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传统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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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１４·术的发展赐给了我们现代化的学术利器，这是先哲前贤做梦都不能想象的利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术工具的进步，必然带来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学术视角的拓展，为古老的历史学科的研究增添新的活力。信息技术的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从实践和理论上探讨、总结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学科历史学的影响，既有现实意义，也有历史意义。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先哲前贤完整论说思想体系的内容，也有保存古代历史片断（即史料）的撰述。研究先哲前贤的思想，当然要尊重其著述的完整性及其内在的逻辑论证，在其时代语境中作“同情之了解”。当我们把零散的史料依照一定规则重新排列组

2、合以后，往往会产生豁然开朗的感悟，因为我们会从中发现这些零散的史料在原来的语境中难以解读出来的字面以外的第二乃至第三层寓意，以及史料之间的种种内在联系。进一步分析论证这些寓意和关联，会得到新的发现和解读，这就是史学研究的一般过程。这个过程在手工披览纸质文献的时代，要求研究者具备精深的学术功力，否则很难得到完美的结果，因为大部分纸质古籍没有必要的索引，纸质检索工具的可用性也有局限，不能按照使用者的需求提供多种排检方式。另外，研究者对于文献资料的认知是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而逐步明晰深入的，在工作伊始通常难以准确提出和自己的研究问题完全吻合的所有关键词，需要在一个较大的范围

3、内进行模糊查询或渐进式查询，这是纸质检索工具书无法做到的。进入信息时代，纸质检索工具书的困局迎刃而解，检索关键词可以不断地试用和调整，只要能想到，全文检索数据库中又存在，就能检索到，几万甚至几十万字的资料瞬间即可搜集在一起，运用计算机进行海量史料的整理归类、量化统计和逻辑分析，从中获得、发现知识。这里必须要强调的是，用于检索的正确的关键词的提出，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只有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检索工作才会满载而归，否则，很可能是一无所获。搜集和考辨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是史学研究者经常做的工作，后来逐渐形成考据之学。笔者有过一些利用计算机处理海量信息从而获得、发现知识的

4、个人体验，例如，我曾检索、分析了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文献中一千多例“专制”使用情况，发现古今“专制”语义不同、应用语境有别，专制一词在中国古代基本上不用于君主，而是广泛用于人臣。这个信息的发现就是建立在分析处理海量史料的基础上，它不是简单的史料堆砌，和传统的考据方法形似而不相同，也有别于黄一农先生提出的“Ｅ考据”。计算机在存储、检索、归类统计和分析海量史料方面，具有人脑无法相比的强大功能。我们不仅不能满足于检索查询的一般性应用，还要积极参与信息化与文史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探讨，充分利用计算机综合统计、归类分析的强大功能，增强从海量史料中发现知识的能力。掌握、提高计算机应用水

5、平，不仅有利于史学研究效率的提高和研究领域的拓展，还可以促进史学工作者和信息技术人员的合作，既是历史学数字资料建设的需要，更是深入挖掘蕴含在汗牛充栋的文献典籍中史学宝藏的需要。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５－２０作者王文涛，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北，石家庄，０５００２４。回归传统：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陈爽过去３０年，注定会被未来的史学史所浓墨重彩地大书特书的，不仅仅是思想解放带来的学术繁荣，还包括电脑和网络技术广泛应用所引发的研究手段的更新。３０年间，古代历史典籍的载体大多已经由纸质书本转换为电脑可识别的文字符号，新一代学者对电脑写作和网络查

6、询早已驾轻就熟，数字化检索已成为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史家对于史料的获取方式经历了亘古未有的革命。数字媒介的引入，促成了阅读方式和写作方式的改变，也使知识发现途径与处理手段都发生了变革。甚至有学者十分乐观地断言“一个有机会孕育‘ｅ－考据学派’的时代或已出现”（黄一农：《两头蛇———·１５·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６页）。３０年前，我进入大学历史系学习；２０年前，我开始尝试使用电脑完成博士论文；１５年前，我创办了史学专业网站象牙塔；１０年前，我和几位同好开办以史学讨论为特色的往复论坛。３年前，我因时间和精力有限停止了网

7、站的更新。我们这一辈人，追随着计算机技术在人文学科应用和普及的大潮蹒跚而行，体验了惊喜，经历了喧嚣，也见证了历史。驻足回眸，令人略感失望的是，当我们以数字化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比如我所从事的汉唐历史研究）“穷尽史料”之后，我们所期待的“史料大发现”的时代却并没有到来，我们依旧要在那几部最基本史著的字里行间寻求突破；技术手段的更新，也并没有带来终极意义上的学术思维革命，前辈学者经典学说的理论框架短期内尚难以全面突破，我们所做的只是在修正、完善和细化。数字化时代的史学论著呈几何级增长，令人目不暇接，学者或成为局促在某一领域自说自话的“专家”，或沦为批量生成“个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