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寻找改革新动力

《执政党寻找改革新动力》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执政党寻找改革新动力在经济动荡、经济增长提供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变弱时，执政党从各个层面有效地推进现代化、制度化改革，是国家度过经济危机，实现更长远发展的条件。在中国，自上而下主导的经济改革所释放的体制活力，在上世纪90年代就显现出继续推动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先富”没有能够带动“后富”，而没有后富支撑的“先富”，也因此无法继续更加富裕，经济的局部泡沫和整体有效需求不足并存。进入20世纪后的若干年，随着中国进入世贸体系、深度融入全球化，国际市场延缓了国内的矛盾，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更大的开放和贸易、资本、汇率等制度，外部经济部门继续扩大了国内“先富”的范围，若干弱势群体也从中

2、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分割。这也就是说，世界贸易体系的支撑、美国举债消费等开放层面的因素，让国内体制和政治改革的迟滞问题暂时“非显性”化了。但是“先富”与“后富”的断裂问题并没有得到弥合，政府与民众的心理距离在继续拉大。整体上，政府和执政党内的精英力量非常努力和难能可贵地维持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政治局面，让国内体制和制度上变革的滞后与经济和社会变化所带来的错位与矛盾，维持在可控的范围内。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像新加坡、韩国那样，依托世贸体系和他国消费来实现全面工业化和共同富裕是无望的。而前面几十年相对有限的发展和积累，要求所有人都迅速达到“先富”群体的富裕程度，也无法实现。在这样

3、的局面下，既有的安定局面怎样维持、社会断裂如何弥合，同时在有限的分配回转空间中，赋予更多人消费能力，而不打击所有人的创造意愿，就需要制度化的变革来解决。这个制度化的变革，就是承认没有几个个人或者少部分人，有超越历史的智慧，替十多亿人口解决团结和福祉问题；而根据现实的经验，在社会利益严重分化的时代，不同的群体、集体和个体利益需求，需要通过制度渠道和程序，形成公共认识和妥协机制，在权力系统和各级权力代表机构中达成广泛共识，自己的利益要求也可以被他人认可。它的实际效果不仅仅在于维系社会秩序，更是对继续增长的保障。中国宪法和既有体制规定的权力系统中，中共行使执政党权力，中共各级党

4、代会、全委会、常委会代表全部党员行使党内权力。一般意义上，政党是政治集体行动的最高制度化行式，它的最大实现在于执掌权力，并以此保证所代表集体的利益分配权利。在中国，中共体系和其他的权力体系相比，比如人大体系，目前依然是权力行使组织化程度最高、制度化发展能力最强的。它的困境，在于保证所代表的全民的利益分配权的能力问题上，所谓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保证执政地位，核心即在此。而在现实层面，加速党内民主制度化、提高中共对最大多数人利益的代表力和保障能力，也是既有秩序和宪法允许的维护公共利益途径中最主要的部分。代表、党员和组织力实现7000万党员的规模，一直是外界对中共咂舌相看的因

5、素之一。可是对于一个现代政党，规模和它的组织力未必是正相关的。而决定官的组织力、讲而决定官的执政和代表能力的，是一个政党内党员身份和党内权力机构以及所谓政党组织意志的相关性。2007年、2008年之交，中组部和公安部曾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公安部门在办理非本地户籍人口的暂住证明时，要登记政治身份，也就是中共党员身份。2008年有南部某市组织部统计，市内流动于各总支、支部之外的流动党员占全市党员的比例将近8%;该组织部还发现，这些流动党员基本均属高素质的精英群体。而且。这还只是统计到的数字，未及全部。中共流动党员不愿主动寻找党组织，和基层党组织涣散和党员懈怠的原因并没有区别，

6、就是看不清党内的事情或者党的组织和自身的相关性。而如果一个执政党丧失了基层党员的参与志愿、进而丧失了实际代表组织力的话，执政机关跨过党员代表国民集体，追求持久执政的路径将会出现问题。在现实中，党员代表大会、全委会和常委会的权力行使结构一直没有理顺。33年前，鉴于党内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曾经提出要使“各级党代会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随后多年缓慢推进。而整体上，在政党制度化改革之外，执政党各级组织长期专注于提高核心领导力和一般性政府事务，以致至今党内改革的成果远远落后于转型社会中协调不同利益、实现政治整合的需要。在上世纪8

7、0年代末，中共在若干市县进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由于没有整体制度化的保障，主要依靠试点地区党委班子的自我能动性和变革意识，很多试点后来都没有坚持下来，浙江台州椒江成为几乎仅存的尽职尽责并且突破中央试点意图的样本。那里还曾经阶段性地试验取消常委会的制度，后来经浙江省委组织部批复，恢复常委会、全委会和人大会的三级机构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自下而上的党内授权和监督试验体制下，地区几套班子到目前还没有出过廉政问题。第一轮试点开始后，直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才再次明确肯定党代会常任制的方向，之后，广东、浙江、湖北、四川、江苏等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