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私有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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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的许多想法来自两位我尊敬的师长（其实就是汪丁丁和姚洋），在此致以谢意。当然，文责自负。一关于农村土地所有权改革的论争已经持续了很久。一般人们说的土地所有权改革，其实就是指土地私有化。在介入土地私有化的讨论以前，有必要界定土地私有化的涵义。我们现在所说的私有化，其实是相对集体土地所有权而言的。在现行的农村集体土所有权下，农民对于宅基地、自留地、承包地和集体未分土地的要求权是不同的。2000年以后，集体未分土地已经非常少了，而宅基地几乎完全自留地“属于”农户个人，村集体基本上无权收回。在许多地方，中央的“生不增、死不减”政策已经得到落实，承

2、包地的收益权也相当硬，；而在另一些地方，村民仍然根据人口变动调整承包地的归属权，但村民基本上可以名正言顺的转租自己名下的承包地，土地的收益权是得到保障的。因此，我们说的土地私有化，其实是指在农民对土地收益权已经得到基本保障的前提下，进一步赋予农民处置土地的权利，主要包括转卖土地和将土地作为抵押品的权利。土地私有化的支持者认为，私有化有利于土地集中，而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将提高农业产出，增加农民收入。同时，私有化可以保护农民权益，避免地方政府强征强拆和村两委出卖农民利益的情况发生。私有化的反对者通常并不反对农民对于法律上集体拥有的土地的私人收益权

3、。不过他们认为，保留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必要的，因为集体所有制扮演了社会安全网的角色，在城市经济出现波动时，在城市打工的农民移民仍然有家可回、有地可种，不至于有大规模的流民滞留城市。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又都有缺陷。在接下来的几篇博客里，我想说明：第一，土地私有化的辩论双方常常没有明确区分土地作为农业用地的价值和作为城市建设用地的价值。就土地的农业价值而言，土地私有化通过提高农业产出增进农民福利的空间可能非常有限，而且私有化对放松农户资金约束的效果可能也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大。第二，农村土地所有权改革的核心，其实是（1）如何让土地资源动起来

4、得到有效的配置，以及（2）如何让农民分享城市经济发展收益。在各种途径中，私有化可能不是最公平的方式。更有针对性且兼顾公平的政策，是户籍制度改革和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或“地票交易”）。第三，在救济制度不发达或者执行成本极高的情况下，农村集体土地的社会安全网功能是客观存在的。土地私有化反对论者的问题在于，他们或多或少地想把农民留在土地上，而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恰恰在于，农民自觉自愿地离开土地，在城市里的安顿下来。如果移民在有工作时就已经在城市扎下根，也就无所谓流民的问题了。私有化争论的双方也许没有意识到，对于东部富裕地区的农民，私有化与否是无所谓的

5、，因为土地价格基本上已经揭示出来，村集体和企业的土地租约有些已经长达数十年。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已经接近私有化了。地方政府的征地补偿数额不够，村民就不买账。因此，似乎也没有必要支持或“反对”私有化了。而在中西部，尤其是远离城市的地区，私有化是约乏动力的，因为土地本身没有多少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地票交易”就是要给这部分农民赋权，因此也可以说是私有化的一种形式。只不过通过这种形式的私有化，城市土地的租金收益能够得以在农村人口中间更加公平的分配，并且能够保留土地的保障功能。可以想象，农村耕地的实际私有化是大势所趋，这并不是因为“有恒产者有恒心”

6、这样的空洞口号，而是因为当城市化进程趋于尾声时，大部分人已经离开农村，在城市居住、谋生。当农地问题不再是政治问题，而仅仅是经济问题时，农地私有化与否也就无关宏旨了。但在现阶段，相对于其他备选方案，关于处置权的农地私有化并没有特别的优势。土地问题牵涉的议题极多。接下来，我会用三篇博客的篇幅梳理其中的细节和逻辑，并提供相关的经验证据。二土地私有化能不能提高农业产出，从而增加农民收入？我的回答是，也许可以，但可能效果非常有限。一部分私有化论者认为，土地私有化能够促进土地集中，发挥农业经营的规模经济，从而提高农民收入。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

7、中国农业的增长率一直保持世界领先，单位产出（亩产）更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下图是1961年到2005年农业增长率的数据，在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间，中国的亩产增长率是4.5%，而发达国家仅为0.72%，世界增长率（除中国以外）为1.19%。从人均产出增长率看，15年内，中国的年人均产出增长率为4.45%，与发达国家4.18%的水平相当，而世界增长率（除中国以外）仅为0.42%。结合这两个数据，可以说中国的农业增长主要技术进步导致，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的组织、激励、耕作方法、新品种引入等是主要推动力。而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出增长，主要是劳动力

8、进一步退出农业和资本密集化的结果。TheShiftingGlobalPatternsofAgriculturalProductivity，美国农业与应用经济协会《粮食、农业与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