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颂·有瞽》及周初乐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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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颂•有瞽》及周初乐制改革提要:西周初年的制礼作乐,经历了一个从因袭先王之乐到创制新乐的过程。因袭先王之乐的过程,可见于《逸周书・世俘篇》;创制新乐的成绩,则见于《诗经•周颂•有瞽》。通过两篇文献的对比研究,可以清晰了解周初乐制改革的情况。关键词:《周颂》;《有瞽》;周初;乐制改革探讨西周初年的乐制改革,可参考文献较少,有限者如《逸周书・世俘篇》、《诗经・周颂・有瞽》等。据学者研究,《世俘篇》是《逸周书》中少数可信的篇章之一。1其中记录了周武王克商后所举行一系列典礼的奏乐情形,通过对这些奏乐形态的考察,可以还原出西周早期的乐制情况。《诗经•周颂•有瞽》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对其主旨,四家

2、诗均有讨论,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引蔡邕《独断》即言:“《有瞽》一章十三句,始作乐合诸乐而奏之所歌也。”并认为这是《鲁诗》说,还说"《齐》、《韩》盖同”。2而《毛序》亦云:“始作乐而合乎祖也。”3可见,四家观点基本一致,都认为周初有过“始作乐”的工作。这至少说明,周初的礼乐制度,经历了一个新创的过程。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有瞽》,它是描述西周乐官设置和作乐程式的最早作品。故对《世俘篇》和《周颂•有瞽》进行对比研究,可以清晰展现出周初作乐的具体情形。一、从《逸周书・世俘篇》看周初的典礼用乐和奏乐程式乐制的创新,往往经历一个从因袭先王之乐到创制新乐的过程。《汉书•礼乐志》就说:“王者未作乐之

3、时,因先王之乐以教化百姓,说乐其俗,然后改作,以章功德。”4陈奂《诗毛氏传疏》也说:“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时,取先王之乐与己同者,假以风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乐。”5西周开国,初有天下,尚不具备制礼作乐的条件。故武王克商之时,所奏之乐就多非新创。对此,《逸周书•世俘篇》有详细的记载:辛亥,荐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宪,告天宗上帝。王不革服,格于庙,秉语治庶国,籥人九终。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籥人造,王秉黄钺正国伯。壬子,王服衮衣,矢琰,格庙。籥人造,王秉黄钺正邦君。癸丑,荐殷俘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琰,秉黄钺,执戈。王奏庸大享一终,王拜手稽首。王

4、定,奏其大享三终。甲寅,谒我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旅。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乙卯,籥人奏《崇禹生开》三终,王定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1所录这一部分,是武王克殷返周后,所举行的一系列典礼,真实反映了周初的用乐情形。首先,从演奏乐器方面看,主要有籥和庸。其中,将籥作为主奏乐器,这是因为,籥是先周部族的常用乐器。《周礼•春官》有“籥章”一职,掌“土鼓豳籥”o据孙诒让言:“以豳人习吹此籥,故即谓之豳籥。”2而豳为先周故地,郑玄云:“豳者,后稷之曾孙曰公刘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3此时,周之新乐制尚未成型,只有沿用传统乐器,为典礼伴奏。即便是祭天这样的大典,也只

5、是“用籥于天位”。故其主要乐官,是籥人,也非后来的瞽矇。至于庸,在甲骨文中就已大量出现,《诗经•商颂•那》也说:“庸鼓有救。”4是典型的商代乐器。考古证据也表明,这种乐器多数出土于河南,是商王室和贵族的特有乐器,用在祭祀之中。5可能是周人因地制宜,借用了商人的乐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克商之前,殷太师和少师已经携乐器奔周,为西周的乐器制造提供了参照。而且也有考古证据显示,现在出土的西周早期之庸,与殷墟文化的编庸几无二致。6其次,乐歌和乐舞方面,一般认为有《武》,因为“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一句,断句方式有两种:第一种为“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多数版本都取

6、此意见;第二种为“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黄怀信、叶正渤等人持此意见。7认同第一种意见者,以为《武》乐的创制很早。李学勤用甲骨排谱的方法所制的旬日表,就判定这一仪式举行于克商后的第50天,故认为“《武》的演奏,可能即以此为初次”。8这固然大大提早了《武》乐的创制时间。但细思之,却是有问题的。因为克商之后,百废待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是否有创制新乐舞的条件?按传统的看法,《大武》的完成时间,在周公摄政六年,像孔颖达疏《诗经・周颂・武》时言:“《武》诗者,奏《大武》之乐歌也,谓周公摄政六年之时,象武王伐纣之事,作《大武》之乐,既成而于庙奏之。”9当然,也有一些典籍,像《

7、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今本竹书纪年》,也认为《大武》制作于克商之后同一年。如《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说:“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诚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10却认为是献俘之后始作《大武》,与《世俘篇》的顺序不同。《今本竹书纪年》则详载其制作之月: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牧野。王亲禽受于南单之台,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禄父,是为武庚。夏四月,王归于丰,飨于太庙。命监殷。遂狩于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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