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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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三、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应对”——以技术体系的形成为例所谓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应对”，是指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改造”的统一。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呢？自近代工业化以来，人们片面强调对自然的改造、支配和征服，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似乎是一路凯歌前进的。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变得肆无忌惮，超越了自然的承载能力，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报复，环境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人类在生存面临威胁的情况下不得不对这种“反自然”的倾向进行反思。这种反思是十分必要的。但也容易使人走向另一片面，有些人转而强调人类只能适应自然，认为不应再提“改造自然”了。在有些学者中甚至出现一种“反文明”的倾向，认为自然界自有高超的力量实现永久的美妙的“生态平衡”，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只是由于人类的干扰所致，因而人类应该放弃干扰，放弃科技，放弃发展，回到因任自然、无所作为的状态。其实，人类对于自然，既有适应的一面，又有改造的一面。因为人具有两重性，既是自然的存在物，又是社会 的存在物。作为自然的存在物，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因而不能不受到自然的制约，不能不适应自然的韵律。作为社会的存在物，通过劳动、实践对自然的改造又是人的本质特征。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从自然界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其中介就是劳动。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借助劳动资料把劳动施加于劳动对象，形成产品。在这过程中，劳动资料绝大多数都经过了劳动的“过滤”，使之得心应手，符合生产的要求；劳动对象也凝结进人类的劳动，按照人类预期的目标改变了原来的形态。这就是改造自然的过程，这是一切文化和文明的基础。地球的一切生物都只能消极地适应自然，唯有人类能够能动地改造自然。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自然，已经是深深打上人类劳动的印记的、与洪荒时代大异其趣的“人化自然”了。这首先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否定了这一点，就是否定了历史，否定了全部人类文明。人类何以能够改造自然，其根据是什么？从主观方面看，一是人类有思想，能制造工具，具有自觉的能动性；二是人类能合群，组织为社会。从客观方面看，自然界是能动的，因而也是可以变化的，而不是僵死的，这就给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并不能随心所欲，它一方面受制于自然界所给定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受制于与这些基本条件相联系的自然规律 。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剧不能超越这个舞台，自觉也罢，被迫也罢，人类总得服从这些条件和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造”也包含了“适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片面强调“适应”和片面强调“改造”都是不妥当的。人既改造自然，又适应自然，这种改造与适应的统一，可以用“应对”一词来概括。“改造”与“适应”两者关系处理的好坏，亦即“应对”的好坏，可以作为衡量人类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马克思主张人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人道主义”的统一[1]，所谓自然界的“人道主义”，也就是自然界的“人化”，指人类通过劳动对自然的改造，使之适应于人。所谓人的“自然主义”，也可以称之为人的“自然化”，指人类对自然的适应，通过改造自然达到与自然的协调。以劳动为中介的经济活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劳动包括人的有目的的体力和智力的活动，而技术则是其结晶。在一定意义上，技术可视为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核心。而历史中形成的各种技术体系，正是人类在经济活动中应对自然环境的产物。中国 传统农业技术体系的特点是精耕细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是如何形成的？一种意见强调人多地少促使人们通过集约经营以提高单产，另一种意见则强调封建地主制下人身相对自由而经济规模狭小的小农不能不走上多劳集约的道路。这两种意见都有其道理，但都不能解释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形成的初始原因。因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经济是在战国以后才逐步形成，黄河流域局部地区人多地少的格局，也顶多追溯到战国时代，而精耕细作技术不晚于春秋时代已见萌芽。日本学者称中国传统农业为“中耕农业”，以区别于西欧中世纪的“休闲农业”，实行中耕是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标志之一。而中耕农业的产生显然与上古时代黄河流域中下游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原来由浅海淤积而成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平原上古时代存在着众多的薮泽沮洳，当农业由山前高地向平原低地发展时，首先要解决耕地的内涝返碱问题。我国古代人民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办法是：在耕地里挖掘排水沟，挖出来的土堆成长条的高垄，形成“畎亩”农田。庄稼种在垄上，垄作是条播的基础，条播又为中耕创造了条件。垄作、条播、中耕三位一体，成为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最初的表现形式。这在西周春秋的文献中已有反映，而在《吕氏春秋·任地》等篇中获得系统的总结 。《任地》开篇以“后稷”名义提出：“子能以窐为突乎？……”——您能把低洼地改造成高出的耕地吗？接着全篇围绕如何改造低洼盐碱地这个问题展开，详细论述了畎亩技术的各个方面。作为改造低洼盐碱地实践结晶的畎亩技术的创造，不能脱离当时基本的环境条件进行，同时又通过对环境条件的改造求得农业生产与环境的协调。这就是我们说的“应对”。我国精耕细作技术在以后的发展中，范围不断扩展，内容不断丰富，水平不断提高，但本质上都是对自然环境的应对，是发扬自然环境中的有利条件、克服其不利条件而创造的一种精巧的农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环境对人类和其他生物的不同制约方式。在人类以外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中，凡是适应自然环境的就能生存下来，否则就被淘汰。这就是“适者生存”的法则。生物的适应是被动的，自然界的制约是决定性的。人类则不然，由于人类有自觉的能动性，可以自觉适应和能动改造自然环境，自然环境虽然提供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从而也规定或影响其发展的大致方向，但这种制约已经不是决定性的，而是可选择的。大致相同的自然条件可以产生有明显差异的不同技术体系，就是这种可选择性的表现。不同开发方式和技术体系有精粗优劣之分，这既取决于人们经济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在经济实践中人们智慧和创造力发挥的程度，也取决于经济和社会的其他条件。这种选择是双向的。人们可以在既定的自然环境下选择适应和改造自然的不同技术体系，而这些不同的技术体系也要经受自然环境用特殊方式进行的选择：凡是与自然环境协调的技术体系，能够保持比较长久的生命力，凡是与自然环境不协调的技术体系，会被淘汰，即使人为地延续下来，最终也会受到自然的惩罚而难以为继。 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是否都会导致自然的破坏？这个问题需要分析。诚然，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必然会引起自然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有良性的，也有非良性的，它所造成的后果，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例如，江南地区在《禹贡》时代呈现“厥土惟涂泥，厥田为下下”的景观，由于地势卑下，遍地榛莽，气候湿热，瘴疫流行，“丈夫早夭”，长期以来被中原人视为畏途[2]。经过长期农业开发实践，建立了治水与治田相结合的塘浦圩田系统，形成和发展了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这一地区逐步成为全国经济重心，成为适合人类生息的人文荟萃之区。这一开发改造的过程，从其主流看，无疑是生态环境优化的过程。因此，不能认为凡是经济开发都会破坏环境；只有不合理的、过度的开发才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当然，所谓环境的优化或恶化，是看它是否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舍此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衡量标准呢！ 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在取得许多重大的辉煌的成果的同时，也做过许多破坏生态环境的蠢事和错事，这也是毋庸讳言的。我国历史上局部的生态破坏很早就有发生，而南北各地生态环境全面恶化的趋势，则从明清时期开始的。从世界范围看，近代以来环境破坏尤甚。主客对立的自然观固然是导致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但即使有了正确的自然观，也未必能保证环境不受破坏。因为自然太神奇秘、太复杂了，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掌握需要一个漫长的反复的过程，改造自然的远期结果往往是人们始料不及的，这就难免造成破坏和挫折。环境问题的产生和恶化，更有社会的、制度的原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人与人关系的问题。由于这种种原因，不但在中外历史上，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仍然会有环境破坏相伴随。这是人类发展还不够成熟的表现，但即使这样，仍然不应把环境问题的产生归咎于人对自然的改造本身。应该看到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有过优化环境的成功实践，同时不能认为历史上和现实中环境的破坏是完全不可避免和不能解决的；否则提出环境保护的任务就毫无意义了。人类发展图景不是单色的，而是多种色素构成的，有建设、有破坏，有前进、有后退，进步中也往往包含了退步；但总的趋势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不能认为一代不如一代。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还有一个孰主孰客的问题。既然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是无可置疑的事实，那么，不言而喻，人是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主体，自然界则相对地处于客体地位。马克思明确指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3]承认和坚持人的主体性，是一条重要准则。我们思考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必须也只能从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以人为本”，否则，没了是非标准，只能乱套。承认人的主体性并不等于认为人是自然的主宰，可以随意支配自然；但人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程度上能够调控自然秩序、调控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这还是人类的历史使命。同时，承认人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人永远处于主动地位，作为客体的自然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在人类能动上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人主动，自然被动，没有问题。但在自然界以自身的变动作用于人类社会时，自然就是能动的，人就是受动的[4]。如处于北半球的黄河流域，春暖、夏炎、秋凉、冬寒这种自然界气候的季节变化是作为能动的一方作用于人类社会的，而人类社会则作为受动的一方相应形成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生产秩序。自然灾害的发生，是能动的自然作用于受动的人类社会，更是显而易见了。但这种情况并非固定不变的。当自然灾害或不利的自然条件给人类社会造成困难时，会激起人们应对挑战、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实践；而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又会导致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在这两种场合下，都发生原来能动方和受动方的易位。历史就是在人和自然这样的“互动”中向前发展的。总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我们既要反对“反自然”的倾向，又要防止“反文明”的倾向。前者是当前主要危险，但对后者也不能掉以轻心。 [1]马克思的原话是：“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参见《尚书易解》卷一和《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2页。[4]现在有一种提法——自然是参与人类历史的主动因素。这容易引起自然参与历史是有意识的行动的误解。我觉得以采用“能动”一词为好，而以“受动”与之相对应。四、从“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考察经济史——以消费需求无限性和资源供给有限性的矛盾为中心按照现代生态理念，必须把经济体系放到地球生物圈的生态系统中考察。这不但是处理现实经济问题的原则，也是研究经济史的门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历史上经济发展的内涵、趋势及其深层的和长远的意义，从而对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做出正确的估量和评价。 过去的经济史在研究生产力时一般局限于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劳动者状况的分析，现在，从“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的角度考察，生产力的内涵需要扩展，它不但包括社会生产力，而且应该包括自然生产力、生态生产力或环境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统一。这里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例如，如何界定自然力和自然生产力？是否可以说，只有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自然力，才称为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是什么样的关系？自然力和自然生产力诚然是社会生产力的基础，这是两者统一的一面；但是难以控驭的自然力会破坏生产，而不合理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会破坏自然力和自然生产力，这又是两者矛盾的一面。又如，自然生产力在经济发展中起什么作用，它的变化规律与社会生产力有什么不同？土壤肥力、尤其是新垦地肥力的变化、水利灌溉工程效益的变化，相当程度反映了自然生产力的变化。这里有不少尚待经济史开拓的空间。在很长时期内人们衡量历史上经济的发展，只是着眼于经济总量的增减，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人们又注意和强调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升降。这当然是不错的，但已经远远不够。从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统一、人与自然互动的视角去考察，除了注意经济总量和劳动生产率以外，还应该分析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关系；除了注意资源利用的广度、深度以外，还应该分析资源损耗情况和资源利用是否合理。后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前二者更为深远。只有把三者结合起来，我们的认识才会更接近历史的实际。这就向我们提出了重建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的任务[1]。 对于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的研究，人们一度重视不够，改革开放以后，它受到空前的重视，但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似乎历史上商品经济的作用都是正面的。从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统一、人与自然互动的视角去考察，情况并非完全是这样。在一定条件下，商品经济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优化，从而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商品经济无序的发展又往往引起社会的分化、资源的耗损和环境的破坏，这样的例子无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是屡见不鲜的。市场是以消费需求为基础的，古今莫不如此。发展市场经济总要不断刺激和创造出新的需求。但是，如果需求从人类的实际需要中“异化”出来，与人类的实际需要渐行渐远，以至成为一种身份的符号、一种炫耀的排场，那么，虽然它也能造就一时的经济繁荣，但却要付出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从而损害人类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对历史上商品货币经济的考察，需要超越“资源配置”的视野。 英国环境史学家克莱夫·庞廷批评为西方广为接受的古典经济学及由此而来的现代体系“把物品的生产放在了经济的中心”，“忽略了资源损耗的问题，而仅仅是在处理不同的竞争方之间的资源分配这个第二位的问题。它们至关重要的缺陷在于把地球上的资源视为像资金一样——是可以转变为利润来源的资产配置。……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地球上的资源不仅仅是稀少的，而且也是有限的。”[2]庞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过去对经济发展的评价，确实没有把资源损耗考虑进去。人们忽视资源的有限性是有其历史背景的。近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空前发展，控制自然的力量大为加强，物质财富正像喷泉一样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人们浸沉在乐观的氛围中，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经济的发展。但是，近代工业社会经济是建立在石化能源基础之上的。石化能源是不可再生的，使用这种能源会造成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也空前增长。而刺激高消费，不断制造新的市场需求，保证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以谋取越来越多的利润，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命线。人类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已经超出了自然的承载能力，地球有限的资源已不能支撑人类无限膨胀的消费需求。危机越来越逼近，但被表面的欢乐掩盖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那个惊世骇俗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才把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环境、资源的尖锐矛盾一下子端到世人面前。 在当前的世界性生态危机中，地球资源是有限的，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以今鉴古，不难发现，资源供给有限性和消费需求无限性的矛盾自始就存在，尽管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且在古代它一般只发生在一定时期和局部地区。中国古代有些思想家对此已经有所认识。例如，唐朝陆贽说：“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3]明朝韩文说：“天之生财有限，而人之用物无穷。”[4]他们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节用”的主张。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和消费需求的无限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矛盾之一。经济史上不少问题可以从这一矛盾的发展变化中获得解释。但无论“资源有限性”，还是“消费无限性”都是相对的，是历史地变化着的概念。消费需求的无限性，首先是由于在正常情况下人口的增长，同时也由于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消费需求和欲望的攀升，因此，人类的消费需求有一种不断膨胀的趋势。消费需求依靠发展生产来满足，而发展生产要有自然资源做物质基础，而可供利用的自然资源的数量是有限的。但是所谓“有限”并非绝对的，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资源本是自然物质，只有当它对人类有用并为人类所用的时候才成为“资源”，因而，它与人类的认识水平和技术水平相关，随着人类认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发展而变化。资源的供给能力既取决于该资源本身的存量，又与人类利用资源的状况紧密相连。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经济模式下，人们利用不同种类的资源，采取不同的利用方式和利用强度，当时当地可供利用的资源的限度也因而各不相同。当消费需求及其导致的资源利用强度逼近或超过一定条件下资源供给能力的限度时，资源的有限性就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5]。这种状态，既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造成生态的破坏，也可能激发人们突破“瓶颈”的意愿和实践，从而把人类经济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例如，采猎经济时代人们直接利用野生动植物，完全仰赖于动植物的自然再生产，而不能控制它，人称“攫取经济”。在人口稀少、资源宽裕的条件下，原始人有时也可能获得充裕的食品，但维持生存的人均最低资源占有份额远远高于后来的“生产经济”，人口与资源的平衡是“一头沉”的结构。假如，某一群体人口和它所拥有的资源处于均衡状态，在拥有资源数量大致恒定的情况下，人口那怕是微小的增长，都会打破这一平衡，以至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原始人类往往用抑制自身的发展──采取各种措施限制群体内人口的增加──的办法，来保持它与自然界所形成的脆弱的平衡。但由于自然的过程，人口毕竟是要增长的。正是人口增长及其导致的消费需求增长打破旧的人口与资源的平衡，迫使人们寻求新的食物生产方式，从而导致农业的发生。[6] 农业时代经济建立在土地及相关的动植物资源基础上，农业生物的再生产主要依靠太阳的光能、热能和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的物质循环，基本上没有其他外源能的投入，基本上不产生环境污染的问题。消费需求和资源供给的矛盾主要是人口增长引起的。中国传统农业实行精耕细作，土地利用率较高，而且讲究用地和养地的结合，不少土地越种越肥，可以用较少的耕地生产较多的粮食，但亦由此给人口的较快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养活一个人需要的耕地有一个最低限量。一个地区如果人口的增长所需最低限量耕地超过该地区所能提供的耕地数量时，某种紧张状态或危机就出现了。我国战国时代三晋地区即已号称“土狭而民众”、“人不称土”[7]。类似现象历代都有出现，清代则形成全国性的人多地少的格局[8]。资源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这种紧张状态，迫使人们或从内部想办法，提高土地利用率，如多熟种植、循环利用等，或从外部想办法，如向外移民，开辟新耕地，引入新资源，通过地区分工和交换实现地区之间的资源互补，等等。经济由此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但在这过程中，往往出现无序的盲目的开发，而导致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在明清时代，这种情况表现得特别严重。 中国封建社会存在表现为王朝兴衰循环的周期性危机，过去一般用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发展来解释：在农民起义后建立的新的封建王朝实行缓和阶级矛盾、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和繁荣，承平日久，土地兼并、统治阶级奢侈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化，导致农民起义和封建王朝的更替。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不够全面。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视角去考察，除了注意社会阶级矛盾以外，还要注意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的矛盾、消费需求增长与资源供给紧缺的矛盾。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口数量走出王朝初期的低谷步入王朝中后期的高峰，统治阶级的消费也从王朝初期的注意俭约到王朝中后期的肆意挥霍，人口与资源、消费需求与资源供给之间因此产生尖锐的矛盾。资源占有和分配的不均使得这种关系更为紧张，而这种紧张关系又反过来加剧社会阶级的矛盾。如果这时发生自然灾害，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催化剂。王朝后期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就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总之，消费需求的无限性和资源供给的有限性是人类经济生活的基本矛盾之一，但在传统社会和近现代社会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现代社会由于人类生产和消费的规模超出了地球的承载能力，资源接近枯竭，环境严重污染，矛盾空前尖锐。而且矛盾是整体性的、全球性的，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依靠向别的地区扩张来缓解矛盾，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除太阳能以外，也不存在从别的星球获取大量资源以满足地球人类需要的可能性。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观念如果没有一个大的变革，难以渡过这一危机。尽管这样，也不能认为地球资源的“有限性”是绝对的，是人类不可逾越的“瓶颈”，不能认为人类经济的发展将就此封顶。人类的探索和实践，科学技术的发展，终将突破这一“瓶颈”而继续向前发展。 [1]在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的讨论中，衡量历史上经济发展与否的标准是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资源配置优劣？还是资源利用的广度、深度和合理程度？曾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从环境史的视野看，这个问题就比较清楚了。讨论的具体情况可参见：叶茂《记中国经济史论坛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的讨论》，李根蟠《“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讨论和我的思考》两文。[2]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XX年，第174—175页。[3]唐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又，元许衡《鲁斋遗书》卷1：“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天地间为人为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过求，亦不得过用，暴殄天物，得罪于天。”[4]明韩文《裁冗食节冗费奏》。[5]消费需求无限性和资源供应有限性的矛盾，经常被归结为为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资源供应的紧张状态是相对于消费需求而来的，而消费需求不但与人口的数量有关，而且与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有关，与人与人的关系有关。 [6]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对人类文明的挑战，有些学者由于对前途感到迷惘而“向后看”。他们看到某些原始狩猎部落的人每周仅用十几个小时的劳动，即可获得足够的生活资料，因而把原始采猎社会描绘成人类的“黄金时代”。其实，在人类依赖于自然再生产而生存的条件下，为了保持生态资源与人类群体之间的均衡，人口增长率必须保持在几乎近于零的状态。保罗·马丁曾用计算机程序模拟加拿大埃德蒙德一个拥有100人的印弟安人族群的狩猎经济，如果以其生殖能力的限度来假定该族群以每代翻一番的速度增长人口，那么这一氏族将以人/平方英里的密度组成一条纵深59英里的狩猎战线，这条战线以每年20英里以内的速度推进，在293年以内该战线将推至墨西哥湾，使加拿大至墨西哥湾沿岸的全部巨兽绝迹。在采猎经济中，人类往往采取抑制自身发展的办法维持人口与资源的脆弱平衡。这显然不是人类的黄金时代。[7]《商君书·徕民》[8]所谓“人多地少”“土狭民众”是相对的，它不但只是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联系，而且包含部分的“假象”，因为在土地私有制和条件下，许多人缺乏耕地是土地分配不均造成的。五、马克思主义与环境史研究从世界范围看，现代环境史兴起于二十世纪晚期的欧美诸国，当前中国学者研究环境史在相当程度上是受西方学者影响的。我们应该积极介绍和引入西方环境史的理论方法 ，同时努力发掘生态环境史的本土学术资源。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无论古代还是近代，都有人对人和自然的关系及其历史发展作过探讨，应该予以总结，作为中国环境史这棵新苗的培养基。在环境史学科建设中，我们还应该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对人和自然的辩证关系做出精辟的分析。一方面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1]，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靠自然界生活”[2]，受自然界制约。另一方面又指出人不同于自然界其他生物，具有自觉能动性，这种自觉能动性集中表现为劳动、实践，人通过劳动改变自然，支配自然力，使之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并在这基础上达成人与自然的真正统一[3]。基于这样的分析，马恩批评了看不见人对自然反作用的自然主义历史观，同时又与把人与自然对立出来，认为人可以脱离自然为所欲为的观点划清了界限。[4]马恩的自然观与现代生态理念是吻合的。例如，在马恩看来，“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则是“人的无机的身体”[5]，自然再生产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这和把人类视作生物圈生态系统中一员、把生态系统视作经济 体系的基础的观点一致。马恩关于自然史与人类史“密切相联”“相互制约”的论述[6]，也完全符合环境史把人与自然结合起来作动态考察的主张。我们知道，劳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被置于基础、中心的地位，马克思把劳动界定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这种“物质变换”是双向的，一方面，人类把劳动施加并使之凝结于劳动对象，从而取得自己所需产品，另一方面，人类又把生产生活中的废弃物返回自然界。马克思对此虽然没有正面的阐述，但他在批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7]可见马克思把人类生产放在生态系统的网络中去考察，他所说的以劳动为中介的“物质变换”，包含了在“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中物质形式转换和物质循环的思想。现在一般认为1962年出版的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敲响了环境问题 的警钟。实际上这个警钟马恩在一百多年前就敲响了。除上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破坏人与土地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的批评以外，1845年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就对当时工人住宅、工作场地的恶劣环境和河流、大气的污染情况作了尖锐的揭露。恩格斯还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提醒人们不要过分陶醉对自然界的胜利，要当心自然界的“报复”[8]。环境史的兴起是当代环保运动的产物，它是从研究环境问题的历史和环保史开始的，而这，实际上就是马恩早就指出的自然界“报复”问题。关于环境和公害问题发生的原因，马恩从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破坏性两个方面作了深刻的分析。马恩把环境问题的解决和社会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把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联系起来，认为应当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置于“合理地调节”、“共同控制”的基础上[9]，提出了“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这“两大变革”的历史任务[10]，从而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环境问题尚未凸显，尚未成为全球性问题，他们提出的上述思想在相当长时期内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现在，人类在经历了无数的生态灾难后翻然醒悟，形成了现代生态理念，这种理念与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基本思路上竟是如此的一致，令人不能不惊叹马克思恩格斯目光的锐利和思想的超前！当然，由于时代及相应社会实践的局限，马恩还不可能形成完整系统的生态学理论，对某些问题的论述尚有欠缺[11]，这并不奇怪，但环境问题的实质和解决问题的大方向已经给我们指出来了。环境史研究完全可以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理论的支持和理论的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也可以通过生态环境史的学术实践获得丰富发展。 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并非单指马恩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论述，更加重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目前在环境学和环境史界，存在各种各样的思潮和观点，其中有些是偏离科学偏离真理的。例如，上文提到的“反文明”倾向；脱离人与人关系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倾向。又如，生态学一度强调平衡、和谐、有序，被某些环境史家作为自己学说的基点，现在有些生态学理论转而强调浑沌、错综、无序，人们因此感到困惑。如果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问题其实很好理解，因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矛盾无处不在，平衡是相对的，要通过斗争来实现和保持。对于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最锐利的分析武器。为了保证我国环境史学科健康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是不可或缺的。梅雪芹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应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以形成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派。”[12]我赞成这个提法。 人类历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人和自然的尖锐矛盾处于临界状态，人类从观念到生产生活方式必须也必然有一个大的变革。环境问题虽然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无论在世界或是在中国，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仍然呈现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态势，环境问题仍然是新世纪最紧迫的问题之一。环境史研究通过系统总结人与自然关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于解决环境问题能够做出其特殊贡献。可以预期，它将在新世纪史学中占居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中国，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但只是刚刚起步。环境史比起其它史学分支学科，是最需要多学科整合的。但目前我国还没有环境史的专门研究机构，没有专业学会和专业刊物。这和社会的需要是不相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环境史亟待加强，也一定能获得加强。目前环境史处于“发酵”的阶段，醉人的美酒在后头。它对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将逐步显示出来，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和充分的估计。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高诱(注).吕氏春秋[M].诸子集成(第六册)[M].上海:上海书店,1986.[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M].吴国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9]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XX.[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页。[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4页，等。 [4]有些西方学者指责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劳动，强调人对自然的支配，忽视自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导致现代环境破坏的思想根源之一。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人类通过劳动改造自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人类停止劳动，恐怕一天也维持不下去。不错，恩格斯和马克思都说过对自然的“支配”，但他们同时也指出，“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所谓“支配”并非统治和奴役的关系，而是作为自然界一员的人类在“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基础之上对自然力的控制和利用。他们明确反对“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反自然的观点”。怎么能把马恩的这种思想和视人类为自然界的主宰，视自然界为人类征服、统治、索取对象的二元对立的自然观混为一谈？[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页。[8]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5页。[9]马克思说：人们应当“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卷，第603页。 [11]在生态环境问题上，西方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各式各样的诘难，多数是站不住脚的，但也有些批评包含某些合理成分。如上文引述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的批评对象就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内。他的批评包含了误解和偏见，但也有可取之处。庞廷指责马克思只讲劳动的价值，不讲资源的价值，是一种误解。但他批评人们评价经济时不考虑资源损耗，则有道理。马克思强调的是劳动生产率，这比起长期以来人们只注意经济总量的增减，是一个进步，但确实没有反映资源损耗情况。马克思指出，劳动只有与自然物结合，才能创造物质财富。他认为生产力包括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包括社会生产率和自然生产率。但他把自然生产率也归结为劳动的节省，没有单独评价自然生产力和自然生产率的指标体系。如前所述，马恩都注意到环境问题，但在他们的经济评价体系中没有环境变迁和资源损耗的指标。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12]梅雪芹《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论纲》，《史学月刊》XX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