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不良贷款的制度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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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银行不良贷款的制度成因⊙中国银监会湖北监管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华金融保险学院阙方平张鹏熊飞  我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主要是由于制度原因形成的，信贷市场制度设计的不完善和制度的供给不足是巨额不良贷款形成的直接原因，合理而有效的信贷市场制度供给对不良贷款的形成具有制约作用。不良贷款的制度解释不良贷款的成因大致可以分为市场化成因和制度化成因两类。西方发达国家银行的不良贷款大多是由于市场化原因形成的，而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形成原因往往是超越市场因素，而具有明显的制度性特征。首先，经济周期等市场化因素不足以充分说明我国银行业巨额不良贷款的成因。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大部分是制度性原因造成的，这已经成

2、为了理论界的一个共识。根据人民银行的报告，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中，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约占10%，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约占10%，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占全部不良贷款的20%。其次，国内近年来的研究已经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特殊的制度环境入手，对我国国家银行体系中不良贷款的成因进行了比较独到的分析，这引导我们从制度因素的角度去认识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问题。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制度原因是我国不良贷款形成的主要原因。但国内目前对不良贷款制

3、度成因的分析多停留在制度环境和制度基础的层面上，制度作用于不良贷款的具体机制仍然笼罩在理论的“黑箱”中，没有得到比较详尽的分析。本文认为，与不良贷款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的制度是信贷市场制度，一切制度因素对不良贷款的作用最终必然通过信贷市场制度发挥效力。国外的许多研究已经证明了信贷市场上的制度，特别是以监管制度和法律等形式出现的正式制度，对信贷市场运行和不良贷款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认为，在不良贷款形成的问题上，信贷市场制度主要从两个层面上产生影响。一是监管部门通过监管制度对银行业进行引导和制约的效果，二是涉及债权人保护的法律条款对银行信贷的保护力度。我国银行业大部分不良贷款的形成是直接

4、缘于这两方面制度的缺陷。从两个“悖论”看信贷市场的制度缺陷信贷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不完全市场，特别是其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更是极其显著的，因而容易出现多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并诱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而银行在信贷市场上也往往表现出有限理性，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和监管，很多时候银行的行为将是盲目的。因此，有效的正式制度供给对于信贷市场的健康运行是必不可少的。我国传统的信贷市场制度存在诸多缺陷。这些缺陷使得我们的制度设计没有很好的限制银行的有限理性行为，甚至有一些还对银行产生了误导，反而加剧了不良贷款的形成。在旧的《贷款通则》框架下，我国的信贷市场制度片面强调了抵押品的重要性，限制了信用贷款的发放。

5、但近年来国内外的一些研究向我们揭示出的有关不良贷款的两个悖论，正好说明了这种制度设计不但不能有效控制信用风险，反而加深了银行在信贷理念上的认识偏差，使其更深的陷入了“嫌贫爱富”和“非抵押不贷”的误区。信贷对象的“穷富悖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商业银行倾向于采取“理性模仿”行为，表现为信贷资金大量向所谓的优质客户集中。这样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银行往往表现出“嫌贫爱富”的特征。这种现象的出现实际上是源于人们的一种固有信念，即“富人更讲信用”。然而近年来，这种如“常识”一般的观念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国的尤努斯博士完成了一个伟大的经济学证明：“穷人的信用不

6、比富人差！”我们不妨称之为“尤努斯信用悖论”。“尤努斯信用悖论”可以被看作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颠覆，因为在此之前，主流经济学界的观点是：富人比穷人更讲信用。这个观点在中国尤其流行，“富人总比穷人讲信用，因为富人有财产，要承担风险，所以只能更讲信用；而穷人没有财产，不必承担风险，所以没有信用”。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银行才成了一个嫌贫爱富的机构，要么“锦上添花”，要么“釜底抽薪”，绝不会“雪中送炭”。但尤努斯博士用事实推翻了这一理论。尤努斯博士创办的专门服务于“穷人”的格莱珉银行，目前已向639万个贫困人员贷款，其中58%的借款人及其家庭成功脱贫，还贷率高达98.89%，远远高于世界上最

7、优异的商业银行。尤努斯博士认为：穷人由于毫无退路，所以只能更讲信用，而一些富人由于有没有信用都无所谓，反而不太在意信用，而只相信那些“沉甸甸、金灿灿的金子”。尤努斯博士的发现为商业银行将优化资产质量和建立扶弱机制结合在一起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现实中的商业银行很少能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没有政府和监管部门的介入，它们只会继续将主要精力放在争夺所谓的优质客户资源上，从而形成局部的过度竞争，使我国信贷市场的结构化矛盾难以消除。然而这些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