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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一五”期间，中国将迈上人均收入2000美元的台阶。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开放阶段;资金等要素从单向流入为主向双向流动并重的格局转化，企业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增强，国内经济与外部经济的互动关系更加复杂，这是新机遇也是新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外商在华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并对我国在越来越多的对外投资活动以及造成我国区域外商直接投资额度不平衡研究提供一些因素经验。外国直接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它对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利用FDI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FDI东道国，FDI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但是FDI在世界和中国各个地区间的分布极不平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哪些因素决定了FDI的区位选择?我国自身吸引FDI有什么优势?这些都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对FDI己有的研究并不少，但主要集中在理论探讨、政策分析等定性研究方面，为了更好地了解和利用DFI，以及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对FDI的实证研究很有必要。并且，本文将对我国吸引FDI不同时期进行研究，将我国吸引FDI分为两个主要时期进行回归分析，找到不同时期影响我国吸引FDI的主要因素并以此作为下一步研究的准备工作。本文根据区位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采用来自1986年至2006年来自权威统计年鉴数据，利用逐步回归方法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本文一共区分了五种因素，分别为市场因素，基础设施因素，成本因素，转轨因素，政治稳定性因素；并将这五种因素用八个变量进行解释，针对不同时期分别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得出了各自不同的结论，最后，详细分析了得到的结论并提出了下一步研究的方向。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实证分析 AbstractDuringtheperiodof“11thFive-YearPlan”,GNPinChinawillreachthenewlevelof2000dollarsperyear.Chinaisenteringanewstageofopening,theflowingwayofcapitalsisconvertingfromone-waytotwo-way.Theabilityofallocatingresourcesinenterprisesisenforced,theinteractionbetweendomesticandoverseaseconomyarebecomingmorecomplicated,thisisnewopportunitiesbutalsonewchallenges.Underthesecircumstances,researchesonthefactorsofFDIinChinaaretakingboththeoreticandrealisticmeanings.TheseresearcheswillprovideexperiencesonFDIandtheimbalanceresearchesinChina.ForeignDirectInvestmentisoneofthemaintypesofinternationalcapitalflowsandhasplayedanimportantroleinnationalor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Sincethebeginningofreform,China’shistoryofabsorbingFDIhasbeenmorethantwentyyears.CurrentlyChinaisthelargestrecipientofFDIinflow,andFDIhasbecomemoreandmoreindispensableintheeconomicgrowthandsocialdevelopment.ButthegeographicdistributionofFDIinChinaisoverwhelminglyuneven.Whydoestheunevendistributionoccur?WhichfactorsdecidethedistributionofFDI?InordertoattractmoreFDI,whatarethecompetitiveadvantagesinChina?Thesequestionsaddressedabovearethemaintopicsofthisdissertation.TherearealreadymanyknownresearchesonFDIinChina,butthatmostofthemfocusedontheanalysisfromthetheoreticalandqualitativeview.InordertoutilizeFDIandmakethepolicyonFDI,morequantitativeinvestigationsarerequiredinthefieldofFDIresearch.AndthepaperwillresearchontheFDIattractiveabilitytwomainperiodsthroughregressionanalysis.Findoutthemainfactorsindifferentperiodstoprepareforthenextsteps.Basedonthetheoryoflocation,theeconomicsofMNEs,thepapercollectsandprocessesagreatdealofauthoritativedatafrom1986to2006toanalyzethefactorsinfluencingthedistributionofFDI.Thepapersortsoutfivefactors,theyarethemarket,infrastructure,cost,transitionandthepoliticalstability,andexplainthefivefactorsthrougheightvariables,thengetdifferentconclusionsindifferentperiods.Finally,throughthedetailedanalysispointoutthedirectionofthenextstepresearch.Keyword:FDI;Regressionanalysis;Positiveanalysis;Influencefactor 目录第1章导论.........................................11.1研究背景及其意义.....................................11.2研究方法.............................................21.2.1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21.2.2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31.3研究内容.............................................3第2章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演进和文献综述.............42.1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演进...............................42.1.1西方研究FDI的三个经典理论......................42.1.2基于国际贸易的其它相关理论.....................62.1.3FDI理论的融合-折衷理论.........................72.2文献综述.............................................8第3章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分析...............113.1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历程...........................123.2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行业及区域特点.....................183.2.1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行业特点.....................183.2.2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区域特点.....................20第4章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分析.....................224.1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的总体分析.......................224.1.1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观因素.................224.1.2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客观因素.................264.2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与计量模型.................294.2.1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294.1.2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计量模型.....................32第5章结论及进一步研究的问题.......................41参考文献...........................................43后记...............................................47致谢...............................................48 图表索引表2-12000年后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因素分析的相关文献.............10表3-11979-2007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情况........................15表3-2截止2006年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三次产业中的比重.........19表3-3截止2006年外商在我国不同地区的直接投资比重.............20表4-1影响FDI决策的主要决定因素（以52家企业为样本）..........28表4-21986-2007年逐步回归模型结果............................34表4-31986-2007年逐步回归模型结果............................34表4-41986-1998年逐步回归模型结果............................35表4-51986-1998年逐步回归模型结果............................35表4-61998-2007年逐步回归模型结果............................36表4-61998-2007年逐步回归模型结果............................36图3-11983-2007年外商直接投资签订协议项目数量................16图3-21983-2007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金额变化....................16图3-31994-2007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增长率变化..................17图3-41993-2007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占全球FDI百分比.............17图3-51990-2006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增长率与我国GDP增长率关系...18图3-6截止2006年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在我国的三次产业中的比例...19图3-7截止2006年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数在我国的三次产业中的比例...20图3-8截止2006年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在我国不同地区的比例.......21图3-9截止2006年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在我国不同地区的比例.........21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第1章导论1.1研究背景和意义利用外资，也称引入外资，就是指一个国家有选择性的使用或引入另一个国家的资金，机器设备，技术以及其他无形资产。对于中国来说，利用外资，实际上泛指使用大陆以外的，包括外国和港澳台地区的资金，设备，技术以及其他无形资产。利用外资的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叫做间接利用外资，即向外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外国银行贷款，出口信贷和对外发行债券等等，也就是举借外债；另一类叫做直接利用外资，即资金的持有者（外商）前往资金使用或引进国家或地区，以货币，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等防护，创办企业。直接利用外资，又称作外商直接投资，即ForeignDirectInvestment，简称FDI①或DFI，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发达和发展快慢的重要标志之一。1979年9月中国签订了第一家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协议；1980年5月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版图上诞生，这一切标志着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此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得到了迅猛的发展，199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首次超过100亿美元，自1996年起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每年都在400亿美元以上，2003年全年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约为535亿美元，并且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2007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FDI）较上年增长13.8%，达790.54亿美元，创下了中国历来FDI②的最高纪录。利用外资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①管晓静(1999)解释对FDI的界定主要是投资者之间的长期关系，不包括短期的投机性投资。②资料来源：商务部网站www.fdi.gov.cn1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践证明，利用外资是发展生产力的有力手段，是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必要补充。短短的二十年间，我国的经济有了极大地发展，无疑证明了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引入外资，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于我国的经济有着长远的影响。我国最初引入外资的目标基本上一一实现了。“十一五”期间，中国将迈上人均收入2000美元的台阶。按照国际投资理论，我国将进入跨国直接投资的第三阶段;对外投资大幅上升，增长速度可能超过外资流入的增长速度，资金净流入额的增长开始下降。这种趋势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在三个方面表现明显:外商直接投资(FDI)在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的比重缓慢下降，作为外国直接投资(FDI)东道国的相对地位稳中趋降;非FDI类型的外资增加，利用全球资金技术等资源的方式更加多样;对外投资持续快速增长，作为投资母国的地位稳定上升。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国内产业竞争力提升和国际资本流动规律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表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开放阶段;资金等要素从单向流入为主向双向流动并重的格局转化，企业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增强，国内经济与外部经济的互动关系更加复杂，这是新机遇也是新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外商在华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并对我国在越来越多的对外投资活动以及造成我国区域外商直接投资额度不平衡研究提供一些因素经验。1.2研究方法1.2.1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是从某种价值判断或先验标准出发，回答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方法。实证分析则是通过对经济现实的描述，回答经济现象“是什么”的方法。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比较分析、归纳、总结的基础上，运用规范2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方法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理论基础，和当前中国引进外资的现状，并重点用实证方法分析了它们之间关系。本文的实证研究方法为计量经济学数据回归。分析了各相关因素与外商对华投资总额的关系。并针对实证分析的结论，给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及措施。1.2.2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而定量分析则能把握住事物发展变化所依存的“度”。本文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相关因素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用了大量的数据，用“数据说话”，采用了计量经济学方法，从而更精确的描述了相关因素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总量的关系，从而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保证了结论的可靠性。1.3研究内容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运用当前最新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分析了相关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文章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导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等。第二部分是“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理论演进和文献综述”，首先介绍了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演进，其次是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总体分析”，首先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其次分析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和行业差异性。第四部分是“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分析”，首先利用折衷理论和OL理论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其次利用1986年到2007年间的全国相关数据，分析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相关因素的关系。。第五部分是“结论及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给出了本文的结论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3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第2章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理论演进和文献综述2.1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理论演进2.1.1研究FDI输出的三个经典理论2.1.1.1企业优势理论①企业优势理论，也称为垄断优势理论或工业组织理论。1960年海默对FDI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研究,首先提出美国企业到国外投资的原因在于其具有某种“企业特定优势”,即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垄断优势。垄断优势论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只在理论上存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更符合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是不完全竞争的产物,跨国公司进行对外投资的决定因素是企业所拥有的垄断优势。后来有一些学者继续对此理论进行发展与完善,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约翰逊的占有能力论,认为知识的转移是直接投资的关键,知识资产的占有能力自然是跨国公司重要的垄断优势;凯夫的产品差异能力论认为拥有使产品发生差别的①Hymer,StephenH:TheInternationalOperationsofNationalFirms:AStudyofDirectForeignInvestment.CambridgeMA,MITPress,l976.4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能力是跨国公司的重要优势;尼克博克的寡占反映论认为垄断程度较高的少数①寡头公司具有成批地在同一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现象。海默的垄断优势论摒弃了长期以来沿用的完全竞争的理论假定,是FDI理论的重大突破;将直接投资与境外证券投资分开进行探讨,使FDI理论首次以独立的理论形态从传统的理论中分离出来。但这一理论在适用范围上也有不足和局限性,缺乏普遍的指导意义,研究对象主要是实力雄厚的美国跨国公司,难以解释不具备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境外投资活动;而对拥有独占性技术优势的外国企业为什么不采用直接出口或者转让特许权的方式去扩展自己的海外势力,而选择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垄断优势论则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2.1.1.2内部化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是当前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比较流行的理论。该理论主要②是由英国学者巴克莱卡森和加拿大学者拉格曼共同提出来的。内部化是指企业内部建立市场的过程,以企业的内部市场代替外部市场,从而解决由于外部市场不完善而导致的中间产品(诸如原材料、半成品、技术、知识等)低效率交易的局面。该理论以科斯的产权理论为基础,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企业在不完全市场上从事经营的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其次当生产要素特别是中间产品的市场不完全时企业就有可能以内部市场取代外部市场,统一管理经营活动;最后当内部化超越国界时就产生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理论是西方学者研究FDI理论的一个转折点,但内部化理论只强调了市场不完全对FDI产生的意义,忽略了市场竞争的积极方面对FDI的促进作用,而且它也不能很好地解释FDI的区位选择及跨国经营网络的构架等问题。①Johnson.H.G.:TheEfficiencyandWelfareImplicationsoftheinternationalCorporation,inC.P.Kindleberger,ed.,TheInternationalCorporation,MITPress,1970.Caves,R.E.:InternationalCorporations:theIndustrialEconomicsofForeignInvestment.Ecinomica,vol.38,1971.②Buckley,P.J.,andCasson,M.:TheFutureoftheMultinationalEnterprise.Macmillan,1976.5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2.1.1.3区位优势理论区位优势理论分析起源于韦伯提出的工业区位理论，以及国际贸易论中的资源禀赋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区位一词除了解释为空间的位置外，还有放置和为特定目的而标定的地区两重意思。区位优势理论认为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时必然要受到区位因素的影响，只有受资国的区位优势较大时，企业才会进行FDI。并且区位优势不仅决定了FDI的决策倾向，而且也决定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和类型。由于跨国公司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因此研究FDI决策必须考虑区位优势。J.邓宁认为，仅企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两个变量还不足以阐释FDI，必须纳入区位优势的分析思路。他还将区位优势视为动态的。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结构的变化都会改变其区位优势，进而影响跨国公司的区位决策。在区位优势理论基础上推出的新国际劳动力区域模型，就是假定跨国公司通过FDI将其经营①功能分布于不同的地理区位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2.1.2基于国际贸易理论的相关理论基于国际贸易理论的主要有产品周期理论、边际产业扩张论以及雁形理论。产品周期理论(TheTheoryofProductCycle)美国学者维农实证研究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并创立了产品周期理论。他将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产品创新、产品成熟、产品标准化三个阶段,产品首先在母国生产,然后对外投资,最后返销回母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在产品生命周期运动中为适应②生产和竞争条件的变化而做出的必然决策。该理论是第一个试图对跨国投资行为解释动态化的理论,科学地解释了战后美国在西欧大量投资的原因。此理论也①Dunning,J.H.;Trade,LocationofEconomicActivityandtheMNE:aSearchforanEclecticApproach.inB.Ohlin,ed.,TheInternationalAllocationofEconomicActivity,HolmesandMeier,1977.②Vern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TradeintheProductCycle.QuarterlyJournalofEconnomics,May1966.6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存在着缺陷:它是实证研究美国特定时期境外直接投资的产物,并局限于高度创新的制造业等行业;该理论适用于解释企业最初作为一个投资者进入外国市场的情况,但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还有比较优势理论又被称为边际产业扩张论,是小岛清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该模式的核心是,对外投资应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及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而这些产业又是东道国具有明显或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如果没有外来的资金、技术和经验,东道国的这些优势就不能被利①用。这样双方可以在扩大贸易的同时升级和改善各国的产业结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从一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出发,采用动态分析的方法,解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以垂直分工为基础的对外直接投资,还揭示出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高度不仅取决于跨国公司自身产业的结构高度,而且还取决于专业产业的比较优劣程度。但此理论以投资国为分析对象,忽视了跨国公司的主动性;基本上排除了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可能,不符合该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水平投资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的现实。2.1.3FDI理论的融合: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了增强FDI理论的解释能力,邓宁提出用折衷主义方法来解释FDI。该理论较全面地分析了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决定因素,并企图“创建一个关于②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协议安排三者统一的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也就是OLI分析范式,即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如果一家企业同时具有上述三个优势那么它就可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三种优势的不同组合还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类型。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论由于综合性强、解释面广,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跨国公司FDI理论。但是,该理论也并非完美无缺:该理论无法解释发达国家①Kojima,K.:DirectForeignInvestment:aJapanesemodelofMultinationalBusinessoperations.CroomHelm,1978.②Dnning,JohnH.:l98l:InternationalProductionandtheMultinationalEnterprise.London,GeorgeAlienandUnwin.7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之间的相互直接投资;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理论深度不够;主要从微观的角度来展开分析,忽视了不同生产关系下境外直接投资性质与特征的差异;该理论强调企业必须同时具有三种优势才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其实企业对外投资的优势是相对的,三种优势也具有某种替代性,在不同时具有三种优势的情况下,企业也可能进行对外投资。2.2文献综述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己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然而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影响因素众多，如投资来源国的差异、跨国公司投资动机和经营战略的差异、东道国投资机会的差异，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统一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近年来，随着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对华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的众多成果中，其中不乏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实证研究。总体上看，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采取问卷和实地调查的方法，对外商在华投资动机及区位因素进行调查研究;二是采取系统的数据和经济计量方法，考察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另外还有少量采用地理学方法对影响FDI地区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国内外的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各种影响因子进行了分析，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Wei（1995)发现税率和腐败与外资流入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Chen(1996)的研究将中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地区，结果发现:外资偏爱西部资源，远离东部和中部中国工业技术发源地，工资与外资分布无关，市场容量对中部地区影响较大，区位交通因素较重要等。Broadman和Sun(1997)运用1992年年底的资料分析了GNP,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识字率、沿海位置对外资在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分布的影响。结果发现除劳动力成本，8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其他因素在统计上均显著。Head和Ries(1996)也发现以前投资对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性。LeonardK.Cheng和YunkKwan(1999)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时，运用中国的数据，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聚集效应，并且巨大的市场，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特区政策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巨大的吸引力，而工资的影响不显著。孙俊(2000)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地点选择的因索分析中，发现优惠政策、开放水平、市场化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都具有正的影响。吴丰(2003)研究FDI的聚集效应和我国吸引外资的新趋向，从结构化的聚集效应分析框架，透视了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着重讨论了聚集效应与FDI的关系。鲁明弘（1994,1997,1999)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运用我国相关各期的数据评价了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和45个城市的投资环境，发现GDP、市场化水平、劳动力成本、制度因素等与各地区吸收的国外直接投资显著相关。沈坤荣、田源（2002)通过对我国1996—2000年各省市、自治区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地区人力资本存量指标与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量及项目规模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贺灿飞（1999)认为市场容量是决定我国区域FDI规模的第一大经济因素。张传国(2003)通过研究台商在大陆的投资发现，台商在大陆的外商直接投资取决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活力。区域性自我积累机制使现有投资区域不会在短期内发生变化。白重恩等(2004)通过对中国44个城市外资企业效率与投资环境关系的研究得出结论: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决定于其在该地区的利润水平，而投资环境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利润水平有显著作用。在近年来研究FDI的主要文献可以归结在表2-1中。①表2-12000年后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因素分析的相关文献文献因素类型成本投资环宏观环境经济政策集聚因素其他境殷华万，鲁明泓工业总产审批权(+)(2004)值(+)外汇额度(+)财政信贷(+)税收①＋、－表示正负效应9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优惠(+)许罗丹，谭卫红名义工GDP(+)Zone(+)(2003资(-)Q.Sunetal(2002)名义工GDP(+)风工人人资(-)险(-)专业均投资技术人数(-)(+)张立，龚玉池(2002)名义工GDP(+)人区域政策累积资(-)均GDP(+)(+)FDI(+)Coughlin&Sun(2000)名义工GDP(+)劳沿海(+)资(+)动生产率(+)文盲和半文盲率(-)孙俊(2002)对外开EDU(-)产地区优势放程度业优势指(+)(+)数(+)王剑(2004)名义工第三产业行政等级工业企业城市区资(-)就业比重(+)数量(+)位(+)(+)城市人口密度(+)人均GDP(+)梁琦(2003)对外开城镇居民地区优势制造企业放程度平均收入(+)数量(+)、(-)地区产业专业化指数(+)综上所述，尽管近年来对FDI区位分布的研究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以10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下几方面还有待改进:(1)影响FDI空间分布差异因素的选取具有片面性。尽管运用数理模型来计算，但由于因素的选择具有较大主观性，很可能出现将某些重要因素排除在外的情况。(2)大部分论文中利用实际数据和FDI做分析时忽略了理论上的可行性。(3)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阶段性没有反应在模型中。第3章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情况分析3.1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历程根据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增长速率、外资政策及其空间分布，可以将外①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封闭阶段，1979年前。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吸收外资、对外借款以及其他方式筹措的境外现汇、设备、技术等利用外资工作，基本陷于停顿。只是局限于与苏联、东欧等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与日本之间的技术转移方面的合作。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并对对外开放的基本路线。并将对外开放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第二阶段:起步阶段，1979年一1982年。①我国FDI引入阶段主要参考了《外商对华投资决定因素》，崔新建(2000)11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1979年是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成立了国务院下设外商投资管理委员会。这期间设立了4个经济特区，一些小规模的外资企业主要位于经济特区和沿海的一些城市，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小，增长缓慢，投资者主要是以中外合作的方式进入中国。期间，中国政府批准的外资项目不到1000个，协议和实际利用的外资额大约为60亿美元和12亿美元。这一时期，投资者都是试探性的、短期的投资，尽量回避风险，目的是来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投资者主要来自中国的香港和澳门，其他国家的投资者还在观望。文化和地理上的接近使得港澳地区的早期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成为可能。大部分投资集中于小规模的组装和出口加工业。第三阶段:1983一1985年，初具规模阶段。针对利用外资投资工作进展缓慢的情况，国务院于1983年5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利用外资工作会议，确立了利用外商投资、发展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中的一项长期政策。1984年5月中国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1985年5月，中国又决定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地带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并将吸收外商直接的审批权限下放到地方和部门，地方政府也着手改善基础设施、简化外资项目审批手续，陆续出台众多针对外商的优惠政策。这期间还采取措施逐步完善外商投资立法，使投资环境有了初步的改善，加快外商投资步伐。这样导致了1984年和1985年外资的加速发展，新批准的外资项目在两年间翻倍。在表3-1中可以看出1983－1985年中国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5399个，外商投资实际使用金额35.33亿美元，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已初具规模。第四阶段:1986－1992年，调整改善与逐步发展阶段。1986年以后的几年正式中国经济几经调整的阶段，中国国民经济进入治理整顿时期。这期间调整产业结构、压缩社会总需求和整顿流通秩序，影响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增长国内速度。为了增强外商对中国投资环境的信心，1986年到1991年间，中国调整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外商投资的政策法规，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明确了一系列的给予出口外商投资企业和使用先进技术的外资企业优惠政策，随后各省区也出台了众多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企业。1986年4月还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允许外国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独资企业。1988年通过了《中华12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从法律上保障了各种形式的外资企业。对外资企业给予的优惠条件还包括降低土地使用费、降低税率、降低一些生产投入的价格、放松对国家战略性要素的控制以及提高政府的服务意识和办事效率等。政策法规以及优惠政策的变化显著改善了中国的投资环境，直接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如表3-1所示，在1986年到1991年之间，外商直接投资每年流入44%，1991年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达到47亿美元。其中的60%以上投向了制造业，越来越多的省区给予了外资优惠政策，推动了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空间扩散。到90年代初，沿海的省区如山东、江苏、广东、辽宁以及福建等已经吸引了大量的外资项目，外向型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按1980-1990年流入量排名，中国已名列新加坡、墨西哥和巴西之后成为发展中国家第四大受资国。第五阶段:1992－1998年，高速增长阶段。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真正的飞跃始于1992年，进入第三阶段。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定等为吸引外商投资注入了强心剂。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如经济决策权的下放、国有企业改制、削减生产计划等。许多服务业如零售业、批发业、旅游业、银行业和保险业逐步向外资企业开放。一系列的商业和经济法规也先后颁布，众多内地主要城市和沿边沿江城市对外开放，90年代末鼓励外资投向基础设施项目，并给予优惠政策。期间，中国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几何级数增长，从表3-1和图3-2中可以看出，1991年的43.66亿美元上升到1992年的110.07亿美元，增长率高达152.11%，1993年的外商直接投资为275.15，增长率高达149.98%，1995年达到375亿美元，1998年达到454美元。加入WTO后的第一年(加02年)实际利用外资额突破500亿美元。第六阶段:1998年至今，外资已经结束了快速增长的阶段，而是进入了平稳、低速增长阶段。进入1998年以后，利用外资增长速度开始下降，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主要由如下的原因:首先，经过10多年的发展，国内资金总量短缺的局面已经结束，融资环境也大为改善，对外资需求的紧迫性己大大下降。第二，国内市场准入不断放松，民营资本不断壮大，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外资企业的盈利空间在缩小。第三，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国内企业的跨国融资有较快发展，如中国13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联通、中国石油等都成功进行境外发行股票，一些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也在境外融资，合资己不再是引入国际资本的唯一手段。第四，不断加剧的贸易摩擦造成出口型企业的市场风险加大。在2005年中国遭遇反倾销调查51起，涉案金额17.9亿美元，己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由于在华的外商直接投资中，70%以上在制造业，并且大部分是出口导向型。贸易摩擦加剧使一些出口导向型的外资企业对投资呈观望态度，推迟项目投资。第五，国内产业政策调整，对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投资门槛提高，环境标准越来越严格，以及对“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的限制都对引进外资有所影响。此外，“两税”合一的持久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使外商投资者担心企业成本提高，对外商投资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①表3-11979-2007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情况年份项目数实际金额(亿协议金额(亿实际金额增长率协议金额增长率美元)美元)(%)(%）1979-1992017.6949.588219836389.1619.171984216614.1928.7554.949.91985307319.5663.3337.8120.21986149822.4433.314.7-47.41987223323.1437.093.111.41988594531.9452.9738.042.81989577933.93566.25.71990727334.8765.962.817.719911297843.66119.7725.281.5199248764110.08581.24152.1385.3199383437275.151114.36150.091.7199447549337.67826.822.7-25.8①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投资管理司和投资促进局《中国投资指南》整理计算14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199537011375.21912.8211.110.4199624556417.26732.7611.2-19.7199721001452.57510.038.4-30.4199819799454.63521.020.42.1199916918403.19412.23-11.3-20.9200022347407.15623.80.951.3200126140468.78691.9515.110.9200234171527.43827.6812.519.6200341081535.051150.691.439.0200443664606.31534.7913.333.3200544001603.251890.65-0.523.1200641485658.212001.749.15.8200737871747.6813.5图3-11983-2007年外商直接投资签订协议项目数量2007200319991995年份1991198719830100002000030000400005000060000700008000090000项目数(个)外商直接投资签订协议项目数量15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图3-21983-2007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金额变化亿美元25002000150010005000198319861989199219951998200120042007年份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外商直接投资签订利用外资协议金额图3-3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增长率变化10.5百分比0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0.5年份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协议项目增长率外商对华投资协议金额增长率外商对华投资实际金额增长率16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图3-41993-2007年外商在华投资占全球FDI百分比0.160.140.120.10.080.060.040.020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外商在华投资占全球FDI百分比数据来源：根据《世界投资报告2007》整理图3-51990-2007年外商对华实际直接投资金额增长率与我国GDP增长率关系%21.510.50-0.51367992993959699799000001000400年份19901919119941919119981922200220220052020中国GDP增长率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数据来源：根据《中经网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2006》整理17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3.2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及区域特点3.2.1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特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行业架构随着时序推移而变化。不同时期外商直接投资在三次产业中的架构有明显差异。1979-1987年，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约占协议金额的64%。第三产业中又以旅馆宾馆、娱乐设施等房产项目为主，所占第三产业协议金额超过50%。第二产业中外投资项目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集中于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塑胶制品、电子元器件等行业。1988-1991年，外商直接投资开始转向工业。1991年第二产业占外资协议金额的84.4%。进入1992年，外商直接投资行业架构又有一个明显变化，房地产再度成为热点，外资协议金额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达53%，其中房地产一项比重接近40%。2001入世以来，外商对制造业内资金及技术密集行业的投资总量和比重开始增加。外资正涉足金融、保险、航空、货运代理、律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等试点或逐步①开放的全新领域。但就目前来看，外商对华投资的项目数量以及协议金额基本上都主要存在于我国的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中。所以我们针对FDI的研究可以侧重于对第二产业FDI的研究。②表3-2截止2006年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三次产业中的比重产业名称项目数比重%合同外资金额(亿美元)比重%总计59444510014979.29100第一产业164722.77283.431.89第二产业43745373.5910093.7367.38第三产业14052023.644602.1330.72①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版②数据来源：《中国外资统计2006》18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图3-6截止2006年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在中国三次产业中的比例3%24%73%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图3-7截止2006年合同外资金额在我国三次产业中的比例2%31%67%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19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3.2.2外商对华投资的区域特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地区分布不均衡状态短期内难以改变，如表3-3所示，截止2006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实际金额的绝大部门流入东部地区，流入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及其有限，由此造成外商投资地区分布的严重不均衡，从1979-2006年4个存量指标-外商投资企业数、投资实际金额、注册资本和外方认缴额来看，东部地区所占的比重均在80%以上,而中西部地区所占的比重却不足20%。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差距过于悬殊，因此，外资地区分布的不均衡状态短期内不可能得到改变。同样，在做FDI总量分析时，应该更加侧重于我国东部的FDI分析，那么如果对全国总FDI的流入量作分析时，主要反映的也是东部地区的引资情况。①表3-3截止2006年外商在我国不同地区的直接投资比重地方名称项目数比重%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亿美元)比重%总计5944451007039.74100东部地区49348283.025952.9384.56中部地区6403110.77602.188.55西部地区369026.21299.354.25其他300.01185.282.63①数据来源：《中国外资统计2006》20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图3-8截止2006年中国不同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369023064031493482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其他图3-9截止2006年我国不同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比重4%3%9%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其他84%21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第4章外商对华投资因素分析4.1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总体分析4.1.1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一类因素在众多的影响FDI区域选择的因素中，一类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它们包括市场因素、政治因素、生产要素成本等等。4.1.1.1市场因素可以说，市场是跨国公司进行FDI的首要因素，也是中国吸引FDI最为重要的区位变量。如果没有市场这个因素的吸引，成本再低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有市场这个关键因素，企业往往可以通过经营手段来降低成本来获得利益。一个区域的市场因素是受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和决定的，其中包括该区域的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的多寡、贸易壁垒、货币可兑换性等等。中国市场具有开发程度低和潜力大的特点，在未来能够产生巨大的需求。开发程度低是指中国现代产业有限且提供的市场供应有限。竞争不充分，外商22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及占领市场。并且这种占领市场进入成本低，投资回收期短。潜力大是指伴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消费者的收入水平会加速度增长，由此必然产生较快的需求增长，扩大市场容量，为企业产品提供广阔的需求空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稳定持续高速的增长。1978-2007年中国GDP从3621.4亿元增长到246619亿元，增长了约68倍，人均GDP从379元增长到18683元。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建设规模逐步扩大，国民购买力增加，生活消费的质量要求提高，中国市场已逐步活跃并日趋旺盛，潜在市场巨大。中国市场被西方企业界称为世界上唯一也是最后一块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对中国市场的前景外国工商界普遍看好，早在1994年所罗门兄弟公司发表的《中国经济分析及预测：所罗门兄弟中国专家小组研究报告》认为：从1995-2020①年中国经济将以9%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稳定发展，人均GDP将达3500美元。从截止2007年的情况来看，该经济预测报告基本正确。因此，外商普遍认识到：“国际跨国经营企业的市场如果不包括中国的话，从长远来看就没有办法降低②成本。”企业竞争力必将受到影响。4.1.1.2政治因素政治稳定性是东道国吸收FDI的必要条件。也是跨国公司所要必须考虑的风险成本的一种。风险成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突发性事件所带来的经营损失，包括政治动乱、战争、治安恶化、经济危机、金融动荡等等。在风险前后起关键作用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是否完善、其宏观管理水平和公共事务管理水平的高低。如果风险大，人们对风险的厌恶特性会使投资者对该区域避而远之；相反，如果风险小，则该区域能够吸引更多FDI。比较突出的例子是非洲国家吸引FDI的情况。非洲自然资源丰富，有许多产业亟待发展，投资机会很多。但是，由于非洲国家在进行独立民主的过程中，对许多外国资本实行了国有化政策，也没有进行合理的补偿；加上一些国家的政局十分不稳定，许多跨国公司就不敢向这些区域投资。与此相反，发达国家之间的FDI很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和区域政局稳定、政策明确、管理机制成熟，特别是①《中国将成功发展经济－所罗门兄弟公司探讨中国经济发展趋势》，《金融时报》，1995年12月7日②前任西门子公司亚洲电讯高级董事欧贝格语，转引《编译参考》，2000年第三期23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实行的投资自由化政策，减少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大大降低了风险。例如，美国政府为了吸引FDI，促进国内经济发展，1983年9月，美国政府制定并公布了国际投资政策，主要内容包括：美国除了关系国家安全的项目外，欢迎外国的FDI，在确保法律上无差别待遇的同时，还将创造完善的投资环境；给予FDI国民待遇；通过双边或多边会谈努力消除最低出口限额、出资比例限制和财政金融上的优惠措施等阻碍市场经济机制的因素；积极推动和缔结投资协定促进与各国间的相互FDI活动。这些措施的实施，加上投资硬软环境的改善，美国一时间称为投资者的天堂。邓小平曾一再强调，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也印证了这一变量的重要性。总体讲，虽然日前有西藏分裂势力的打砸抢烧活动，新疆东突分子的恐怖阴谋，但中国的政治形势、社会秩序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保持着和谐合作的关系。政治制度日益科学化和法制化。在政策连续性方面，尽管由于部分政策在不断修正，但是大多数外商对中国的政治稳定性富有信心。中国是统一的国家，宗教信仰自由，各民族之间没有尖锐的民族对立和宗教冲突，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台湾海峡两岸的经济、科技、文化交流合作越来越紧密。全国各地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治安良好，犯罪率较低。4.1.1.3生产要素因素生产要素成本也是跨国企业经营成本的一部分，永远是投资者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只有获得相对低廉的生产要素，才能使企业在没有技术改进或突破的情况下扩大利润回报。因此只有在东道国的资金、劳动力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价格低于本国或其他国家时，才容易进行FDI。成本是制约企业FDI的决定因素之一。物流运输成本是跨国公司进行FDI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费用，尤其在垂直分工型投资中更为关键。在资源开发的FDI、利用低成本生产后再出口的投资以及需要大量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的投资中，运输成本的高低对FDI的区域选择至关重要。跨国公司在投资的初始阶段的FDI大多数属于资源开发或落后产业转移的垂直分工，在区域选择时多数考虑在临近资本输出区域或运输条件完备、24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交通发达的区域。例如，日本、亚洲“四小龙”的FDI活动主要集中在亚洲，特别是东亚；美国的跨国公司FDI主要在拉美地区、欧洲地区的跨国公司则在西欧和非洲。劳动力因素是跨国公司从事FDI的又一重要影响因素。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FDI对劳动力的要求更加严格，否则，就不能够发挥其成本优势。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FDI活动时要求高质量、低成本，或者说是综合的质量价格比。劳动力因素在调节产业转移或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过程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人力资源优势突出、工资低廉仍是中国区位变量中的一大优势。尤其在劳动密集型或劳动技术结合型的产业中，由于低工资而保持低成本的优势尤为明显。劳动力资源的可供给程度位居世界之首。劳动力素质在中国的发展也是很快的，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地，劳动力素质水平已经接近或达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水准。尽管2007年中国科技投资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9%，低于西方2%-3%的水平，但是中国技术产品的多样化、多层次性决定了中国作为一个FDI东道国具有可以包容各种技术层次的FDI区位优势。4.1.1.4中国经济转轨因素这是中国特有的因素，所谓转轨变量是指中国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所导致的区位变量整个体系的巨大转变，是本文极为关注的一个区位变量。中国从闭关锁国、计划经济体系向全面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此独特的区位变量也是前所未有的。外商对华投资的发展与中国的经济转轨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改革开放同时从零起步，与经济转轨同步发展，“外国企业对中国成功地进行投资的意愿和能力，在同样程度上取决于国内经济政策的改革，也取决于商业政策、外汇政策和外商投资政策①的变化。”另外，经济转轨导致区位变量体系的整体改变。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点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从配置效率考察，显然向市场经济转轨就越有吸引力，然而，实际上经济转轨旨在建立一个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有效的经济管理和资源配置系统，是一个体制建立和改革的制度创新过程。这一制度创新过程所产生的作用并不单单取决于转轨的速度，而更多地是由所触及的领①【日】深作喜一郎《中国走向开放经济的万里长征》，改革出版社1995年版。25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域和空间所决定。与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经济转轨不仅仅是开放问题，而且还包括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由此必然带来“一揽子”区位变量的改变。由“整体大于部分”的系统理论可以得知，这种“一揽子”区位变量的改变对FDI所产生的影响并不等于各个区位变量改变所产生的影响之和，而是大于各个区位变量所产生的影响之和。因此，转轨变量非常有必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区位变量进行分析。4.1.2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二类因素4.1.2.1基础设施因素基础设施是FDI企业从事生产活动的物质条件，其基本作用是为企业所在区域、工业枢纽、城市、工业区以及经济区域的生产和生活服务。可以分为七大系统：能源供应系统，包括油气管道、供热和供电设施等动力燃料设施；供水和排水系统；交通系统；邮电系统；防灾系统；生活服务系统；环境系统。这些都为FDI企业提供必不可少的一般物质条件，虽然它们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但是如果没有它们，劳动过程就不能顺利进行，或者完全不能进行。区域内的基础设施条件不仅是FDI的进行区域选择的重要条件之一，而且是影响FDI进入该区域后绩效优劣的重要因素。中国已经形成了独立、完整、多层次的产业结构。20多年间，中国交通运输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地区，以及内地的省会城市和沿江、沿铁路线的大中城市，陆海空交通运输条件都得到了极大的①改进。中国能源供应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外商投资企业比较集中的城市，高质量的文化生活娱乐和商业服务设施逐步完备。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高技术产业都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国内物质供需由短缺变为大体平衡，外商投资企业需要的物资若国内无法满足①《积极引进外资加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论投资环境与吸引外资》，蔡纪良，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版26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也可自行进口或委托进口。协作企业组织生产配套产品的积极性和技术水平也有所提高。4.1.2.2自然禀赋因素自然禀赋包括地理位置、区域面积、人口规模及其分布、地形、地质、水文、气候、自然风光及各种物资资源的状况。地理位置直接关系到运输时间和运输成本，它不仅联系着原材料，也关系到与市场的距离。一般而言，距离越近，运输时间就越短、运输成本就越低，而往往文化就越接近、历史相近、企业管理越容易。各种自然资源是企业进行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其数量、质量和分布状况对企业的生产和生活有重大影响，甚至于是一些跨国公司到一个区域进行FDI的主要动机，因此也是影响FDI区域绩效的重要因素。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禀赋比较好的国家，自然资源蕴藏十分丰富，各种自然资源的拥有量和结构都具有吸引力，特别是未来高科技工业发展所必需的一些稀有金属，在世界已探明储藏量中所占比重很大。因此中国未来的工业结构可以是非常齐全，各种类型的FDI都有用武之地。4.1.2.3社会人文因素东道国区域的人文因素对FDI区域选择决策和生产经营管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些因素具体包括语言、民族、宗教、风俗、传统价值观、道德准则、教育水平、人口素质和卫生条件等方面。不论是哪一方面都无不是通过人的行为来实现的。东道国区域的人们的文化背景决定了该区域普遍的社会态度、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这些都影响着FDI投资者与当地政府、组织和个人的交往方式和途径。在FDI过程中，投资者的行为也要符合东道主区域的习惯和规范，甚至于为了适应东道主区域特定的人文环境的要求，投资者要随时调整企业的经营战略、组织结构、管理方法和企业文化。中化民族具有吃苦、耐劳、忍让的精神，外商投资企业极少发生劳资纠纷。中国侨居海外华人有5500万之多，中国港澳台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人与中国大陆人民同属炎黄子孙，具有相同的文化心理，容易沟通和理解。民族认27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同感和共同的文化背景在促进投资增加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与美国投资更钟情于欧洲，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投资者更钟情于拉美国家是一样的。中国独特的区位文化变量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①表4-1影响FDI决策的主要决定因素（以52家企业为样本）FDI类决定因素FDI决定因素重要性型（回答者列为前三位因素所占百分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1980年1993年1980年1993年市场进入东道国国内市场89678287寻求进入东道国区域市场41372934回避关税壁垒24165143回避非关税壁垒13182928东道国提供的激励11121613当地市场现有需求6530当地市场的发展3330资源获取原材料13101311寻求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461113原材料成本比较优势4624效率公司现有投资整合2637417寻求工业结构变化2022119战略抓住机遇3300资产寻求其他母国市场增长缓慢17181111与其他公司投资整合4844东道国政治和社会稳定性改2898变税收优势6470风险分散0503①资料来源：《跨国公司与全球经济》199728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汇率变化0200资料来源：《跨国公司与全球经济》19974.2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与计量模型4.2.1外商对华投资的理论分析具体说来，FDI涉及三个直接主体：投资者（跨国公司）、受资区域（东道主区域）和资本流出区域。跨国公司是FDI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是最活跃的因素，在整个FDI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东道主区域是FDI的接受者，东道主区域的影响FDI的引力因素直接决定FDI的流出结构和总量；资本输出区域是FDI的来源地，FDI的流出结构和总量取决于资本输出区域的FDI影响因素。这三者都直接参与FDI实施的全部或部分过程，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决定特定的FDI分布状况。从微观层次来看，FDI区域选择是一个企业行为，跨国公司是FDI的行为主体，在整个FDI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跨国公司决定改变或放弃在某个区域的投资，或者将投资转向另外一个区域，那么原来的那个区域是很难改变这个决定的。但是从宏观层面来考察这个问题，结论又有所不同。假如一个跨国公司决定放弃对某个区域的投资，并不表明其它投资主体也放弃对这个区域的投资，这些公司的多寡取决于该区域自身能够控制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该区域政府可以通过改变这些可控的决定性因素来吸引和留住跨国公司的FDI。对于放弃了在一个区域的可控决定性因素就是该投资者的机会成本。该投资这可能由于放弃该区域投资而丧失了相对较好的投资机会，甚至于由于竞争对手乘虚而入，抢占该区域的优势资源导致该投资者竞争力减弱。在这种意义上说，东道主区域和投资者在FDI过程中是同样不可忽视的主体，并不是单向作用。从宏观分析上可以看到，无论是东道主区域、跨国公司，还是资本输出区29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域都是相当重要的只不过它们的作用不同而已。假设东道主区域的FDI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作为单个投资者的跨国公司对这个市场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现实中，FDI的选择过程是东道国与跨国公司共同参与的，而且是相互影响的能动主体。所以，之前很多理论将东道主排斥在内生变量之外进行研究是不妥当的，特别是进行FDI需求研究时更应该纳入进来考虑。本文认为，研究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更应该站在东道国角度与跨国公司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应该将与FDI相关的其他因素作为约束条件，放在国家层次或区域层次进行研究。折衷理论是一套建立在以东道国为中心的FDI理论起点，而且折衷理论是当今得到广泛认同的FDI理论之一，所以本文以此理论作为研究基石。折衷理论存在的最大不足是研究的FDI三维变量—企业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之间存在重叠和冲突。企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并行不悖、密不可分的，而区位优势与其他两者却是相对静止的，所以提出企业优势与区位优势（OL）理论则是为了改善企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之间的冲突，也是为了阐释FDI行为的内在机理，反映东道国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展示两者的作用，不仅使分析范式清晰简化，而且使东道国在FDI的决定性得到体现。FDI理论需要阐述和整合两个主流经济思想,一是建立在资源禀赋和能力空间分布基础之上的国际资源配置理论,主要强调生产区位本身;一是经济组织理论,基本关注生产的所有权和与此有关的管理和组织的交易方式。OL理论的核心内容由跨国公司行为和东道国行为两组方程所构成。（崔新建2000）跨国公司行为方程组表明跨国公司进行FDI的内在决定因素。在t时刻,跨国公司的FDI规模和结构是由OL结构和企业基于目标A对OL结构的策略反应之间的连续的相互作用所决定。为了凸现东道国在OL模型中的作用，可以得出具体表示式为:FDI=f(OL,A)………………………………………….(4.1)tttOL=g(O,L,OLcov)……………………………………(4.2)tttttO=[O]…………………………………………………..(4.3)ttijL=[L]…………………………………………………..(4.4)ttij式中，FDI代表外商投资量，At代表t时刻企业长期目标（利润最大化或其他目标）；OLt代表t时刻企业的企业变量和区位优势结构；Ot、Lt分别代表t时刻企30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业变量（内部化优势暗含其中）和区位优势（本文总体分析中的东道国区位优势）。式4.1表明跨国公司FDI是由企业目标A和OL共同决定，式2.2表明OLt是Ot和Lt的函数，，4.3和4.4表明O和L由一组变量共同决定，这组变量与FDI的投资动机有关。OLtcovt表明O和L也是相互影响的一组变量，暗含了东道国对OL的影响。那么东道国政府在FDI中所追求的多重目标GFDI的实现受制于各个跨国公司的FDI行为。具体表达式为：n目标函数：maxAFDIt=∑CiFDIti……………………………(4.5)i=1⎧FDIt1=f(OLt1,A1)⎫⎪⎪OL=g(O,L,OLcov)⎪t1t1t1t1⎪⎪⎪......................................⎪⎪约束条件：⎨⎬………………………(4.6)⎪.......................................⎪⎪FDI=f(OL,A)⎪tntnn⎪⎪⎪OL=g(O,L,OLcov)⎪⎩tntntntn⎭式（4.5）中，Ci代表FDIti对东道国政府目标影响的权重；OLtcovi代表东道国政府对OLi的影响，东道国政府的目标、战略、政策法规等干预措施不仅会直接改变Lt，而且一定程度上也会使东道国的企业变量Ot发生变化（S.Lall1980）。在式（4.1）和（4.6）中可以知道FDI是被解释量，而企业优势O和区位优势L是解释量，鉴于本文主要研究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我国区位优势对其影响，在基于折衷理论和OL理论假设上再大胆加入另外两个假设条件：（1）假设全世界范围内跨国公司所能够投入的O元素是稀缺的，那么跨国公司通常倾向于充分利用更多的L要素以实现其收益目标。（2）假设外资企业相对于中国企业的企业优势最大化。那么1979-2007年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主要约束条件为我国区位变量L。假设1表示任何一种资源都是稀缺的，而任何一种稀缺资源都会奔向最能创造利益的地方。假设2可以从现实中得到，早在90年代，就有“市场换技术”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开始阶段，我国的企业不管是从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无法和当时的跨国企业相比。所以，跨国公司可以在完全企业优势下对华进行投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改革开放至今外商可以完全不顾忌自己公司是否对华有企业优势而只考虑我国的区位变量（政治稳定性、市场化程度、劳动力成本等等）进行对华投资。从式（4.1）中得到FDI是由企业优势O，31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区位变量L，东道国A共同决定的，从式（4.6）中我们可以的得知东道国目标A最大化是由O和L决定的，而假设中O最大化，那么东道国目标A最大化可以由L得到，那么FDI流入量也只由中国区位变量L决定，得式如下：FDI=f(L,L,.......,L)……………………….(4.7)t1t1t2tn式中Ltn是我国不同的区位变量。4.2.2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计量分析4.2.2.1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计量模型因素选择分析被解释变量外商对华投资流入量用FDI表示，采用1986-2007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实际金额（单位：亿美元）；因为本文在阶段分析中所描述的不同阶段外商对华投资因素可能有所不同，所以将采用1986-2007年、1986-1998年、1998-2007年三段数据进行分析。在设置解释变量时，力求选择相关性不强的且能更好体现各种因素的变量。因为本文理论部分假设条件的限制，不设置集聚因素变量；因为政策法规变量主要反映在我国地区的差异性，在对我国进行总体分析时，无法概括政策在我国所有地区的指标，比如税收优惠等等，故不设置法规政策变量：市场规模指标。对于FDI流入量与东道国市场规模关系密切存在三种假说：一是市场规模，以GDP或人均GDP作为指标；一是市场规模增长率；一是城市化进程。由于被解释量本文选择FDI实际金额，所以这里选择中国名义GDP和城镇人口率TOWN作为市场规模变量。市场规模GDP应与FDI呈正相关性，单位亿美元。城镇人口率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FDI主要在我国的二、三产业投资，集中在城市，那么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应与FDI流入量呈正相关性。生产成本变量本文选择了劳动力成本，一般来说越低越有利于引进FDI，而且可以说明FDI的技术投资是否增多，沈坤荣和田源（2002）等的实证结果支持了这一点。本文用职工年均名义工资表示工资水平，单位美元。政治稳定性POL是在模型中不得不考虑的因素，考虑突发事件及其滞后影响，1986-1987年和1989-1990年取值为1，其他年份为0，POL应与FDI呈负相关32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关系。转轨变量CHA为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工业总产值，它主要反映国有企业改革程度（鲁明泓1997），也有文献认为它表示了我国的非市场化程度。一般而言，随着改革的进行，国有企业越来越适应市场经济和竞争力增强，而国有企业比重的下降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因此，这一指标间接反映了中国市场竞争程度变化，表明外商投资企业进入障碍，这一指标还包括其他改革信息，不能判断其与FDI确切关系。市场化程度因素本文选择MAR（全国广告营业额/GDP）作为解释变量，当今中国经济转轨是前无古人之举，因此并不存在成熟的、科学的指标体系。市场化指标体系的建立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都是十分困难的。本文采用这一简单客观指标可能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原因有三种：第一、我国经济转轨与新中国现代意义的广告是同时起步和发展的，城市经济改革市场化进程制约着中国广告业的发展步伐；第二，广告不仅反映了经济体制的变化，也反应了国民市场化意识的变化；第三，应用简单的指标并不一定比繁琐的带有主观意愿的指标在科学性上逊色。外商投资企业一般更加适合市场经济环境，那么MAR理论上与FDI呈正相关关系。OPEN（进出口总额/GDP）。开放度对FDI存在有利和不利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经常性的贸易使贸易伙伴对本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情况更熟悉，进而促进投资机会信息的快速流动，同时开放度水平高意味着当地的贸易、经济运行方式与国际更为接近。因而，开放度提高促进FDI流入。另一方面，产品进口对外商在东道国的产品形成竞争，对外资进入产生不利影响。对我国的实证研究大多表明存在有利影响，如孙俊（2002）、梁琦（2003）、王剑（2004）等。本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表示开放度。基础设施是不好统一的变量，不能找到能涵盖所有基础设施改善的变量。较常使用的变量是第三产业产值/GDP，但由于我国统计数据的问题，恐其不能很好反映与FDI相关性，所以只选择交通运输变量作为基础设施变量。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可以节约运输成本，更好地连接市场，有利于FDI的进入。ChengandKwan(2000)的实证结果均表明良好的基础设施对FDI进入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本文用公路公里数来表示交通基础设施。单位（万公里）33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4.2.2.2计量模型及其结果因为外商对于决定因素的变化需要反应时间和调整时间，所以在建立计量模型时应考虑解释变量的时滞因素。政治稳定性变量代表的一般是突发事件，外商通常会作出迅速反应，因此对这一解释变量无需考虑时滞。基于此，建立方程式如下：LnFDI=β+βLnGDP+βLnWAGE+βLnROAD+βTOWN+βCHAt01t−12t−13t−14t−15t−1+βOPEN+βMAR+βPOL+u6t−17t−18t其中：u为随机扰动项。应用EVIEWS计量分析软件，首先逐步回归1986-2007年的计量模型，解释变量取值为1985-2006.主要回归结果如表4-2、表4-3：①表4-22方LnGDPLnWAGELnROADTOWNCHAOPENMARPOLRF案1+-(×)+-+(×)++-0.96645.642+（×）*+**++-0.92363.283**+**++-0.9253.41②表4-3方案LnGDPLnWAGELnROADTOWNCHAOPENMARPOLβ012.29-0.752.97-4.111.184.155.16-0.61-15.2(2.10)(-0.86)(1.22)(-2.26)(0.66)(2.51)(3.13)(-2.18)(-1.20)20.623*3.93**2.874.21-0.70915.99(0.59)(2.78)(1.57)(2.14)(-2.08)(2.07)3**3.58**3.215.24-0.6419.25(2.85)(1.93)(5.71)(-2.05)(3.61)①观测值分别为n=22。+、-表示解释变量系数的符号；（×）表示该变量在95%水平不显著但在75%水平显著；*表示未考虑该解释变量，t统计量在括号内。显著水平为95%。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经网数据库》、《中国广告协会会员通讯》②同注①34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再回归1986-1998年的计量模型，解释变量取值为1985-1997。主要回归结构如表4-4、表4-5：①表4-42方LnGDLnWAGLnROATOWCHOPEMAPOLRF案PEDNANR4++(×)+-（×）+++-0.9944.6415+*-*+++-（×）0.9774.2866+***+++*0.9890.1457+*+*+++*0.9890.690②表4-5方LnGDPLnWAGELnROADTOWNCHAOPENMARPOLβ0案43.850.901.31-18.861.261.578.16-0.2823.04(2.78)(1.08)(1.78)(-0.60)(3.81)(4.87)(3.24)(-1.13)(0.73)53.11*-1.85*1.031.416.53-0.1813.20(4.08)(-1.72)(3.41)(5.37)(3.61)(-0.95)(0.53)62.49***1.131.445.62*-28.77(3.36)(4.37)(5.78)(3.15)(-3.88)73.05*2.74*0.861.526.81*7.34(4.06)(1.57)(4.16)(6.65)(3.85)(0.30)①观测值分别为n=13。+、-表示解释变量系数的符号；（×）表示该变量在95%水平不显著但在75%水平显著；*表示未考虑该解释变量，t统计量在括号内。显著水平为95%。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经网数据库》、《中国广告协会会员通讯》②同注①35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再回归1998-2007年计量模型，这里设想1998年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过度年，解释变量取值为1997-2006.主要回归结构如表4-6、表4-7：①表4-62方LnGDPLnWAGELnROADTOWNCHAOPENMARPOLRF案8+-++（×）-+（×）+*0.99645.549+-++-*+*0.996105.910+-（×）++（×）-（×）+（×）**0.98428.4211+(×)-+*-（×）++*0.99485.16②表4-7方LnGDPLnWAGELnROADTOWNCHAOPENMARPOLβ0案83.55-6.331.782.21-0.470.142.57*-1.95(1.04)(-1.33)(2.99)(0.95)(-1.26)(0.06)(2.03)(-0.26)93.74-6.581.752.59-0.49*2.59*-2.33(6.48)(-5.93)(5.56)(4.81)(-2.59)(3.02)(-1.03)10.388-1.341.373.48-0.0071.58**3.210(0.08)(-0.21)(1.53)(0.094)(-0.02)(0.42)(0.28)10.41-2.022.12*-0.192.412.08*3.691(0.46)(-2.24)(4.55)(-0.84)(3.34)(1.83)(0.84)对数据采用的是逐步回归的方法，一共进行了100多次回归，方案1-11是考虑方程F以及考虑t值显著性超过75%的回归方案。在对1986-2007年的数据进行回归时，LnWAGE、CHA表现不显著，TOWN表现明显和理论不符合，剔除后进行回①观测值分别为n=10。+、-表示解释变量系数的符号；（×）表示该变量在95%水平不显著但在75%水平显著；*表示未考虑该解释变量，t统计量在括号内。显著水平为95%。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经网数据库》、《中国广告协会会员通讯》②同注①36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归；LnGDP表现不显著而剔除，最后系数LnROAD、ADV、OPEN、POL反应比较稳健。对1986-1998年的数据进行回归时，LnWAGE、TOWN表现不显著，剔除后进行回归；POL表现不显著、LnROAD与理论符号相反，剔除后回归其他变量表现稳健；单独剔除POL变量，发现LnROAD符号正确，且其他变量表现稳健。对1998-2007年数据进行回归时没有考虑POL变量。TOWN、OPEN表现不显著，将OPEN剔除后其他变量表现稳健；将TOWN剔除后LnGDP、CHA表现不稳健；将TOWN、OPEN同时剔除后其他系数表现均不稳定。4.2.3经济意义分析在对1986-2007年的计量分析中，发现对外开放程度OPEN和我国市场化程度MAR以及基础设施变量ROAD在我国近20年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中作用表现较显著且系数较大（方案3），相关性为正，说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外开放的程度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都为我国吸引外资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另外市场规模变量GDP和政治稳定性变量POL表现不是十分显著（方案2），可能与外商对华投资的不同阶段有关系；其他的转轨变量CHA和城镇人口变量TOWN以及劳动力成本变量WAGE均不显著（方案1），无法判断它们的经济意义。在对1986-1998年的计量分析中：市场规模指标GDP非常显著，系数较大，呈正相关性，（方案4、5、6、7）说明1986-1998年间我国的巨大市场潜力和市场容量吸引了大量的外资。转轨变量指标CHA与FDI呈正显著正相关关系（方案4、5、6、7）。这表明1986-1988年间的国有企业改革一定程度上会减少FDI流入量。这与鲁明泓（1997）的实证分析相冲突，可能的解释有二：一是CHA所代表的经济含义不同。本文的CHA主要反映国有企业改革进程，而市场化程度用MAR表示。在进行回归中，将MAR删去后CHA与FDI呈负相关。二是回归方程中解释变量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影响。从经济意义上说，国有企业改革对FDI流入量的负面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国有企业改革使国内市场日趋激烈。CHA指标间接反映了1986-1998年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竞争程度日趋激烈的态度并非单纯来自市场化本身，二是更多源自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以及大量非国有企业的介入。第37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二，国有企业改革是外资的租金在减少。吴能全（1995）实证分析结论显示，寻求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模糊性租金列外商投资动机的第七位。在中外合资过程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甚至成为当年学术界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必将使国有资产产权逐步明晰化及其约束机制加强，由此国有企业在合资中所产生的租金将会大幅度降低，以寻求租金为主要目的的部分外商也会相应减少。市场化程度指标MAR与FDI流入量显著性相关（方案4、5、6），且系数最大、显著性最大，说明中国的市场化变量是外商对华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1986-199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最快的阶段，说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善于在这段时期抓住时机大量对华进行投资。对外开放程度指标OPEN与FDI呈显著正相关（方案4、5、6、7）。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在1986-1998年间显然是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这一结论与有关关税壁垒构成FDI主要决定因素的经典理论相悖，但与库玛（1990）对印度的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由此可以假设有关经典理论观点并不适合于中国甚至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所产生的吸引力要远远超过关税壁垒对FDI的效应。其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是一个封闭系统转变为一个开放系统的过程，关税壁垒下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更大的意义在于系统之间的交流增加了。从这一方面来说，也说明了开发适合我国的FDI研究理论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变指标ROAD与FDI呈正相关，系数一般，显著水平一般（方案4、7）。说明公路交通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外商直接投资，可能由于指标设定的原因，系数较小说明这个变量相对于其他指标对FDI吸引力较小。劳动力成本指标WAGE与FDI流入量不显著（方案4），说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在1986-1998年期间还没有注重劳动力成本。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劳动力工资绝对值较低，劳动力相对于发达国家相当廉价，虽然其随时间变化在上升，但是与发达国家劳动力工资比较变化不明显，难以反映这一变量影响。（1977-1996年，中国与美国平均工资之比在3.67-2.00之间，且变化规律不显著）。二是间接说明在1986-1998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主要是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而技术型含量较少。另一个是反映市场的指标TOWN在回归中反应不稳健（方案4），逐步回归中38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呈负值较多，且显著性较低，说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对于吸引FDI在1986-1998年表现不明显。政治稳定性变量POL与FDI呈负相关，但显著水平一般（方案4、5）。政治稳定性是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先决条件。固然市场规模和成本优势等有利的经济因素对外商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如果政治上表现出动荡或较大不确定性，则有利的经济因素的决定性就会削弱。回归分析显著水平一般不说明政治稳定性的决定性强弱。显著性一般的可能性有：一是虚拟变量POL的确定具有一定的难度，若确定不当就会影响结论，而且影响整个回归分析的结果，如方案5和方案6可以明显看出POL值对ROAD的确定的影响。二是政治稳定性不是一个孤立的变量，其变化必然引起相关变量的变化。三是政治稳定性是一个前提条件，在临界值时，这一解释变量就是唯一的决定因素，而当大于临界值一定区间后，这一解释变量的有限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就相对有限了。因此政治稳定性值在本文里是有待商榷的，但从模型中也可以看出政治的不稳定不利于吸引FDI。在1998-2007年的计量分析中，因这些年间我国政局相当稳定变化，所以没有将其纳入计量分析中。市场规模变量GDP虽为正值但表现不稳健且相关性显著水平相对于1998年前较低（方案8、9、10、11）。说明了我国的市场规模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正在接近于瓶颈状态。当然，也有可能是市场规模变量GDP指标在这个阶段未能反映我国市场规模的潜力。与市场规模变量相同的是市场化程度变量MAR的系数相对与1998年前也变小（方案8、9、11），依然显著。说明1998年后我国的市场化程度对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吸引权重在减小，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与预期大不相同的是我国对华开放程度变量OPEN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显著性明显降低（方案8），怀疑是与MAR多重共线性的结果，但将MAR剔除后发现回归方程没有解释力（方案10），说明了1998年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已经对外商没有吸引力，或者有其他经济原因，这一点还要进行更加深一步的研究。转轨变量CHA在1998年后显著性也明显下降，并且系数较小，说明我国经济转轨所带给外商的吸引力在减少。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国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比1998年要强，和MAR变量结合起来看发现我国的市场化水平也在稳步提39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高。交通基础变量指标ROAD在回归模型中表现依然稳健，呈正相关性且系数较大（方案8、9、11）。说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依然将我国的交通设施放在主要的考虑因素中，但交通运输变量中没有加入铁路和航空以及海运等方面因素。与1998年前最大的变化在于我国劳动力成本开始显现显著优势，WAGE与FDI呈显著负相关，系数较大且表现稳健（方案8、9、10、11）。那么综合1986-1998年的分析结果说明我国的劳动力成本虽然在增高，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已经体现出成本优势，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开始注重向技术性的转变，所以高技术人才相对于国外的人才成本才能凸显出优势。另外一个市场规模变量TOWN开始表现出正相关性，且显著水平较好（方案9）。说明外商开始注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并从中渔利。我国的城镇人口的增多从另一角度说明了我国人均收入开始逐渐增多。40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第5章结论以及进一步研究方向本文主要目的是分析影响中国吸引FDI的因素，并根据这些因素对吸引FDI进行潜力分析。有很多文献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前提下，对我国引进FDI进行了不同时段的深入分析，证明除政策因素、人力资源因素等，一个地区的开放水平、市场化程度、城市化进程都是影响投资环境的因素。和大多数研究者的结论一致，市场潜力的重要性显而易见，20世纪80年代，外商投资者主要是短期性投资，而现在转向对市场的开拓和长期性的投资。经济规模越大，对外国直接投资有更大的吸引力。其实这也是众多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的主要投资动机，为了占领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转轨变量、开放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是中国2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三个综合度量。其中转轨变量在1988－1998时期对我国吸引FDI的作用十分显著，说明这一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对吸引FDI卓有成效。但在1998年后，转轨变量对外商投资的边际效应不明显，说明这一因素对我国吸引外商的影响力在逐步降低。在这20多年中，中国开放的速度是相当快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开放水平的提高为吸引外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模型中开放水平对外商投资倾向的边际作用在逐渐减弱的结果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商对中国开放成果的认可。随着中国总体开放水平的提高，这一变量将对我国吸引FDI的影响越来越小。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步履艰难，相对于开放来说，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速度并不算很快，这正是为什么市场化程度对外资吸引力的作用长时期都非常显41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著的原因。外商在决定投资时，对市场体制的成熟性的考虑相对于过去来说上升到更为重要的地位，这个结论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中国的市场体制改革已经到了非常重要的阶段，改革的进程直接影响了利用外资的发展，加强市场化的力度对包括利用外资在内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吸引FDI的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影响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在1998－2006时期其他因素表现并不显著的时期基础设施的影响却越来越显著，可见完善的基础设施将可以吸引更多的外资。在回归中，人力资本状况对吸引外资的显著性也是变化较大的，这个结论与通常的经验不一致，许多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影响到外国直接投资，因为较高的劳动力素质明显增加FDI的吸引力。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外商考虑对我国某一地区进行投资时，更看重的是该地区的政策、开放度、市场成熟性以及比较优势等条件，而将该地区的人力资本放在了一个相对次要的地位。另外，因为本文是对我国情况做总体分析，且在分析人力资本对外商投资影响时应和教育程度一起分析，但教育程度我国各地相差较大，很难将其纳入回归中，所以人力资本的影响在本文的回归中得出的结论并不是非常成熟。本文所做工作只是有关中国FDI研究的一个很小的一部分。数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尽管繁琐，但相对容易，而真正的难点在于:1、如何依据相关的经济理论进行实证工作，比如指标体系的合理选取和量化、计算方法和计量模型的合理应用等，都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才能完成;对于这一点本文己作了尝试。2、如何根据实证结果验证已有的理论并能据此概括、构建新的理论，对现有理论体系有所发展。由于时间篇幅所限，作者对于FDI理论层面的研究没有深入，但实证分析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在未来的工作中能将实证和理论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两方面都深入下去。42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参考文献[1]陈璋，《中国宏观经济理论方法论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2]贺灿飞,魏后凯《信息成本、集聚经济与中国外商投资区位.中国工业经济》，2001。[3]鲁明泓《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与中国投资环境评估》，经济研究，1997。[4]梁琦《跨国公司海外投资与产业集聚》．世界经济，2003。[5]沈坤荣，田源《人力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管理世界，2002,11期。[6]孙俊《中国FDI地点选择的因素分析》，经济学（季刊），2002，1期。[7]王剑《外国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的决定因素－基于空间计量学的实证研究》，经济科学，2004。[8]王洛林《中国外商投资报告-外商投资的行业分布》．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9]肖政《动态平行数据模型的有效估计及其在发展中国家FDI分析中的应用》，经济学报，2005，1期。[10]许罗丹，谭卫红《外商直接投资聚集效应在我国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03。[11]殷华方，鲁明泓《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有效性研究》，管理世界，2004。[12]张立，龚玉池《FDI在中国省际分布的决定因素》，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3]陈涛涛《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溢出效应》，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12。[14]张健《外商直接投资区域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2，第78-82页。[15]彭有轩《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7。[16]綦建红《在华外商合作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9。[17]崔新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第65-67页。[18]蔡纪良《积极引进外资加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论投资环境与吸引外资》，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19]葛顺奇“中国利用外资的业绩与潜力评析”，《世界经济》，2003年第6期。43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20]葛峙中“外商直接投资区位聚集的经济效应分析—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南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第21卷第I期。[21]贺灿飞，陈颖“港澳地区对中国内地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空间扩散”，《地理科学》，1997年8月第17卷第3期，第193-200页。[22]洪银兴，刘志彪等《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机制》(第1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23]李小建“香港对大陆投资的区位变化与公司空间行为”，《地理学报》，1996年5月第S1卷第3期。[24]鲁明泓:《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决定因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25]鲁明泓“中国各地区投资环境评估与比较:1990～2000"《管理世界》，2002年第11期。[26]田贵明“影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与吸引外资的政策取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0期:第61-65页。[27]魏后凯“欧美日韩在华制造业投资的区位决定”，《中国工业经济》，2000年第11期:第65-73页。[28]魏青山、王任飞“基础设施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27-34页。[29]俞毅“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实证”，《国际经济合作》，2004年第9期:第14-17页。[30]赵鹰“产业集群:全球FDI空间分布最新趋势”，《上海企业》，2002年第6期。[31]郑京平，杜宇，巴威“我国利用外资现状的定量分析和初步研究”，《管理世界》，1998年第1期。[32]朱鸿伟“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因素的变化及其启示”，《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42-45页，第134-135页。[33]刘春霞“产业地理集中度测度方法研究”，《经济地理》，2006年5月。[34]林毅夫，张鹏飞《后发优势、技术引进和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05[3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http://www.stats.gov.cn/tjsj.44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36]Hymer,StephenH:TheInternationalOperationsofNationalFirms:AStudyofDirectForeignInvestment.CambridgeMA,MITPress,l976.[37]Johnson.H.G.:TheEfficiencyandWelfareImplicationsoftheinternationalCorporation,inC.P.Kindleberger,ed.,TheInternationalCorporation,MITPress,1970.[38]Caves,R.E.:InternationalCorporations:theIndustrialEconomicsofForeignInvestment.Ecinomica,vol.38,1971.[39]Buckley,P.J.andCasson,M.:TheFutureoftheMultinationalEnterprise.Macmillan,1976.[40]Rugman,A.M.:InsidetheMultinational:theEconomicsofInternalMarkets.CroomHelm,1981.[41]Vern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TradeintheProductCycle.QuarterlyJournalofEconnomics,May1966.[42]Kojima,K.:DirectForeignInvestment:aJapanesemodelofMultinationalBusinessoperations.CroomHelm,1978.[43]Mundell,R.A.:InternationalTradeandFactorMobility.AmericanEconomicsReview,June,1957.[44]Dunning,J.H.;Trade,LocationofEconomicActivityandtheMNE:aSearchforanEclecticApproach.inB.Ohlin,ed.,TheInternationalAllocationofEconomicActivity,HolmesandMeier,1977.[45]Dunning,JohnH.:InternationalProductionandtheMultinationalEnterprise.London,GeorgeAlienandUnwin,l98l.[46]Arellano,M.andO.Bover，Anotherlookattheinstrumentalvariableestimationoferror-componentsmodels,JournalofEconometrics,1995.[47]Arellano,M.andS.Bond,Sometestsofspecificationforpaneldata，MonteCarloevidenceandanapplicationtoemploymentequations,The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91,58.[48]Baldwin,Richard;RikardForslid;PhilippeMartin;GianmarcoOttavianoandFredericRobert-Nicoud,EconomicGeographyandPublicPolic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3.45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49]Blundell,R.andBond,S.,Initialconditionsandmomentrestrictionsindynamicpaneldatamodels,JournalofEconometrics,1998,87.[50]Bond,S.,Dynamicpaneldatamodels,Aguidetomicrodatamethodsandpractice,PortugueseEconomicJournal,2002,1.[51]Broadman,H.G.andX.Sun,TheDistribution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China,TheWorldEconomy,1997,20.[52]LeeG.Branstetter.RobertC.Feenstra，Tradeand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China:apoliticaleconomyapproach,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2002.[53]Redding,StephenandAnthonyJ.Venables,EconomicGeographyandInternationalInequality,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2004,Vol.62(1).[54]SylvieDémurger,JeffreyD.Sachs,WingThyeWoo,ShumingBao,GeneChangandAndrewMellinger,Geography,EconomicPolicy,andRegionalDevelopmentinChina,NBERWorkingPaperNo.8897,2002.46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研究后记我终于完成了这篇论文，可论文选题、开题、撰写初稿、完成终稿的日日夜夜，却让我无法忘记。在看了一些关于FDI的文章之后，我发现对FDI地理位置影响因素的分析中，还没有对我国各种影响因素进行过阶段性的分析，并且不同文献对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并没有统一答案，所以我就萌生一种念头，即结合统计方法对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做阶段性的分析。这种念头与日俱增，最后我选择这一问题作为我毕业论文研究对象。在开题、写作时，我参阅大量文献资料，互联网、图书馆、电子图书、外文期刊数据库，使我对所研究的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但很惭愧，由于研究生时间紧迫并且自觉性不高，思考时间有限，所以论文还是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会将学习进行下去。当然，写作过程不乏痛苦和抑郁，文献的查阅、数据的搜集、模型的修改、软件的使用等工作也使我经常忙到深夜，但我很幸运，因为我感觉论文写作的这段时间，是我研究生阶段学术水平提升最快的时期，也是我过得最充实的时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得到许多老师和同学的帮助，尤其是我的导师陈璋对我的论文进行多次悉心指导。每次陈老师看完我提交的稿件之后都为我的论文指出一些问题并提供修改建议，使我的论文渐渐成型。毕业论文并非学业成功的标志，亦非专业研究的完成，而仅仅是探讨的开始。更何况，因本人学识的浅薄以及能力的不足，对论文所涉及领域的探索必然是肤浅的，仍有待于学界前辈的指点和自己今后在工作中继续思考。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