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角度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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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传播角度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内容提要】学术界普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的故事内容是累积而成的，但又认为其文本是出自某一人之手，因此文本的成书不是累积而成，从而对其成书年代产生了种种分歧。本文从传播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了重新思考，认为其文本的写定同样有一个累积或演变过程，其起点应在元末，而其终点则应定为嘉靖元年即该本正式刊行之日。【关键词】传播《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年代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沈伯俊先生曾概括出五种意见，即“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成书于元末”说、“成书于明初”说及“成书于明中叶”说。沈先生同时还指出

2、，“除了‘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显然难以成立之外，其余四说，各有所据，各有一批赞同者”。并认为“结合以上各种因素，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仍然是，《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而成书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1）不少研究者也确实接受了“成书于明初”说，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就是如此。笔者以为，要解决这一所谓的“世纪课题”，继续挖掘有关资料固然十分重要，但首要的问题还在于解决一个困惑已久的疑点，即为什么对于同样的材料，人们却会作出不同的解释，得出不同的结论。基于这一考虑，笔者拟从传播角度对此问题作出解释，是否成立，还请方家赐正。一人们都不否认，《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过程是一个累积型的过程。既

3、然是一个过程，就必然有起点有终点。起点是指这部小说创作的开始时间，终点则指这部小说完成的时间。在通常的情况下，起点与终点就是指该小说作者的创作时间。又因为罗贯中生活于元末明初，因此便有了成书于元代中后期、元代后期及明初等观点。但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累积型的小说来说，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就拿创作的起点来说，认真推敲起来，人们对起点的含义实际上是非常模糊、含混的，例如，所谓起点，究竟是指这部小说文本开始写作的时间，还是指有关三国故事开始流传的时间？如果是指小说文本开始写作的时间，那么是指的哪一种版本？持“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观点者所指的版本是江夏汤宾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国志传》，（2）持

4、其它观点者所指的版本都是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版本即嘉靖元年的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那么又如何确定它们各自的创作起点呢？于是，研究者们从不同的方面来寻找答案。“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虽然至今无人赞同，但其不被人赞同的原因却值得深思。沈伯俊先生指出“此说完全忽视了《三国演义》吸取元代《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三国戏内容的明显事实”，这实际上就是从传播角度作出的解释。在此有必要略作些分析，持这一观点者发现《全像通俗三国志传》中有“迄至圣朝，赠号义勇武安王”的说法，又“记有相当多的关索生平活动及其业绩”，还有15处的地理释义可推断为宋人记宋代地名，于是便认为该本应成书于宋代乃至更早。对于第一条根据，已

5、有人指出“圣朝”不是指宋朝，而是指元朝（3）。对于第二条，实际上论者本人已经作出了解释：“关索其人其事，辗转说唱流传时代，应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间，而这也可能是《三国演义》成书远及的时代。”这里，显然把三国故事流传的时代与《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文本的成书时代混在了一起。至于第三条根据，即有15处地理释义可推断为宋人记宋代地名，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有的学者根据嘉靖元年刊《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中的“今地名”都系元代地名而得出“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以书中的注解来考定该书的成书年代，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方法，但有一个前提，即必须确定作注者的身份及其生活的年代。上述两种观

6、点虽然依据的是两种版本，但问题却是一致的，因为在这两个本子的注文中，又分别出现了明初的地名或宋代的地名。前者17处地理释义有两处是明初的地名建制；后者则出现了将宋代的地名作为今地名的情况。张国光先生曾指出这种现象由两个原因所造成，一是故意拟元人口气，借以证明此本确出于元人罗贯中之手，以取信于读者；二是由于作者的地理知识有限，他根本不熟悉三国地名系明之何地，只知道抄录旧籍。（4）他进而认为，作者就是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序的蒋大器。笔者以为，既然故意拟元人口气，以取信于读者，为何又出现把宋地名作为“今地名”的错误？究竟是让读者相信还是让读者大惑不解？如果真是作者的地理知识有限，他又何必浪费笔

7、墨去作这些注解呢？比较这两种版本，一是将宋代地名当作“今地名”，一是将元代地名当作“今地名”，有时还出现明初的地名，这实际上透漏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这些注文是历代传抄者或刊刻者从旧籍上不断抄录累积而成的。杜贵晨先生将《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的下限亦即终点确定为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是根据了另外一些材料。他发现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则有“布骂曰：‘此大耳儿叵耐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元末明初文人张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