的透明性、效率性，就成为继续得到国民理解和支持的关键。二、日本ODA调整的内容日本现行的ODA大纲是1992年6月制定的。10年过去，日本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适应新的形势，外务省从2002年12月起开始修改ODA大纲，其调整的主要内容如下：（一）ODA的基本理念现行的ODA大纲以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关系、环境保护和和平国家为宗旨，以支援自助努力为基本，以实现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有效配置、社会公平、良好的统治和健全的经济发展为目标。调整后的大纲在进一步明确包括上述内容在内的“普遍的价值观”的基础上，还强调要确保日本的安全与繁荣。[25]（二）ODA的基本原则现行ODA大纲要求根据联合国宪章，在综合判断援助对象国经济社会状况和两国间关系的基础上，实施政府开发援助，援助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开发；第二，避免军事用途和导致国际纠纷的援助；第三，充分注意开发中发展中国家的军费支出、研制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输出军火的动向；第四，促进开发中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市场经济化以及确保基本的人权和保障自由。调整后的大纲要补充的原则是：通过政策协商并根据对象国经济开发、消除贫困的综合援助需要，确定援助方针。其中，关于保护环境的原则，将根据日本ODA政策及其作用和机能，进一步探讨今后的做法。（三）重点援助地区和重点援助领域1.援助的重点地区现行ODA大纲把亚洲特别是东亚和东盟作为重点援助地区。调整后的大纲继续把亚洲作为重点援助地区，并强调要在充分考虑亚洲的发展情况、援助需求以及经济联合进展等的基础上开展援助。2.重点领域现行大纲把“全球问题对策”、“基础生活领域”、“促进人才培养和研究开发等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社会基础设施”和“结构调整”等作为重点援助领域。调整后的大纲在继续考虑上述重点领域的基础上，将适当考虑促进和平事业、人类安全保障和消除贫困等国际开发目标。（四）ODA政策的制定和实施1.政策制定和实施体制(1)以外务省的调整为中心，加强政府有关机构的合作，充分发挥各方的智慧，制定政府的ODA战略和政策；(2)加强政府与国际协力机构、国际协力银行的合作，加强各ODA实施机构的合作；(3)充分发挥驻外使领馆和ODA实施机构国外办事处的作用，建立其参与制定和实施ODA政策的体制。2.有效实施ODA的必要事项(1)对于受援国确实必要的援助，各方面要密切配合，综合性制定重点突出的国别援助计划，并有始有终地付诸实施；(2)加强与受援国的政策协商；(3)加强与其他援助国、新兴援助国和国际机构的合作；(4)以NGO为首，促进大学、地方公共团体、经济界等积极参与ODA，形成国民参加型的援助体制；(5)确保透明性；防止贪污腐败和其他不正当使用；(6)加强ODA评价；(7)引进外部监督，加强监督体制；(8)培养和确保专门性的援助人才。3.制定和实施政策中对受援国的注意事项(1)注重性别、儿童和贫富差距和地区间差距问题等社会问题；(2)鼓励当地居民参与；(3)考虑与贸易和投资的关系。（五）获得国民理解和支持的方法为进一步加强国民对ODA的理解和支持，首先要加强ODA信息化建设，实现情报公开化；其次，进一步普及研究开发教育。（六）公布ODA大纲的实施情况在每年发表的《日本ODA白皮书》中，公布ODA大纲的实施状况。第二节日本对华ODA调整的原因及内容一、日本对华ODA调整的原因如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ODA一直处于调整的状态，对华ODA调整亦是大势所趋。除了这个主要原因之外，日本对华ODA调整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一）中方原因：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原有的ODA政策已经难以适应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迅速腾飞，GDP一直以7%-8%的速度增长。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又开始了新一轮高速增长，财政状况改善，外汇储备急剧增加。1989年，中国财政收入只有2665亿元，2006年为3.9万亿元；1989年，国家外汇储备只有55.5亿美元，2006年2月为8537亿美元，已超过日本8501亿美元，首次居世界第一。[26]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援助的需求、援助的期待也发生了变化，原有的ODA政策已经难以适应。这些新问题主要有：1.中国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拉大问题过去20多年的发展使得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西部地区虽然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东西部发展差距的扩大是不争的事实，差距过大给中国整体发展带来很多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差距要逐步缩小，中国把建设重点向中西部转移，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而此战略的实施需要大量的援助资金。2．贫困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东部和中西部的差距、富有和贫困的差距都变得日益突出。而中国贫困人口多居住在中西部地区。中国的粮食问题和温饱问题虽然已基本解决，但农村收入水平还低，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当前的头等大事。据统计中国目前仍有3000万贫困人口，急需援助。3．整治环境污染问题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和公害等问题，目前中国水土流失、沙化面积不断扩大、城市大气污染等问题突出。中国政府已经对环境保护投入了巨额金资，但环境问题仍令人十分忧虑，有些污染，已经危及邻国日本。4．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在投资环境和制度建设上尚存在一些问题，建立有秩序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二）日方原因：日本国民对华ODA政策的疑虑与不满，推动日本对华ODA的调整日本国民的疑虑与不满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1．抱怨中国对日本对华ODA宣传不积极日本经常批评中国政府和中国媒体对日本ODA在公众中宣传力度不够，透明度不高，中国公众知之甚少。日本自民党干事长山崎拓2001年8月在越南访问时说：“可以确信，东南亚各国人民对日本的援助是心存感激的，在这点上中国却有所差别。”[27]2.“中国威胁论”抬头一些人认为在日本经济、财政形势非常困难，而中国经济形势又明显好于日本的情况下，日本已无必要对中国进行援助。这种疑问随着中国“神舟五号”载人宇宙飞船的发射而得到强化，“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再次抬头。“中国威胁论”者认为，按照中日两国目前的增长率，中国经济实力在未来不长时期内就会超过日本，从而会威胁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有人还担心日本给中国的援助会被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增强军事力量费。3．认为中国政策透明度低一些人认为中国政策不够透明，法制、信誉体制不健全。在ODA使用上存在主管部门官僚主义严重，相关部门缺乏必要协调，贷款催还机制不健全，在有关援建的招标方面存在“暗箱”操作等问题。4．中国ODA“毕业论”一些人认为中国在接受援助的同时援助其他国家，日本不应该继续提供援助了。2002年3月，在中国一次援助阿富汗价值为3000万人民币的物资和100万美元时，日本曾经一度暂停给中国部分贷款，就是受这种“中国ODA毕业论”影响的结果。二、日本对华ODA调整的内容2000年7月，日本成立了“面向21世纪对华经济协力恳谈会”，并于同年12月发表建议，在希望中国更加开放，发挥国际作用的同时，鼓励中国更加深入地融入国际社会，并建议日本政府支持中国为此而进行的努力。对于今后重点援助领域，建议从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转向进行环境保护、内陆地区生活水平改善、社会开发、人才培养、制度建设等有利于促进日中两国间相互理解的援助。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于2001年10月发表了面向今后5年的《对中国经济合作计划》。与以前的对华ODA政策相比，该计划在以下几方面作出了调整：（一）对华ODA援助理念的调整1．鼓励中国自助的努力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中国自身能够做到的事情由中国自己去做。关于贫困以及地区差异问题，日本促进中国方面的自助努力，不足部分从侧面予以援助。2．宣传《ODA大纲》对于《ODA大纲》的《原则》问题，充分利用各种机会，继续向中国方面阐述，并使中国方面加深认识和理解。3．提高援助的效果、效率推进在特定地区、特定课题投入援助的示范项目，力图提高有限援助的效果、效率。4．实施“人所共知”的援助 在敦促中国方面加强宣传力度的同时，加强宣传活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充分利用日本拥有的技能、技术，实施“人所共知”的援助。5．争取国人的理解和支持 根据本计划，适时适当地实施评价，在将评价结果迅速反映到今后实施援助中去的同时，及时公布有关信息，力求得到国民的理解和支持。日本政府强调对中国经济协力的意义是：为维持、强化日本的安全和繁荣，需要保持和平的国际环境，其中实现日本所处的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尤为重要。因此，日本希望中国能够成为更加开放、更加安定的社会，并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履行自己的责任。为促使中国更深入地关注和参与国际社会，日本有必要对中国在这个方向的努力给与支援。因此，日本和中国之间构筑广泛的、多层的关系，增进两国间的相互理解及相互信赖就显得极为重要。所以，日本通过ODA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与支援仍然有很大的意义。(二)援助重点地区和优先领域的调整20世纪80年代，日本ODA多在沿海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日本政府明确提出援助的重点地区为中西部，沿海地区的基本建设基本上由中方自行解决。中国国别援助研究会于1991年确定的第一次援助方针，是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保持经济稳定和抑制通货膨胀，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瓶颈问题。1997年8月设立的第二次中国国别援助研究会，把消除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出现的问题作为援助重点，即消除地区间差距和贫富差距，加强环境保护，加强农业开发和确保粮食供应、建立有秩序的市场经济体制。根据《对华经济协力计划》，从2001年开始，日本对华ODA将从重视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转向更加注重相对开发潜力较大的内陆地区。其主要领域一是解决环保等全球性课题的合作，包括水资源管理，森林保护建设，环境信息设施建设，引进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促进节能，传染性疾病防治，等等；二是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包括支持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支援建立健全的管理体制；三是通过派遣专家、接纳中国进修人员、促进青年和文化交流、协助人才培养等，以增进相互理解；四是支持扶贫工作，包括扶贫政策、扶贫制度方面的人才培养，以贫困阶层为对象、以教育和保健领域为中心的基层支援，以及向贫困人口比重较大地区的贫困阶层提供支援；五是发掘能够发挥日本设备、体制、技术等方面长处的项目，积极支持民间活动，以及对中国在引进外资方面的努力给予支持；六是通过共同实施其他国家的支援活动，以及推动东亚地区环境领域等方面的合作，努力推动多边合作。(三)援助方式的调整1．“多年度决定方式”—“3+2方式”—单年度方式1993年，在第4次对华日元贷款的谈判中，日方提出把过去5-6年决定一次的“多年度方式”改为“3+2方式”，即3年的贷款数额先确定，在3年期满后，再协商落实后2年的贷款。从2001年开始，日本政府对日元贷款方式重新进行调整，改为“单年度方式”，即由中方提出一个相当于3年金额的项目清单，从中挑选一些项目与日方磋商，达成一致的项目才能获得日元贷款，每年援助额完全根据具体项目累计而定。申请原则也由过去完全依照中方主管窗口单位提出的清单来进行审批，改为由中方提出复数清单，日方进行差额选择。对华ODA援助方式调整的目的，是为了适应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新局面，增强日方的灵活性，从而使对华援助项目更具示范性，也能更好地提高贷款的使用效率。2．增加技术培训，增加草根项目为提高对华ODA的效率，扩大日本援助的影响，日本政府在无偿援助方面削减大项目合作的同时，增加了可以看得到老百姓笑脸的草根项目(利民工程)。草根项目的特点是资金额度小，较为灵活，直接为基层居民服务，进行看得见具体效果的援助。利民工程无偿援助每项最高金额为1000万日元(约合97万元人民币)，由大使馆、总领事馆直接操作，手续简便，能迅速满足需求，因而评价极高。其援助额从1990年度开始的0.05亿日元增加到1999年度的5.6亿日元。截止2003年3月末累计318项，约22.3亿日元(约合1.7亿元人民币)。利民工程项目一般注重中国农村教育、医疗保健和生活环境等领域，2002年以教育所占比例最高，为41.9%，其次是民生环境29%，医疗保健22.6%，紧急援助6.5%。[28]由此解决了当地居民一些迫切的生活问题，也使当地居民对中日友谊有了更直接的感触。此外，日本政府还针对洪、涝、雪、震等突发性事件，进行应急性援助，2003年5月，为控制“非典”蔓延，日本政府提供了价值2.05亿日元的医疗器械和相当于15亿日元的紧急无偿援助。(四)资金额度的削减从2001年度起，日本政府不仅取消了对中国的资金优惠划拨方式，而且大幅度削减了ODA额度，当年度日元贷款为1613.66亿日元，比2000年度减少24.7%。其后，对华ODA出现了连年下降的局面，其中2002、2003和2004年度预算额分别下降了23.5%、19.5%和11.2%。结果，2004年度日元贷款的预算额仅为858.75亿日元，只相当2000年度2143.99亿日元的40.05%，减少了近60％。目前，中国在日本ODA对象国中的排位已由第一位降至第三位。[29]本章注释：[24]刘昌黎,《日本对华ODA的连年减少与新变化》,《国际经济合作》,2003年11期,第16页。[25]刘昌黎,《日本ODA改革》,刘昌黎教授个人主页,http://web.cenet.org.cn。[26]《中国统计年鉴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第98-101页。[27]读卖新闻，2001年8月20日，http://www.yomiuri.co.jp/。[28]新浪网,《日本之窗》,对华经济援助一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简介,http://www.sina.com。[29]日本外务省,《ODA资料》,http://www.mofa.go.jp/mofaj/.第四章日本对华ODA的评价及其对策第一节日本对华ODA的规模及其质量分析一、日本对华ODA绝对规模的分析 （一）对华ODA绝对规模的指标日本对华ODA的绝对规模，是指日本政府采取日元贷款、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援助三种援助方式对中国提供的ODA总体数额。根据《日本ODA白皮书》规定，三种方式的规模指标如下：1.日元贷款的规模指标(1)承诺额：是指日本政府方面在两国政府签署的政府换文（E/NExchangeofNotes）中所承诺的贷款额，由中日双方执行机构签署大的单年度贷款协议确定，又称协议额。(2)实际使用额：是指在一定期间内（通常为日本一个财政年度[30]）实际使用的日元贷款额，是表示ODA规模最确切的指标。(3)纯支出额：是实际使用额扣除该年度偿还额的差额，这一部分差额通常被统计在ODA预算中，被视为新的日元贷款。2.无偿资金援助的规模指标是以政府换文为基准的承诺额。3.技术合作援助的规模指标是以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经费为标准的承诺额。 （二）对华ODA绝对规模的分析在对华ODA中，日元贷款一般占总额的90%，无偿资金援助与技术合作援助只占10%。日元贷款是有偿资金合作，当一个会计年度的援建项目不能如期执行或是提前完成时，该项目的贷款协议额随之发生变化，因此，日元贷款的承诺额往往与实际使用额不符。在一个会计年度内，中国按规定向日本偿还了本息，还应该计算出纯支出额。无偿资金援助与技术合作援助是不需要中国承担还款义务的赠款，一般情况下承诺金额就是实际使用额。因此，研究日本对华ODA的绝对规模主要是对日元贷款的三个规模指标进行对比分析。（见图4-1）(略)从图1可以看出，自1986年后，对华日元贷款的承诺额与实际使用额相差很大（1989年除外），并远远大于纯支出额。截止2005年3月末，日元贷款累计额为31331亿日元，实际使用额约22234亿日元，偿还额约10486亿日元，纯支出额为11748亿日元。其中，没有执行的贷款余额为9097亿日元，这部分款项并没有汇入中国银行。这就是说，日本政府并没有按照中日政府换文中的承诺额如数兑现对华日元贷款，这是造成日元贷款承诺额与实际使用额差距大的主要原因。 与日元贷款实际使用额和纯支出额的大起大落相比，中国的日元贷款偿还额一直处于平稳上升趋势。2003年度，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966.92亿日元，而当年中国偿还日元贷款的数额为1050亿日元，还款额首次超过贷款额。可见，中国对日元贷款的还款高峰已经到来，随着日本对华ODA规模的逐年削减，偿还额高于贷款额的现象还会多年持续下去。根据以上论述，截至2005年3月末，日本对华ODA的实际规模应是日元贷款实际使用额的22234亿日元、无偿资金的1457亿日元与技术合作的1505亿日元之和，共25196亿日元，占承诺额34293亿日元的73.47%。[31]这一数据与目前日本媒体炒作、中日学术界广泛引用的“日本对华ODA提供了3兆亿（有说6兆亿）日元”的说法相去甚远。[32]二、日本对华ODA相对规模与质量分析 （一）对华ODA相对规模与质量的国际比较 自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先后开始向中国提供ODA。目前，已有22个国家和2个金融机构对中国提供政府发展援助贷款，与其他援华国家和机构的对华ODA相比，日本对华ODA具有以下特点： 1.纯支出额与累计援助额都居于榜首1978年，中国宣布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日本政府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率先表示向中国提供ODA。在开始实施的1980年，尽管日本向中国提供的ODA仅为430万美元，在DAC成员国中名列第三，但1981年以后至今，无论是年度提供额还是累计额，日本对华ODA都远远多于DAC其他成员国（见表4-1和图4-1）。不过，从援助额占GNP的比重和人均ODA方面看，日本与其他DAC成员国还有明显的差距，再加上日本ODA中附带条件的比例较高，因此日本ODA的国际评价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经常受到国内外的批评。 表4-1DAC五大对华ODA援助国纯支出额比较（百万美元） 1996年1997年1998年2003年顺序国家金额国家金额国家金额国家金额1日本861.7日本576.9日本1,158.2日本14412德国461.1德国381.9德国321.3德国3963法国97.2法国50.1英国55.4法国1344英国57.1英国46.2加拿大52.3西班牙1055加拿大38.4澳大利亚36.0法国29.8意大利64合计日本所占比重--1,670.951.6%--1,228.647.0%--1,731.666.9% - -2693.9653.49% 数据来源:OECD,IDS在线数据库,http://www.oecd.org/dac/stats2.日元贷款比率大，无偿资金援助比率低2004年度，日本对华ODA承诺额为959.08亿日元，其中日元贷款为858.75亿日元，占承诺额的89.5%，个别年份这一比例更高（例如1999年占93.57%）。其他国家的对华ODA则以无偿资金援助为主，政府贷款比例较低，其中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向中国提供的ODA完全是无偿资金援助。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别，与日本ODA中的赠送比率和赠与成分总体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有关。因此，站在受援助的角度，只有无偿资金援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援助”。在中国人心目中，许多人认为需要偿还的贷款不是援助，无需偿还的才是真正的援助，这种感觉乃是由日本对华ODA中日元贷款比率高所造成的。3.日元贷款条件优惠按照国际惯例，政府贷款可由软贷款、出口信贷和赠款三种资金构成。根据贷款国别和贷款用途的不同，贷款项目可以得到100%的软贷款（符合发展援助委员会规定的ODA标准的政府贷款），或者是由软贷款或赠款与出口信贷按一定比例搭配的混合贷款。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均是软贷款，而其他国家提供的大多为混合贷款。例如，瑞士、荷兰等国的政府贷款由赠款和出口信贷组成，德国、法国、西班牙、加拿大等国的政府贷款由软贷款和出口信贷组成，奥地利、北欧国家的政府贷款也是混合贷款。可见，仅从贷款构成来看，日元贷款显然具有较大的优惠。 4.对华ODA的地域和领域分布广泛目前，日元贷款援建或无偿资助的项目已遍及中国大陆的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既有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综合性环境保护的日元贷款，又有面向受益性差、难以依靠贷款解决的基本生活领域的无偿资金援助以及通过派遣专家和接收研修生进行技术转让、培养人才的技术合作。其他国家因其对华ODA数额有限，比较注重中型项目建设或技术合作。（二）对华ODA与其他日本主要受援国的规模与质量比较 1.与其他日本主要受援国相比，对华ODA起步晚如前所述，日本自1954年10月加入“科伦坡计划”开始实施对外经济援助起就向南亚及东南亚国家提供了日元贷款。1958年，日本政府与印度政府签署了第一批日元贷款协议，此后又向巴基斯坦等国提供了日元贷款。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在很长时期内被日本排斥在了经济合作对象国之外，直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政府才宣布对华提供ODA。 2.与其他日本主要受援国相比，对华ODA的累计额少由于对华ODA大约比对其他重点援助对象国晚了20年左右，援助的相对规模也不大。以日本开始对华ODA的1980年为例，日本对华ODA的承诺额为672.44亿日元，其中日元贷款为660亿日元；相比之下，当年度日本对其最大援助对象国印度尼西亚的ODA承诺额累计已达10854.97亿日元，其中无偿资金援助为1199.53亿日元（包括803.09亿日元战争赔偿）、日元贷款为9655.44亿日元。此后，虽然中国在1982－1986年、1993－1995年和1998年均为日本最大的援助对象国，但在总量上仍与对印尼的ODA相去甚远。在1979年度－2001年度的23年时间里，日本向印度尼西亚、中国、菲律宾提供ODA的累计额分别为166.8亿美元、159.3亿美元、87.8亿美元，人均菲律宾为117美元，印尼为82美元，中国仅为12美元。[33]3.与其他日本主要受援国相比，无偿资金援助少，日元贷款比率高1980年－1999年，对华日元贷款累计额虽然仅次于印度尼西亚，在日元贷款对象国中居第二位，但对华无偿资金援助额只为1185.7亿日元，远不及对菲律宾的2046.1亿日元，与对印尼的1603.1亿日元和对泰国的1383.7亿日元相比，也有明显的差距。如果按人均计算，对华无偿资金援助的数额就更小了。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780美元，菲律宾为1050美元，印度尼西亚为1080美元，泰国为2160美元，[34]足可见日本对华ODA的质量之低。综上所述，自1979年日本向中国提供援助以来，日本对华ODA从绝对规模上来讲虽然大大高于DAC其他主要成员国对华ODA，但从相对规模上来看，却大大低于日本对其他主要援助对象国的ODA。也就是说，日本虽然是中国最大的ODA提供国，但并非是日本最大的ODA对象国。另外，对华ODA也不是日本对中国的特殊待遇，而是中日两国互通有无、互利双赢的政府间经济合作的方式之一。从中日两国的历史渊源、地理位置、经贸关系和相互依存等角度看，日本对华ODA规模并不大，动力也明显不足，其制约因素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日本对华ODA本身所追求的国家利益及其战略考虑。第二节日本对华ODA的评价一、日本对华ODA的双赢作用二战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度发展，日本开始追求与其经济实力相当的国际政治地位。然而，在美苏对立、日美经济摩擦不断加剧、日苏关系存在领土、安全等问题的情况下，日本是很难摆脱追随美国的附庸地位。中国作为日本最大的邻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迅速，国际地位迅速提高，是日本可以借用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稳定对日本经济发展也大有裨益。这些因素都促使日本更愿意发展对华关系，在通过ODA方式为中国经济建设做出贡献的同时，实现日本经济的稳定与繁荣。（一）对中国的作用不可否认，ODA资金在我国经济走向腾飞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1．支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日本政府通过ODA，帮助中国发展能源、资源等基础产业，在交通、运输以及通讯、农林、城建、环保等方面建设了一些大型项目，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把ODA项目编入了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日元贷款成了中国经济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1990年日元贷款占我国基本建设投资的2.39%，这一比例1991年提高到2.43%（见表4-2）。在为中国培养人才、向中国传授技术和知识方面，到2005年3月末，日方对华技术合作累计投入1505亿日元，接收中方进修人员16839人、向中方派遣的专家5376人、派遣青年海外协力队员577人（包括“花甲”专家）、提供器材25729亿日元、专项方式技术合作65项、开发调查211项。[36]其中，派遣专家的项目，获得了中国“长城友谊奖”等多项荣誉。表4-2日元贷款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年度日元贷款（亿日元）1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元）日元贷款相当于人民币（亿元）A基本建设投资（亿元）B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亿元）CA/B（%）A/C（%）19901225.003.323340.711703.81393.02.3910.3619911296.073.960251.332115.80380.42.4313.4919921373.284.360859.893012.65347.51.9917.2319931387.435.202072.174615.50483.71.5614.9219941403.428.4370118.416436.74529.61.8422.3619951414.298.9225126.197403.62621.11.7020.3219961705.117.6325130.148570.79625.91.5220.7919972029.066.8000137.989917.02696.71.3919.8019982065.837.1310144.6111916.421197.41.2112.0819991926.377.7348149.0012455.281852.11.208.0420002143.997.6864164.8013427.32109.51.237.8120011613.666.8075109.8514820.12546.40.744.3120021212.146.623780.2917666.63161.00.452.542003966.927.146669.1022908.62687.80.302.57资料来源：日本外务省,《日本ODA白皮书》,2003年http://www.mofa.go.jp/mofaj/；《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版;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与报告，http://www.gov.cn/2．有利于中国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及时进行调整并得到了日本的援助。比如，在加快中西部地区建设、缩短东部和中西部的差距方面，在解决农业、农村、农民和一些地区的贫困问题方面，在解决环境问题和人才问题等方面，都得到了日本的援助。在日本对华ODA调整后，有关援建项目更是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2000年度，向中国提供的2143.99亿日元贷款用于23个项目，其中20个项目与环保有关，15个项目位于中西部地区，这就是明显的例证。表4-3日元贷款项目向环保领域和内陆地区倾斜状况总件数A环保件数BB/A(%)内陆地区件数CC/A(%)19912214.5940.919922100.01152.4199318211.11477.819941500.0640.019951119.1654.5199622836.41672.7199714535.71071.4199815746.71173.31999191473.71368.42000232087.01565.2200115746.71173.3200213646.2969.2注：每年的项目包括上年承接项目。资料来源：日本外务省,《日本ODA白皮书》1995年版、1999年版和2003年版http://www.mofa.go.jp/mofaj/,（二）对日本的作用ODA所产生的促进作用并不是单方面的，日本自身也是其对华ODA的直接受益者，主要表现在：1．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根据日本大使馆经济部提供的2001年度日元贷款中，在15个对华贷款项目中就有10个项目的附加条件是“限定两国间采购”。由于对华经济援助多用于日本国内的采购，带动了对华出口，因此，救活了日本许多濒临倒闭、破产的企业，使日本企业得到了不可忽视的经济利益。日本上智大学教授村井吉敬在对日本ODA调查后指出：“日本的经援大部分都附带有利于日本企业的条件。与其说它是一个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外交援助政策，莫不如说它是日本企业，尤其是建筑业，重工业对外伸张的向导。”[37]在上世纪80年代，日元贷款对日本产品独霸中国市场起到了铺路的作用，日本的汽车、电子产品充充斥中国市场，令中国一度积累了庞大的贸易赤字。中国当时流行的一句广告词是“有路必有丰田车”，这路就是用日元贷款援建的。2．有利于保护日本的环境和能源的供给近年来，日本对华ODA重点项目不断向环保和能源方面转移，这也紧系着日本的切身利益。其中的环境问题如我国的沙尘暴，对东方近邻有着直接影响，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的专家称，到达北京的黄沙4至5天就可以刮到日本，使富士山顶的皑皑白雪披上一层黄沙。能源开发也涉及日本经济的命脉。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能源多样化是其一直奉行的政策。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能源消耗很低，所以日本希望通过对中国的援助，从中国获取自己需要的能源，第一次ODA援建助的秦皇岛码头，就是为了向日本运送煤炭。另外，日本向中国转移先进的节能技术，帮助中国在20年左右将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一倍，这大大有助于缓和日趋紧张的国际能源市场竞争，其效果不亚于开发若干个超级大油田。所以，运用ODA促进节能技术的转移，既有利于整个东亚地区的能源安全保障，也有利于日本的能源供给和可持续发展。3．实现了日本的政治目标几十年来，日本始终以亚洲老大自居，自封为亚洲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是亚洲安全稳定的重要一极。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跃跃欲试，极欲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自我感觉良好，认为通过ODA及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与世界反恐等，为亚洲和世界做出了贡献，有资格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正如一名日本外务省高级官员说的那样：“对于军事上禁止使用武力的日本来说，ODA在外交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总之，对华ODA有着为日本本国利益服务的战略性质，并不是单纯的中方受益，而是中日双方“互利双赢”，是一种正收益的投资。二、日本对华ODA的不足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对华ODA的政治化已成为影响中日外交关系健康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在中日双方正视对华ODA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决不能忽视和否定其中的缺陷与不足。（一）日本ODA中所含的政治条件制约了对华ODA的正常发展冷战结束后，1992年日本政府制订了第一部《ODA大纲》，明确提出了对外提供经济援助的原则：(1)兼顾环境与开发；(2)避免用于军事和助长国际纠纷；(3)充分注意发展中国家的军费开支以及开发、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动向；(4)充分注意发展中国家在促进民主化、实施市场经济以及基本人权和自由保障等方面的情况。[38]根据上述原则，1993年5月，日本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中方向联合国申报武器出口情况，并将中国武器出口情况与第四批日元贷款的决策相挂钩。1995年8月，日本以中国进行核试验为由，冻结了有利于保护日本环境的对华无偿资金援助，成为当时惟一对中国实施制裁的国家。2001年10月，日本政府制定了《对华经济协力计划》，该计划虽表示继续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但却说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时要“关注中国核武器开发、军费开支及武器进出口动向”等。[39]在经济援助中附加政治条件，是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为推行其政治经济体制和价值观念而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原本是不符合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基本准则的。日本把军费开支、人权、民主化、市场经济等作为衡量对华ODA的政治标准，显然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不利于中日关系长期而健康地发展。（二）削弱了对华ODA的积极意义日本政府过于追求对华ODA的政治利益，导致媒体、舆论跟风而动，极大地削弱了对华ODA的积极意义。本来，在援助中体现本国利益是正常的，任何国家的对外援助都是为了达到其特定目标的一种手段。应该说，对华日元贷款充分实现了诸如以经济利益带动贸易和投资、换取能源和原材料、加强日本商品竞争力和市场份额等经济层面的目的。但是，日本政府过于追求政治效果，对对华ODA寄予太多的“厚望”，把中日之间的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等不同领域的问题不恰当地联系在一起，中日间一有风吹草动，就迅即打出“对华ODA”这张政治牌。结果，使日本国内媒体和舆论围绕对华ODA的批评之声日甚，以致于“中国不感谢论”、“中国不宣传论”、“中国援助第三国论”风靡不止。（三）日本政府过于追求本国的利益日本政府在对华ODA的调整中，越来越多地考虑为本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战略利益服务，不仅淡化了国际社会确定的ODA“旨在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改善其生活水平服务”这一根本宗旨，而且背离了“支持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日本政府自身的对华经济合作理念。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尽管20多年的改革开放大大增强了经济实力，但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改革的道路还十分漫长。也就是说，当初日本对华提供日元贷款的基本目标尚未达成。中国依然在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而日本政府却无视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在对华ODA问题上一味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从长远看，这既不利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日本自身的发展。第三节日本对华ODA的前景展望及其对策一、日本对华ODA大幅度削减对中国的影响自2000年以来，日本大幅度减少日元贷款已经影响了中日经济贸易合作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不利于中国中西部的发展日本ODA资金不断削减，客观上加大了中国筹集资金的困难，对中国中西部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阻力。虽然近年来日本援助在中国经济建设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减小，但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年GDP不足2000美元，仍有3000万贫困人口，其中中西部地区占一半以上，仍处于世界低收入水平，更需要得到援助。（二）减少优惠贷款将加大我国使用日元贷款的风险成本迄今为止，我国与日本签署的贷款协议均是借日元还日元。但是，日元汇率不稳定，每次日元升值都加大了我国还款压力，而利息大幅度提高必然会导致贷款成本上升，不利于我国对日元贷款的使用和还款。（三）影响企业利用日元贷款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企业越来越重视自身的经济效益。利息率的提高，必然促使企业考虑使用日元贷款是否会增加企业的负担，影响企业的效益。如果经测算负担发现风险太大，企业就有可能放弃使用日元贷款，改用其它款项。（四）不利于促进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中日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在一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优惠的日元贷款。优惠的日元贷款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企业实力增强，既可以出口所需要的产品，又可以进口更多的日本产品。另外，中国劳动力价格低，日元贷款带动了一些日本企业来华投资，进而带动了日本对中国的产品出口。以后，日本政府减少对华优惠贷款，必然会促使中国重新考虑日元贷款使用的合理性，从而对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五）对中国今后优惠贷款的获得可能产生不利影响日本是世界ODA大国，不仅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直接援助日元贷款，还向包括世界银行等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提供大量借款。因此，日本调整对华优惠贷款政策，就可能会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对华贷款政策及行为产生消极影响。二、“中国ODA毕业论”与中国国内的不同看法（一）日本的“中国ODA毕业论”2004年11月10日，日本参议院发表的ODA调查报告则称“对华经济援助已无继续的必要”。2004年11月28日，赴缅甸出席东盟10＋3首脑会议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对日本记者说：“中国快到从ODA毕业的时候了，因为中国经济发展顺利。期待着中国早日从ODA中毕业。”日本前外相高村正彦在2004年一次讲演中提出，2008年北京奥运会或2010年上海万国博览会的召开将是中国停止接受外国经济援助的时机。小泉等的上述言辞都无一例外的预示着日本对华ODA即将走到尽头。由此日本对华ODA预算额将以10%-20%的速度继续持续递减，直至为零。（二）中国国内的不同看法对于日本的“中国ODA毕业论”，我国国内有不同的看法：1.日本应该继续提供ODA二战期间日本给中国造成直接损失约为1800亿美元，间接损失约为6000亿美元，现在日本给中国的ODA按承诺额累计不过3.4万亿日元（约340亿美元），实际额为2.5万亿日元（约250亿美元）[40]，其中90%是日元贷款，真正无偿援助的只有30多亿美元，这个数额不够补偿侵华战争所造成直接损失的一个零头，连间接损失百分之一都不到。因此，中国不能这么便宜地放过日本，应由中国政府出面施加压力，让日本通过ODA继续补偿中国的损失。2．日本停止对华ODA是一种借口在日本ODA对象国中，有不少国家的人均GDP高于中国，日本从没有表示过对这些国家停止援助。因此，有人认为中国应该通过各种媒体，揭露日本利用ODA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险恶用心，不惜中日关系受损也要让日本在国际上颜面无存。3．中国已经不再需要日本的ODA虽然对华ODA累计承诺额有340亿美元，但现在每年实际上只有10亿美元左右，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可谓杯水车薪。另外，2000年以来日本每年审查对华ODA，借机考察我国的军事和民主情况。因此，有人认为“这么一点资金，还要费那么大的劲，其实不要也好。”[41]4．中国应该冷静对待，积极酝酿应对之策中日友好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双方的正确选择，任何损害中日关系的行为只能给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造成损失。对华ODA是中日经贸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带动了中日贸易以及其它领域的经济合作。日本对华ODA是互利的，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努力争取日本国民的理解与支持,使对华ODA能够继续下去。不过，日本取消对华ODA是一个必然趋势，对此不必惊慌失措，应该从现实出发，积极酝酿应对之策。三、中国的对策上述前三种看法虽然有一定的代表性，但都过于偏颇，有失公正和客观，如果让这些言论在中国泛滥，将对中日经贸关系起到负面影响。笔者同意第四种看法,即面对日本对华ODA的连年减少和即将毕业的事实，我们应该以良好的心态，酝酿如下应对之策:（一）加大宣传力度，增进相互理解，消除日本国民的疑虑对于日本对华ODA的宣传，我们以前做得不够深入，是日方一直不满意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后，我们在宣传过程中要加大力度，既要说明日本对华ODA的原则、具体政策要求、意义和项目，又要说明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需求很大，更要说明中日经济合作是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双赢事业。既让中国人民了解日本对华ODA，也让日本人民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情况这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两国人民才会增进了解，加深理解，日本国民也才会对对华ODA给与必要的支持。另外，在宣传过程中还要强调中国经济实力与日本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中国经济发展不会对日本经济构成威胁。中国经济虽发展迅速，连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GDP总量不足日本的二分之一，人口却是日本的10倍。中国基础薄、起点低，即使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也难以缩小与日本的差距。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发展睦邻友好是中国既定国策和外交政策的重点，中国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国家构成威胁。日本从中国经济发展中主要是受益，而不是受损，更不会受到威胁。（二）了解日本政策的变化，将申请重点转向软建设、软环境要充分了解日本ODA政策调整的内容，从DAC新开发战略所提出的目标出发，根据日本ODA大纲的基本原则，以政策对话和事前调查为基础，努力争取有利于我国的有效支援。目前，日本政府根据中国国情的变化，把对华援助的重点放在中西部地区，将消除贫困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环境保护、农业和粮食、建立制度化的市场经济等领域作为今后援助的重点。我国应该适应日本对华ODA的这种调整，在环境、人才培养等方面促进和加强中日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首先，要把申请项目的地点转到中西部地区，申请内容转移到软建设方面，如转移到环境、扶贫、人才、教育等方面。为推进日本对特定地区、特定课题投入援助资源的示范项目，提高有限援助的效果和效率，要做好示范项目的宣传工作，使示范项目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一些小的项目要尽量争取利民工程的援助。其次，还要注重利用对华ODA加强软环境的建设，比如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法制法规的健全、加强信誉体制、增加政府的透明度等，以改善投资环境，推动中日双方更深层次的合作。（三）根据对华ODA方式的改变采取对策2001年度，日元贷款的审核方式已改为一年一审制，针对这种改变，我国在项目的选择、管理和进度上都有很多工作可作。首先，要选择符合日本对华援助要求的项目，特别是选择一些能够累进的有年度资金增长的项目和可以持续发展有后续潜力的项目。其次，在项目的管理和进度上更要精心，不仅要按期、保质地完成项目，而且要加强项目资金的核算，在项目确定之前要组织日本有关专家实地考察，以期得到第一手资料，从而使项目的内容和资金有一个更可靠的计划。（四）了解日元贷款申请程序，严格中方的项目审批日本ODA，程序复杂，种类繁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无论是项目申请还是执行，或者总结评估，都须严格按照日方要求进行。为了申请顺利，我们应该继续培训懂行、熟知有关程序的专家。在工作中还需要改进项目申请的具体操作，比如推荐赴日进修生，应首先从项目的专业需要出发，注重参选人员的综合素质、外语水平和在外适应能力。在邀请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员、海外老年志愿者、个别派遣专家时，应注意我国的需要，注意JICA在日本国内容易招募的专业以及对志愿者、专家本身的专业、学历及工作经验的要求等。在申请专项方式合作、开发调查和利民工程无偿援助项目时，应注重日本对华援助重点与本地特色的结合，注意项目的代表性以及是否与国家重点政策或重大计划相关等。关于中方项目的审批，对一些项目效益不好或暂时无法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作用的项目，可不予审批或暂不考虑。同时，对利用日元贷款的新项目，实行更严格的责任制，将能否有效利用，按期还款作为考核项目负责人的重要指标。对正在使用的日元贷款项目，要进行清理审核，鼓励建设单位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争取早日建成发挥效益，加速资金周转。这实际上就等于多利用日元贷款。（五）注重学习日方的先进经验、理念和严谨的工作作风等为实现我国经济的新发展，出资金外，更重要的是理念、观念的转变和更新。通过对华ODA，引进日本项目，我们可以学习日方先进的工作经验、严谨科学的管理模式和认真的工作作风，每一个项目都是一个对外窗口，可以了解世界，提高并展现自己。这是今后我们在与日本合作过程中必须重视的问题。日本人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是举世闻名的，在和他们的合作中，我们应该而且可以学习到对我们有利的新理念。（六）利用多种方式吸引外资，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日元贷款曾经是中国经济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最高时曾超过中国基本建设投资的2%以上。为了减轻对日元贷款的依赖，我们应该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通过多种方式吸引外资，并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同时，充分利用国外、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的正确方针，把利用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组结合起来，鼓励跨国公司投资农业、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日本对华ODA政策已经调整，日元贷款额正在削减，日本对华ODA终会有走向结束的一天。尽管如此，中日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将会是永恒的。日本对华ODA应该在中日友好关系史上续写自己的历史，留下浓重的一笔。本章注释：[30]日本财政年度为4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31]《日本政府对华开发援助》,日本国驻华大使馆,2005年12,第4页。[32]凡人,《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4月19日,自由联盟商务网，http://www.zhgb2b.com/bbs/。[33]日本外务省,《日本ODA白皮书》,http://www.mofa.go.jp/mofaj/[34]日本外务省,《日本ODA白皮书》,http://www.mofa.go.jp/mofaj/。[35]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第十六版，1999年3月，华夏出版社，第160页。[36]日本外务省,《日本ODA白皮书》,2004年，http://www.mofa.go.jp/mofaj/。[37]徐万胜,《浅析亚洲危机后的日本对亚援助政策》,《东北亚论坛》,2000年第3期,第5页。[38]日本外务省,《日本ODA白皮书》(上卷),1995年版，第41页，http://www.mofa.go.jp/mofaj/。[39]日本驻华大使馆,《〈对华经济协力计划〉概要与日本对中国经济的协力政策》,2001年10月,第3-4页。[40]腾逸风，环球风云，铁血论坛http://bbs.tiexue.net。[41]冯昭奎,《中日经济关系三十年》,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国际金融报》,2002年09月2日第16版。附录附录1：1980-2004年度日本对华ODA的承诺额（略）是指政府或政府实施机构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福利改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赠与或赠与成分附录2：日本对华经济援助年表1972年9月日中邦交正常化发表日中联合声明(29日)。1973年1月设立日本国驻华大使馆。2月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大使馆。1974年1月签署日中贸易协定。4月签署日中航空运输协定。11月签署日中海运协定。1975年8月签署日中渔业协定。1977年9月签署日中商标保护协定。1978年8月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12日)。10月邓小平副总理访日批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2月邓小平副总理访美回国途中访日。12月大平正芳总理访华，签署日中文化交流协定，开始对华ODA。1980年5月华国锋总理访日，签署日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83年9月签署日中租税协定。1983年度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为81.5亿美元。1984年3月中曾根康弘总理访华。10月设立中日友好医院。1984年度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01.6亿美元，突破了百亿美元大关。1985年7月木村睦男参议院议长访华签署日中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1986年11月中曾根康弘总理访华出席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奠基仪式。1986年度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23.2亿美元，突破200亿美元大关。1987年度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为333.6亿美元，突破300亿美元大关。1988年8月竹下登总理访华，签署日中投资保护协定。1988年中日友好城市发展到46对，中国访日人员从1972年500多增加到1.9万人，增加30倍，日本访华人员从1972年的8300人增加到13.8万人，增加15倍。中日贸易由1972年的10多亿美元，增长到104亿美元，整整翻了十番还多。1990年7月日本率先解除对华制裁，第三次日元贷款也在同年11月正式恢复实施。1990年度日本最初的利民工程无偿援助0.05亿日元。1991年5月中日青年交流中心揭幕典礼(中曾根康弘、竹下登两位前任总理出席。1992年6月日本出台《政府开发援助大纲(ODA大纲)》。1993年日本第4次对华日元贷款的谈判中，确定“3+2”日元贷款方式。1994年3月细川护熙总理访华，签署日中环境保护协定。1995年8月以中国核试验为由，日本冻结了除人道主义紧急援助和民间援助以外的对华援助。1996年5月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竣工。1998年8月通过了《有关政府开发援助的中期政策》。1998年11月江泽民国家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发表日中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和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1998年度日本对华ODA累计额为25000亿日元，对华ODA66.9%来自日本。1999年度利民工程无偿援助增加到的5.6亿日元。2000年10月朱榕基总理访日。2000年7月日本成立了“面向21世纪对华经济协力恳谈会”。2000年度对华日元贷款额为2143.99亿日元。2001年10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对华进行工作访问，参观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对日本侵华历史表示反省和道歉。2001年10月日本政府发表了面向今后5年的《对中国经济协力计划》，日本《对华经济协力计划》提出，从2001年开始，对华ODA将从重视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转向更加注重相对开发潜力较大的内陆地区。2001年10月江泽民主席会见出席上海APEC会议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2001年日本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急剧上升，达到1590亿日元，比上年增加89.3%；中国对日制成品出口比率已高达84%。2001年度对华日元贷款额为1613.66亿日元，较2000年度削减了25%，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中西部地区，共15个项目，其中环境保护7项、人才培养6项、地方开发贫困对策2项。2001年度在企业直接投资方面，日本向中国投资企业达22370家，累计承诺额约441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约327亿美元，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华直接投资国。2002年4月李鹏委员长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共同出席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中国文化年和日本文化年开幕式。2002年4月朱铭基总理会见出席博鳌论坛首届年会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小泉总理在2002年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作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构成威胁”的发言。2002年5月以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启立为名誉团长的中国5000人旅游交流团访日。2002年6月唐家漩外长在泰国出席ACD外长非正式会议期间与日本外相川口顺子举行会晤。2002年8月日本驻华大使馆专门召开日本对华ODA座谈会，讨论并征求有关建议。2002年中日本政府对92年大纲的修正草案经过对外经济协力关系阁僚会议审议定稿。2002年9月日本外相川口顺子访华，江泽民主席、钱其深副总理分别会见；江泽民主席出席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日方来了13000多人。其中包括前首相、执政三党干事长等近百名国会议员和众多各界知名人士。2002年12月日本外务省经济协力局在网站上公布了大纲修正的意见。2002年度日本对华日元贷款为1212.14亿日元，较2001年度削减25%。2003年4月温家宝总理在北京会见日本外相川口。2003年5月日本就对华提供了面对SARS的价值2.05亿日元的医疗器械和相当于15亿日元的紧急无偿援助。2003年度日本对华日元贷款为966.92亿日元，较2002年度削减20%；中国偿还日本的日元贷款额为1050亿日元，还款额首次超过贷款额。2004年初日本国内围绕对华ODA掀起争论，一些政治家和媒体认为日本对华ODA应该“毕业”了。2004年8月日本政府再次修改了《ODA大纲》，加入了以“确保本国安全和繁荣”为原则的内容。2004年11月日本参议院发表的ODA调查报告称“对华经济援助已无继续的必要”。（10日）2004年11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出席东盟10＋3首脑会议是宣称：中国快到从ODA毕业的时候了。（28日）2004年度日本对华日元贷款为858.75亿日元，较2003年度削减了11.2%。至2005年3月无偿资金援助 约1,457亿日元（约合65亿元人民币）；技术合作约1505亿日元（约合83亿元人民币）；有偿资金援助约31331亿日元（约合1,651亿元人民币）；纯支出额约22234亿日元；还款额（连本带利）约10486亿日元。(GE，GrantElement)不少于25%的贷款。ODA包括双边援助和多边援助(对国际机关出资)两种类型，而双边援助又分为无偿援助和有偿援助，其中，无偿援助主要是无偿资金援助、技术合作援助和向国际机构的出资等，有偿援助主要是政府间贷款，包括项目贷款、非项目贷款。ODA源起于战后，在冷战期间，美苏通过ODA来争夺势力范围、拉拢第三世界国家，其他发达国家也追随美苏形成两大阵营。在当时，ODA这个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转移的“软力量”，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价值和意识形态的转变与取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90年代冷战结束后，国际纠纷和地区间的冲突依然频繁发生，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环境和传染病等全球性问题也变得更为严峻，鉴于发展中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对确保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发达国家开始大幅度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ODA，事实证明，ODA已经成为防止纠纷和冲突、实施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和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的有效手段。因此，研究发达国家的ODA政策已成为一项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前沿性课题。战后，日本由于战败国的特殊地位，只能以经济外交的手段开展对外活动，ODA则成为日本经济外交的有效工具。为了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利益，日本大大增加了对发展中国家ODA的额度，1989年第一次超过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援助国，并于1991年至2000年一直保持着这个头衔。中日是东亚地区两个主要国家，友谊源远流长。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开始意识到中国的稳定与发展是日本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而中国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也是日本梦寐以求的，这些都促使日本想尽早与中国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而ODA则成为改善两国经济关系的重要途径。自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时宣布对中国提供日元贷款以来，日本一直是对华ODA的最大提供国。截至2005年3月，日本政府承诺向中国提供ODA总额累计34293亿日元，其中日元贷款为31330.56亿日元；援助范围包括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社会开发、环境保护、医疗保健、人才培养等领域，遍布中国所有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实践证明，日本对华提供ODA绝非是“单方面给予”，而是“双赢”事业，对扩大两国经贸合作和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起到了推动作用。49 在日本对华经济援助的过程中，有许多特点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援助，既有中日两千年友好交往历史的影响，又有着二战历史的因素，更有着现实的政治经济关系的作用，还经常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国家利益重心的转移，日本对华ODA政策也在不断调整，与此相适应，中日经济关系也呈现不同态势的起落。可以说，ODA过去是、今后也是中日经济关系的一个助推器和晴雨表。在当前中日关系的诸多问题中，日本对华ODA业已成为两国间的敏感问题。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研究日本对华ODA的政策、规模及其效果，对日本对华ODA进行客观定位与评价。同时，为中国外援政策的制定及其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第二节研究现状与突破一、国外研究现状国外对国际开发援助的研究，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欧美学者相对注重全球性和理论性研究，注意阐释国际开发援助对于整体国际关系、国际格局的影响。因此，专门研究日本ODA尤其是日本对华ODA的欧美学者及其著作并不多，较为著名的有:阿兰·瑞克斯(AlanRix)著《日本经济援助：政策制定和政治》；罗伯特·奥尔(RobertM.Orr)著《日本对外援助力量之浮现》。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如法尔(S.J.pharr)、德勒(Wolf.Mendle)、柯汉(WarenI.Cohen)、奥林(G.Ohlin)等，都著有相关著作和学术论文。日本对ODA的研究成果颇丰，涉及日本国内外各个领域。政府也经常向某些学术机构、民间机构出资，支持ODA课题的研究。日本学术界对ODA问题进行的研究注重政策性、学术性和现实性。因此，日本学者对ODA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ODA政策如何实施以及如何通过ODA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方面。从研究侧重点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经济学家为主，从经济开发的角度，研究ODA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注意日本ODA的组织结构、决策过程、实施体系、国民态度、政策理念和实施效果，以及通过ODA取得的经济效益、政治效应和国际影响等现实性问题。这些学者因与主管政府ODA政策的行政部门和业务实施机构关系密切，被称为“官厅经济学者”。如东京大学教授原洋之介、庆应义熟大学教授草野厚等。二是以国际关系专业的学者为主，从一国外交战略与政策的视点出发，把ODA视为一种外交政策行为，认为ODA首先为国家的外交战略服务，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开发的目的是次要的，因而要将ODA纳入国家战略目标的框架内。这方面的学者主要有东京大学教授五十岚武士、成蹊大学教授广野良吉等。 49 从基本观点来看，主要有两派。一派认为日本ODA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受到受援国的欢迎。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原来任职于政府ODA行政部门或执行机构的高级官员以及部分大学教授，如OECD前经济部长下村恭民等。另外一派则主要从保护环境和人权的观点出发，认为日本的ODA奉行重商主义，唯利是图，输出公害，破坏受援国的生态环境，无视发展中国家国民的基本人权和社会生活需求。持这种观点的多为大学教授、新闻记者和环保人士，如上智大学教授村井吉敬等。其他在日本影响较大的ODA研究学者及其成果有，稻田十一所著《日本外交中的援助问题诸方面》、渡边昭夫所著《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和佐藤秀雄的《ODA的世界》，等等。二、国内研究现状目前，中国对ODA的研究还仅局限在政府相关的执行机构和部分学术机构，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方面，都远落后于日本，研究的学者数和机构数也少于日本。最近，随着日本政府对华日元贷款的大幅度削减，日本ODA政策调整成为敏感话题，国内对其研究开始逐渐增多。张光老师是国内较早研究这一问题的，著有《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金熙德研究员在这方面也有独到见解，并著有《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周弘的《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以及林晓光的《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与中日关系》，冯昭奎、吴学文、徐之先、李信根等许多前辈也都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此外，国内还有大量的关于日本经济外交及其ODA政策的学术论文，但都各自侧重不同，影响较大的论文有：林晓光的《日本官方发展援助政策探析》将日本的ODA政策作为日本政治大国战略之一来分析，是对日本ODA的一个纵向分析；刘华英的《从ODA看日本与亚洲经济的互补性》一文从对外直接投资、贸易等纯经济的角度论述日本对亚洲的ODA的作用；陈谨详的《战后日本政府对外援助的特点》一文总结了日本ODA与其他援助国明显不同的特点。还有的学者以不同的时间段为限对日本对华ODA进行深入研究，如周永生的《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日本政府对外开发援助初探》，朱耀辉的《后冷战时代日本ODA政策析论》，徐万胜的《浅析亚洲危机后的日本对亚援助政策》，等等。其中对我启发最大的是刘昌黎先生的两篇论文《日本ODA的改革》和《日本对华ODA的连年减少与新变化》。三、试图解答的问题与突破上述国内外学者对日本的ODA49 和中日关系的研究立场、观点、角度各不相同，大多数研究集中讨论日本ODA政策与经济外交的关系，对日本向中国提供ODA的动机、规模及对双边关系的影响缺乏系统的论述，没有将彼此之间的有机联系阐释出来或探讨不够深入。本文拟应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和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日本对华ODA为基本研究对象，通过历史过程的描述和阐释，个案的考察和分析，力求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1．将日本对华ODA作为中心议题，进行专门阐述和深入研究，对战后日本对华ODA的背景及原因、发展、现状、政策调整等问题进行历史性考察和学理性分析。2．在实证上把日本对华ODA的规模加以系统地分析，建立评估ODA的规模指标,对其效果作出评价。3．结合日本倡导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基本构想，说明日本对华ODA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构建中日经济合作模式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日本调整对华ODA政策后中国应采取的措施。第三节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及研究理论一、研究框架本文将把历史考察的描述、现实政策的分析、经济学的模型与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运用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历史学、外交学、国际关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分析框架。二、研究方法本文研究对象主要是日本对华ODA，拟采用以下研究方法：1．历史分析方法：通过考察日本ODA的历史及对华ODA的发展及现状，分析日本ODA的动机及向中国提供ODA的原因。2．比较分析方法：通过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对华ODA规模的纵向比较及日本各主要受援国的横向比较，分析日本对华ODA的效果。3．动态研究方法：以动态发展的视角分析日本对华ODA的作用和中日经贸关系的走向。4．归纳法：列举日本对华ODA的重点领域，并归纳出对华ODA在中日经贸关系中的作用。5．案例研究方法：以各时期有代表性的受援国为例进行研究分析。6．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对ODA数据的进行量化分析。49 三、相关理论（一）国际利益理论国际利益理论也被称为现实主义理论，是用国家利益来诠释各行为主体的行为及其行为方式，主要代表人物是摩根索和华尔兹。摩根索认为，无论什么形式的对外援助，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其主要目标都是促进和维护国家利益。他举出人道主义援助、生存援助、军事援助、名望援助、贿赂和经济发展援助6种对外援助形式，并认为人道主义援助和生存援助看上去是非政治性的，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持国际力量对比的现状；经济发展援助本身已经变成了和平时期转移资金和服务的意识形态，在对外援助的旌幡下并没有更高的道德原则。参考文献[1]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0页。[2]司楚、訾嘹祖译,矢野恒太郎纪念会编《日本100年》,时事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77－79页。[3]倪健中主编,《百年恩仇》,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第119页。[4]金熙德,《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页。[5]周弘,《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6]金熙德,《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第17页。[7]爱知和男,《日本对外经济援助需要根本改革》,《世界周报》1999年9月21日,第17页。[8]日本外务省,《面向21世纪的ODA改革恳谈会最终报告》,1998年,http://www.mofa.go.jp/mofaj/。[9]日本外务省,《外交蓝皮书》,大藏省印刷局,1998年版,第396页。[10]孙亚菲,《聚焦日本对华援助恩怨是非》,南方周末，2003年7月21日,httpa/www.huaxia.com/。[11]张光,《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页。[12]古森义久,《ODA再考》,图书印刷株式会社,2002年12月,第75页。[13]林晓光,《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与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2月,第56页。[14]朱耀辉,《后冷战时代日本ODA政策析论》,《日本问题研究》2002年第4期,第12页。[15]冯昭奎,《战后日本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4页。[16]刘昌黎,《日本对华ODA的连年减少与新变化》,《国际经济合作》,2003年11期，第16页。[17]刘昌黎,《日本ODA改革》,刘昌黎教授个人主页,http://web.cenet.org.cn/。[18]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第98-101页。[19]读卖新闻,2001年8月20日,http://www.yomiuri.co.jp/。[20]新浪网,《日本之窗》,对华经济援助一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简介,http://www.sina.com./。[21]日本驻华大使馆,《日本政府对华开发援助》,2005年版12月,第4页。[22]凡人,《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4月19日,自由联盟商网,http://www.zhgb2b.com/bbs/。[23]日本外务省,《日本ODA白皮书》,2003年版,第21-24页http://www.mofa.go.jp/mofaj/。[24]日本外务省,《日本ODA白皮书》,2005年版25-29页http://www.mofa.go.jp/mofaj/。[25]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第十六版，1999年3月，华夏出版社，160页。[26]朱凤岚,《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规模透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2期，10页。[27]徐万胜,《浅析亚洲危机后的日本对亚援助政策》,《东北亚论坛》,2000年第3期,第5页。[28]日本外务省,《日本ODA白皮书》,1995年版和2004年版,第41页和49页http://www.mofa.go.jp/mofaj/。[29]日本驻华大使馆,《〈对华经济协力计划〉概要与日本对中国经济的协力政策》,2001年10月,第3-4页。[30]腾逸风，环球风云，铁血论坛http://bbs.tiexue.net/。[31]冯昭奎,《中日经济关系三十年》,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国际金融报》,2002年09月2日第十六版。[32]日本外务省,《ODA资料》,1985-2005年http://www.mofa.go.jp/mofaj/。[33]数据来源:OECD,IDS在线数据库,http://www.oecd.org/dac/stats。[34]HansMorgenthau,APoliticalTheoryofForeignAid,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1962,Vo1.56,2;pp.301-309.[35]KennethWa1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NewYork,RandomHouse,1979,pp.200.后记时间飞逝，转眼间迎来了毕业论文答辩的日子。对于东北财经大学，我有无限的眷恋，在此学习的每一天，都给我留下了最宝贵的记忆。非常感谢我的导师—刘昌黎老师的悉心指导。刘老师严谨的治学作风和工作热情，以及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所给予我的帮助将使我终生受益。感谢他在我成长道路上对我的引导和帮助，在他严格的要求和循循善诱地教诲下，我逐渐开拓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并且学会了如何独立地进行科研工作。非常感谢我的父母，为我分担了大部分家务，使我能够安心学习和工作，我成才中的每一步都离不了你们的支持和关心。非常感谢我的爱人和可爱的儿子，没有你们的理解和鼓励，我不可能坚持下去。真诚感谢东北财经大学的所有领导、老师们，你们的言传身教和高尚的品德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教导我成为优秀的、合格的人才。也真诚感谢研究生院的各位老师给我们生活、学习上提供的便利、支持以及鼓励。感谢我的同学们以及我所在的单位的领导们，正是你们的鼓励与支持才使我学业有成。刘苗苗华尔兹也认为，对外援助政策是主要大国谋求建立霸权的工具，军事援助直接服务于加强两极世界的安全体系，而经济援助则是给这个安全体系争取盟友和朋友，与行贿没有差异，也是为了增强援助国的国力，是建立“合适的世界秩序”的工具。两位现实主义大师从不同角度得出了同样的观点：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外援不是人道的关怀，不是发展的作用，而是其达成预定政治目标的工具。（二）发展经济学理论在ODA的研究中，经济学者的贡献很大。早期的经济学者根据大量的历史文献与官方资料中，运用严密的逻辑归纳与推演的形式来分析ODA行为与援助的内涵。从60年代开始，量化研究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逐渐受到重视。在ODA研究方面，许多学者开始采用统计技术，对ODA进行数量与分配等量化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1．提出揭示ODA作用的相关经济学理论在发展经济学方面，20世纪50-60年代的大推进论、双缺口论和二元经济发展模型，都认为ODA的作用可增加外国储蓄的流入以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并提供必须的外汇来解决贸易赤字带来的外汇不足问题，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70年代，国际劳工组织提出“基本需要论”，主张ODA在增长过程中要注意改善基本生活条件，包括充足的食品、住房、安全的饮用水、公共卫生以及教育设施等必要的公共服务。这些分析成为70-80年代世界银行及其他ODA机构调整援助战略以求更直接地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依据。80年代出现的“结构调整论”或“杠杆论”强调ODA的作用首先在于促进受援国调整经济结构以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经济改革往往会带来经济紧缩，此时ODA的作用已不再是填补储蓄或外汇缺口，而是缓冲紧缩造成的经济社会后果，确保调整和改革的顺利进行。 2．进行量化分析与模型构造在方法上利用经济学的成本一效益分析方法，主要包括：援助国提供ODA数量的分析方法；在ODA49 是有益的前提下，把援助作为资本输出的一部分，建立援助国或受援国的生产与分配关系的模型；为达成受援国经济成长的目标，建立援助分配方案的模型。以上模型都试图通过大量的宏观经济数据，从需求方面（受援国）与供给方面（援助国）出发，用实证的方式证明援助可以达到的最大功效。 （三）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以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也为理解ODA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方法。新自由主义强调相互依存与国际合作的观点，认为相互依存的现实和内涵表现在政策行为上，就是各国不能不进行必要而广泛的合作，以改善和优化有利于国际合作的国际制度。因此，如何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努力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与人类的进步发展，就成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课题。经济的交流与合作，国际开发援助体系和发达国家ODA政策的发展与完善，也是国与国之间加强理解与合作的基础，在相互依存的利益共生体之中，争取互利、双赢和多赢，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之一。（四）地缘政治经济理论斯大林认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无疑包括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因为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资生活必要的和经常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地缘政治经济理论也强调地理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认为各行为主体在相对稳定的地理条件和地缘环境中，自觉主动地选择其国家战略目标，实现其政治、经济上的发展。考察和分析战后以来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和发展，地缘因素对各国政府的外交战略中都占有重要的影响。除上述理论和视点以外，笔者认为当今方兴未艾的区域经济理论和自由贸易区理论等也是本文论点的重要支撑。本章注释：[1]ODA的定义有多个版本,本文采用的是OECD下属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的定义。[2]赠与成分是国际上衡量贷款优惠程度的综合性指标。凡利率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都包含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赠与。赠与成分即赠与部分在贷款总额中占的比重,其大小取决于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别、偿还期、宽限期等。[3]HansMorgenthau,APoliticalTheoryofForeignAid,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1962,Vo1.56,2;pp.301-309.[4]KennethWa1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NewYork,RandomHouse,1979,pp.200.[5]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0页。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