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擴張與生態決定論：大衛阿諾論環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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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歐洲擴張與生態決定論：大衛阿諾論環境史大衛．阿諾是研究英國殖民印度史的重要學者，近年來他的印度殖民醫學史研究更是受到醫學史學界高度的重視。他運用傅科（MichelFoucault）的權力概念以及義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AntonioGramsci）的霸權理論來分析殖民醫學，將這個領域的研究討論帶到新的理論高度。然而，較少為人所知的是阿諾對環境史（environmentalhistory）的研究也下了不少功夫。在一九九五年他就與「底層人民研究」（SubalternStudies）這個學術團體的另一位學者古哈（RamachandraGuha）合編了一本有關印度次大陸環境史的重要論文集《自然

2、、文化與帝國主義》。九六年更出版了《自然的問題：環境、文化與歐洲的擴張》一書（以下簡稱PN），全面檢討目前環境史的史學現況[1]。阿諾著作中討論的環境史議題非常廣泛，涉及學派也眾多，包括年鑑學派關於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長時程（lalongueduree）影響的研究、湯恩比史學對環境的看法、二十世紀初期的歷史地理學、馬爾薩斯學派（Malthusiansneo-Malthusians）關於歷史人口學的討論、美國開拓史（frontierhistory）所引發的史學爭辯以及環境主義者的「綠史」（Greenhistory）等等，在此無法一一討論。像阿諾這樣一位殖民醫學史的學者會去從事環境史的研究並不令人

3、意外，因為這兩個領域有許多相關與重疊的議題。。一方面，殖民醫學的主要課題之一，是要幫助殖民者克服他們在殖民地所面對的醫療保健問題。來自溫帶的殖民者認為，殖民地陌生的風土環境以及熱帶氣候，是影響他們健康的主要因素。因此殖民醫學不只對殖民地所謂的「風土疾病」作了大量的研究，而且還發展出一套殖民主義的環境論述。任何殖民醫學史的研究者，都會觸及到這套環境論述所引發的各種議題[2]。另一方面，近年來有關疾病的「生物史」（biologicalhistoryofdisease）或「生態史」（ecologicalhistoryofdisease）的研究，在醫學史，尤其是殖民醫學史的研究領域，產生出一些引人注

4、目的著作，而且提出了許多具有挑戰性與爭議性的議題。這方面的研究是殖民醫學史學者所不能不面對的[3]。本文就將討論的主題放在阿諾對於醫學史（尤其是殖民醫學史）相關的環境史議題的討論，特別是他對「生態決定論」（ecologicaldeterminism）史觀的批判。阿諾認為西方歷史上的環境思想至少可區分出三種基本立場。「環境決定論」的立場認為地理、氣候乃至各種天災決定了當地人類社會的營生方式、文化型態、社會組織與政治制度。另一種則是阿諾所謂的「可能論」，此一立場的學者認為人類社會只有在某些面向與某種程度上受到了環境的影響，而且隨著文明的日益進步，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也就越來越小。第三種立場可說從

5、第二種立場衍生出來的，它反過來強調人類社會對環境所造成的重大影響。例如近年來各類環境論述所討論的不再是環境對人類社會起的決定作用，而是人類社會所進行的各種開發與生產活動，對環境的污染與影響（PN:10-11）。阿諾指出西方環境決定論的思想歷史久遠，而且打從一開始就和醫學關係密切。它至少可追溯至扥依名醫希波克拉底(Hippocartes)的古希臘醫學典籍《空氣、水、地方》(Airs,ontesquieu)於一七四八年出版的《法意》(L’espritdeslois)一書當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在書中孟德斯鳩認為亞洲國家的暴政體制，是當地極端的氣候所造成的產物。孟德斯鳩這套想法直接影響了許多後世

6、的西方思想家對亞洲國家的論述，例如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乃至馬克思與恩格斯有關「亞細亞生產模式」的概念，都接踵其遺緒（PN:14-25）。在歐洲殖民擴張的時代，當歐洲人在討論為什麼「熱帶氣候」會有害歐洲人的健康、以及為其帝國主義行徑尋找理由時，就經常引用這套環境論述來宣揚歐洲人的優越性以及殖民活動的正當性。到了十九世紀，這套思想更與生物學的演化論以及種族主義結合，用環境來解釋種族的差異，再以種族差異來解釋不同人類社會與不同族群之間的文化差異，進而評比各種族以及其道德與文化的高下，而歐洲人則被視為是最優秀的種族。各種極端的環境決定論、生物決定論也應運而生（PN

7、:25-34）。環境決定論一方面在西方醫學的歷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近年來它也對醫學史的研究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在醫學史的領域，阿諾主要討論批判的對象，是麥尼爾(cNEill)的《瘟疫與人》以及克羅斯比（Alfredotolina）的《新西班牙的印地安人的歷史》，布魯克斯發現這位作者不只立場嚴重偏袒西班牙，而且還把印地安人的命運比擬為舊約聖經中受上帝瘟疫懲罰的埃及人。布魯克斯自己的研究結論認為戰爭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