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自我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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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自我的归宿——论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生存意识的转变（供你参考）摘要：综观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我们发现其女性形象无不在物质生存与寻找女性自我中苦苦挣扎着。从张爱玲早期创作来看，女性自我意识明显占据主导地位。《霸王别姬》中虞姬自杀则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到了创作的高峰期，张爱玲深切体会到在男权社会里女性艰难的生存困境，也意识到在物质生存面前，女性自我的无力感。白流苏、曹七巧等都是这类女性。在张爱玲创作的后期，她冷静地审视和还原了以曼桢为代表的现代职业女性的生存境况和自我意识，在物质生存与自我中找到了相融点，同时也透出现代女性寻找自我归宿的希望之光。关键词：张爱玲；女性；自我；生存；转变张爱玲是一位奇特的作家，她以细腻、冷峻的笔触抒写了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她在向我们展示其小说女性形象艰辛的生存状态的同时，也阐释了她在女性生存意识见解上的转变。人们常常认为，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没有自我，她们的生存方式都极为卑劣。她们大多数不能在获得物质生存的同时主宰自我，而要通过依附男人，借助婚姻来摆脱生存的困境。无可否认，张爱玲小说女性的生存意识十分坚韧。“张爱玲的小说与散文已一再言明她的女性形象是现实狡猾的求生存者，而不是用来祭祀的生活牌位。”[1]然而，她们在与现实的较量中，往往会不自觉地丢失了女性自我意识。综观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我们发现其女性形象无不在物质生存与寻找女性自我中苦苦挣扎着。从张爱玲早期创作来看，女性自我意识明显占据着主导地位。到了创作的高峰期，张爱玲深切体会到在男权社会里女性艰难的生存困境，也意识到在物质生存面前，女性自我意识的无力感。在张爱玲创作的后期，她冷静地审视和还原了现代职业女性的生存境况和自我意识，在物质生存与自我中找到了相融点，同时也透出女性寻找自我归宿的希望之光。从《霸王别姬》的虞姬，到《倾城之恋》的白流苏和《金锁记》的曹七巧，再到《十八春》的顾曼桢，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她们的选择，无不显露出张爱玲在女性生存意识见解上的转变。她告诉人们：在生存困境面前，什么是女性真正的归宿，女性又应如何寻找自我的归宿。一、逃避生存的虚无张爱玲的生命要素带有浓厚的虚无色彩，在梦幻的传奇与世俗的流言人生中，她常有一股寻找虚无的执著。从张爱玲16岁的少作《霸王别姬》中，我们可以捕捉到它浓厚的虚无意识。父母婚姻的不合，使少年的张爱玲生活在虚空的环境之中，思想蒙上一层苍凉的色彩。她同样害怕虚无，但虚无的环境却塑造了她坚韧的性格。在《霸王别姬》里，她坚守女人最基本的性别立场，还原的是凡俗的女性生存状态和细微的心理世界。她以独特的感受，透视了女性在这个男性世界中的从属地位，并对这种生存状态进行了无声的反抗。.. .在《霸王别姬》里，张爱玲改写了传统文学写滥了的英雄美人模式，变成太阳和月亮的象征模式。虞姬想，如果项王是那炽热的，喷出耀眼欲花火焰的太阳，那么她便是那承受着反射着他的光和力的月亮。当项王垓下突围前在帐中熟睡，虞姬深夜沉思时，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想到项王无论成功与否，她都仅仅是他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在这里，作者赋予传统的女性虞姬以现代女性思想。这里思维和感知的主体不再是霸王而是虞姬，行为与话语的主体也是虞姬。虞姬作为一个被奴役的女人，对自己不独立的“为了项王而活着”并因为他的富贵而富贵的人生价值目标的反思和否定。很明显虞姬不愿意继续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她要告别这个男权世界对她的奴役。《霸王别姬》标志了女性主体虞姬的觉醒，她发现了自己存在的可怕真相：毫无意义和价值可言。对于女性的她来说，自我是一个荒诞的存在。她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活在世上，而是以男人的“玩物”身份存在。这个身份对于女性自我意识已经苏醒的虞姬是难以接受的。她清楚自己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末路英雄霸王，而是一个强大牢固的男权世界。即使她能够逃脱霸王的控制，她同样也会落入别的男性手上。在生存真相上经过了沉思之后，虞姬选择了自杀来给自己虚无的存在赋予一个同样是虚无的结局，即通过对绝望命运的反抗来显示自己作为生命个体的真实存在。为逃避生存虚无的虞姬，给女性自我安排了一个虚无的归宿。显然，在张爱玲早期思想里，女性自我意识十分强烈。女性的生存理想也较高。富有自我意识的女性不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是想要活得有意义有价值。《霸王别姬》可以视为张爱玲小说女性寻找自我归宿的开端。虞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存在的虚无，她不愿意继续受男人的控制，所以她勇敢地选择了自杀，为自己而死。虞姬的自刎是悲壮的，也是神圣的，它破坏了传统文学中虞姬美丽温顺的形象，同时也是对男权社会的宣战。虞姬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充分说明了女性的命运根本在于对自我的认知程度和对自我的追求力度。然而，在张爱玲的作品中，虞姬形象是一个特殊的女性典型，因为她后来创作的女性很少有如此清醒的自我意识(认识到个体生存的虚无)与这样极端的行动选择(自杀)。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2]诚然，虞姬是清醒和勇敢的，她以结束生命，放弃生存的权利来反抗男性控制下女性虚无的生存状态。同时，虞姬也有一定程度上的懦弱。由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苏醒，她在面对现实残酷的情况下，没有寻找逃脱的出路，而选择死亡来逃避生存的虚无。事实上，处在那样的时代背景，虞姬并不具有为她的生存与自我做出挽救的能力，除非她愿意继续屈从男权的控制。这就是张爱玲早期的女性自我意识与生存意识相冲突的体现。在张爱玲看来，寻找女性自我的归宿是以生存权利的放弃为代价的。因此，张爱玲赋予虞姬的自杀是坚决的，但也是富于浪漫色彩的。即使虞姬“大彻大悟”了，但还是对于虚无生存状态的逃避。由此可见，张爱玲早期的女性自我意识其实也是处于茫然状态的，觉醒后的女性个体在生存上找不到正确的出路。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现代女性已经意识到生存权利的珍贵，不会轻易去自杀。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得众多现代女性在寻找自我归宿的征途上不知不觉地迷失了方向。她们奋不顾身地生存下去，却没有找到胜利后的自我归宿感。二、反抗生存的困境纵观张爱玲的一生，1943——1945年可以视为张爱玲创作的高峰期。这段时期，正是对现代女性生存境况作了细致的考察和深入的体会，她笔下的女性就具有行为的一致性，她们都把自身的物质生存作为至高目标。由于现实的制约，她们对于生存的要求，已不得不降低到基本的物质层面，即回归于一种原生态的生存方式，活着只能是为了活着，存在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她们为了生存，上演着一场场“没有名目的”的斗争。.. .长期以来，人们投注在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的情感基调虽有悲悯的成分，但更多的却是抱有一种强烈的厌憎和嘲讽的态度。《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已被公认为情场上的赌徒；《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带着黄金枷的性变态疯子。身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3]的女性，她们生活在“已经在大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4]的动乱时代，她们作为传统意义上没有生存能力的个体，为了获得生存，不得不作出各种饱含苦痛的艰难努力。她们有的借助婚姻，有的依靠金钱，有的凭借肉体，手段不一样，但都在为人类最原始的愿望——物质生存而苦苦挣扎。张爱玲在描述这些女性生存状态的时候，指向都是一种基本和实在的物质生活。不管是婚姻还是金钱等，其实都只是她们获取必要的物质基础来维持生存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她们无不在与现实的残酷较量中，寻找着生存的基点。生计问题如此紧迫地摆在眼前，以至各种形式的爱对张氏笔下的女性而言都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更不用说寻找自我的归宿了。张爱玲的这种实实在在的生存观有她自身真切的体会，更是她对生活于乱世的弃女及其生存状态的一种独特把握。《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20岁时遭遇不幸婚姻，她的哥嫂们为了她手里的钱而支持她离婚并接纳了她。七、八年之后，钱用完了，流苏也成了他们眼里多余的人。这就是流苏所面临的困境。恰巧白流苏的前夫死了，他们怂恿她回去为丈夫守寡，目的是为了继承那边所剩不多的一份家产。流苏不愿意丢下脸面回去守寡，哥嫂们便撕破了假面具，骂流苏是没有廉耻的满身晦气的女人。流苏面临着被驱逐出门的悲惨命运。流苏感到这个家不能住了，此时她是非走不可了，可是走去哪呢？她既未受过教育，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很明显她无法养活自己。要想摆脱这种困境，对流苏来说，最好的途径就是婚姻。她凭着残存的青春和美貌，在见到别人给妹妹介绍的男朋友范柳原时，她抛开顾虑，去勾引范柳原。她用她的前途来做一场赌博。如果她输了，她声名扫地，如果赌赢了，她可以得到众人虎视耽耽的范柳原。她将婚姻当成了一项迫不得已的维持自身生存的职业。其实，以婚姻维持生存，这是中国传统女性普遍的生存模式。它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常见于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中。这些女性很多被逼地成为了他者的牺牲品，她们有的为婆家挣钱，有的被丈夫典当，有的为哥哥换亲，都沦为了生存的悲剧者。只有流苏，一变畸形婚姻中的被动者为主动者，对她的生存困境进行了勇敢的反抗。然而，这其中的艰辛又有谁能体会呢？流苏在与范柳原的较量中受尽了委屈。在这场较量中，流苏完全丧失了作为女性的自尊。可是流苏曾一度还是没能逃出鲁迅所指出的那两条路，她的赌博失败了，她无家可归，只能无奈地成为了范柳原的情妇。如果不是香港之战爆发，流苏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作为范柳原长期的情妇。流苏费尽心机，终于赢得了一个受人尊敬羡慕的富翁太太的地位。收场是白流苏理想中的圆满，更多却是空荡荡的惆怅。她努力抓住了婚姻，在与现实的较量中她赢了，她赢得了物质生存的保障，却丢失了自我。她由此将沦为生存的精神空虚者。她的自我归宿不仅是范太太这个身份，也是在拥有女性自我前提上幸福的爱情和婚姻。然而，对于那个时代的女性来说，根本就没有自我可言。不是女性自我意识没有苏醒，而是经济地位无法独立。白流苏对生存困境的反抗表面上是胜利的，实质上却是从一个生存困境陷入另一个生存困境。.. .张爱玲小说里的女性大多数都在自以为是地与生存的困境较量着。她们不同于前文提到的虞姬，虞姬因无力于生存的虚无，找不到自我存在的目标和价值而选择自杀；她们则把物质生存摆在第一位，她们的生存意识里不允许她们退缩。她们认为单纯能够活着便是人生的一大使命。当然她们为了反抗苦难，就得抓住另一些东西。往往她们在困境面前，抓住的无非是物质，却丢失了自我，她们由此而失落不已，自我无处皈依。现实生活的可怕和恐怖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是一般人的意识难以负荷的。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惟有埋头于眼前的琐事，不断地与困境较量着，从而借助习惯的力量去忘记生命的恐怖，生存的苦难。在苦难面前要寻找自我的归宿，简直需要不可思议的坚强，还有代价。有些女性由此而导致了精神异化。张爱玲清醒地意识到，男性和女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西蒙·波伏娃说过：“女人始终没有真正作为封闭、独立的社会而存在，她们是人类社会无法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群体由男人支配，在社会中位于附属地位。”[5]为了获得物质生存，女人要依赖男人，女人追逐婚姻，是想通过婚姻取得一种经济上的保障。可是，婚姻也不能给女性提供安全的保险。事实上通过婚姻获得物质的丰裕也并没有给女性带来寻找自我归宿的转机。继《倾城之恋》后，张爱玲进一步以她的代表作《金锁记》瓦解了女性寻找自我归宿的童话。夏志清先生曾说：“《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6]傅雷先生认为《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7]，是张爱玲“截止目前为止的最完美之作”[7]。《金锁记》之所以震惊文坛，是因为张爱玲成功地塑造了曹七巧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曹七巧在与残忍的生存困境的较量中失去自我，从而导致她人性的扭曲。出生于开麻油店家庭的七巧，被为了金钱昧着良心的兄嫂不顾她的死活卖给了害痨病的姜家二爷做妻子。名为嫁，实为卖。自从她踏进姜公馆的那天起，她的生存环境便面临着极大的威胁。七巧始终被孤立着，在冷漠的姜公馆，上至姜老太太，下至身边的丫头，都没有一个人同情她，反而轻视她，嘲讽她。她不得不忍受着这些不堪的境况，对于生存的卑微，她勇敢地进行挑战。为了最终成为自我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的主宰者，她忍受了超乎常人所能想象的辛酸。五年来，她始终衣不解带地服侍不能动弹的丈夫，未有半点差池。她渴望得到大家的同情和认可，以便在姜家找到她的立足点。她一直都以一种较量的姿态来获得她生存的理由。她多么渴望得到季泽的情爱，然而，季泽对她的挑逗和拒绝更加坚定了她挑战不公平现实的决心。在阴森森的姜公馆，她除了姜二奶奶这个名分外，一无所有。在她丈夫死后，她不得不费尽手段来争夺家产。我们来看分家时七巧借以撒泼的那一段话：我们须比不得大哥大嫂——我们死掉的那个若是有能耐出去做两任官，手头活便些，我也乐得放大方些，哪怕把从前的旧帐一笔勾销呢？可怜我们那一个病病哼哼一辈子，何尝有过一文半文进帐，丢下我们孤儿寡妇，就指着这两个死钱过活。我是个没脚蟹，长白还不满十四岁，往后苦日子有得过呢！[8]曹七巧一语道破了内中实情。从这以后，无奈的七巧带着她一双“纸糊般的小儿女”独自承担起生活的担子。日子漫长得似乎永无尽头，而钱就这么固定的一些，正是这种无所倚仗的恐惧使七巧一下子就抓住了黄金。这是她生存的根本，也是她在世上的唯一倚靠。她以为自己终于独立了，终于成为了自我的主人，开始新的生活。却没想到情感的冲击又一次使她堕入生活的深渊。.. .在七巧的世界里，她是那么的孤单，她需要的不仅仅是黄金，还有爱，特别是男人的爱。在七巧身为病鬼二爷的妻子的岁月里，她就曾渴望过一丝爱的亮光。在分家以前，七巧还用不着为生存操心，所以她还有那份活力和心思去引诱小叔子季泽，但没有得到季泽的认同。10年后，当季泽无缘无故找上门来，向她表白的时候，“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8]但寡妇的机警使她马上想到了自己赖以生存的钱。然而，她并没立即发作，只用了女性的小聪明拐弯抹角来试探季泽。一经证实，她大失所望，对爱情原本存有的幻想瞬间破灭。在爱情与金钱的较量中，七巧紧紧地抓住了钱，抓住了生存的最基本。此后，“七巧与现实失去了接触，虽然一样的使性子，打丫头，换厨子，总有些失魂落魄的。”[8]往后，七巧便沿着虐待他人的恶性轨迹一步步地往下滑，一直滑到精神异化的最底层。七巧是可悲的，在她拥有了自己的生存世界之后，她的自我却无法找到归宿。在七巧的意识里，爱是虚假的，只有沉默的黄金最忠实。人们习惯于认为七巧是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最终锁住了她自己。其实是长期的委屈使她意识到黄金的重要性，是季泽披着爱的外衣来谋取她的黄金使她更紧地抓住了黄金，同时也封闭了自己。在她的生命中，生存被摆在第一位，她十分痛惜生存所需依仗的金钱。至于爱，不管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都是那么的遥远，它被赤裸裸的物质利益远远地隔离了，没有触摸的可能。拥有黄金后的七巧一步步地沦为“疯子”，亲手把自己儿女的幸福给扼杀了。因此，借助婚姻所获得的物质生存并没有给女性寻找自我带来希望之光。无论是流苏，还是七巧，她们都一度是胜利的。至少她们都用尽所有的力气与现实进行了精彩的较量，在困境中把生存进行到底。她们无奈地为了物质生存而放弃自我的归宿，女性自我意识无不在隐退之中。她们都赢了，但她们没有找到真正的归宿，自我存在的迷惑使她们的结局同样是惘然的。三、寻找自我的归宿在《连环套》之后，张爱玲小说的格调开始走向些许温暖，她的作品呈现出一丝光亮。自食其力的阿小始终保持了女性在东家和丈夫面前的自尊与独立意识。她的精明，她的哀愁，都是围绕着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而发，而不再是为了某个男人。家茵，她对学生的关怀爱护，对父亲的忍耐，都体现她作为一个知识女性的内涵。她与宗豫之间相互尊重和依恋，并在得知宗豫家有病妻之后毅然离去，自谋生路。她们都有不幸的一面，她们都曾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着。但她们不再为了生存而失去自我。自我价值，自我主宰意识在她们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然而，寻找女性自我的归宿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其中的艰辛只有历经挣扎的女性才能体会到。作于1950--1951年的《十八春》，是张爱玲小说一个分外引人注目的存在。它的出现，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现代女性寻找自我归宿的苦苦挣扎的历程和最后的解脱。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女性自我意识，标志着张爱玲对女性生存意识的成熟见解。我们来解读一下，在顾曼桢身上，如何体现现代女性在物质生存与自我中找到了相融点。.. .《十八春》中的顾曼桢是一位现代职业女性，她出身于上海普通市民阶层，家境贫寒，她的姐姐曾以做舞女来养活全家。自食其力的顾曼桢比别人多了一层不幸：姐姐顾曼璐的舞女身份。这特殊身份给全家人造成了无形重压，对于直接受惠于这种特殊家庭收入的曼桢而言尤其沉重。这团阴影在曼桢心头久居不散。无论在工作时，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笼罩在这团阴影下的曼桢都非常敏感，自尊又自卑。小说几次写出她对于家庭身世的不愿触及，她素朴的装束，都映现了她内心深处的苦恼。这使得她在寻找自我归宿的道路上更加艰辛。按常理，曼桢有一份固定的职业，即使家庭负担大，也不会对她的生存造成威胁。作为一位现代职业女性，她的女性自我是十分重要的。她懂得时时保护自我的尊严和空间，女性自我被放在了她人生的第一位。曼桢与世钧在相处中，彼此产生了爱慕。正当他们准备订婚之际，由于被各自的家庭其他成员所影响，加之他们之间的一些误会，他们的婚姻之梦破灭了。其实他们的婚姻之梦之所以破灭，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以世钧家庭为代表的传统男权社会的压力和曼桢独立的女性自我意识。对于现代职业女性而言，婚姻对她们来说，已不再是摆脱物质贫乏，带来人生转机的唯一手段了。曼桢没有把婚姻看成是自己唯一的归宿，她对婚姻的态度更多已趋向理想化，她在自我的精神层面要求更高。物质生存与自我的冲突在现代职业女性身上已不是很明显。这个冲突已转向女性自身与无形的传统男权社会的精神斗争。曼桢作为一位善良的富有责任感的现代职业女性，她渴望幸福，渴望与世钧建构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便是她所要寻找的女性自我的归宿。可是这个寻找的过程又是如何的艰辛呢？曼桢过于强烈的自我对家庭的责任感无形中也是阻碍他们婚姻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从曼桢与世钧在谈及结婚事宜时便可得知曼桢的想法，也可以窥视到作者在曼桢身上所倾泻的沉重感。曼桢道：“还是等等再说吧。现在我家里人也需要我。”世钧皱着眉毛说：“你的家累实在太重了，我简直看不过去。譬如说了婚以后，两个人总比一个人有办法些。”曼桢笑道：“我正是怕这个。我不愿意把你也拖进去。”世钧道：“为什么呢？”曼桢道：“你的事业才正开始，负担一个家庭已经够麻烦了，再要负担两个家庭，那简直是把你的前途毁了。”世钧望着她微笑着，道：“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我的好，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恨你。”[9]其实曼桢是非常想和世钧结婚的，毕竟他们深深相爱。但是她不想因自己而拖累世钧在事业上的发展。这就足以说明曼桢的自我独立性很强，她并不想把婚姻当成救星。由此也可见现代职业女性在自我意识定位上得到了提升。然而，正是由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过于强烈，才导致现代职业女性在寻找自我归宿征途上的步履维艰。.. .对于曼桢这样的现代职业女性来说，她有了一定经济地位的独立。她并不想为了缓解自身的家庭压力而去抓住一个男人，尽管这个男人是她深爱的，她更不愿意成为他的拖累。确切地说，她的这种想法全是出于对他者的体谅而发的。家庭的困窘，使曼桢来不及去考虑自身的归宿。然而，即使曼桢愿意嫁给世钧，世钧的家庭也不可能接受她。世钧父母（甚至世钧自己）对于曼桢身世的猜测、怀疑，甚至不信任，都表明了传统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枷锁是十分沉重的。这从世钧父母对曼桢的态度上便可得知。曼桢对此是十分不满的，她肯定不会为了要嫁给世钧而接受他提出的否认与她姐姐的关系。一来是因为她觉得姐姐为家庭付出了太多，她不能这样对待姐姐。二来是她想以平等的身份嫁给世钧，她更不愿意屈就。正如曼桢所说：“我几时看不起他了，是你看不起人！我觉得我姐姐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她没有错，是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逼得她这样的。要说不道德，我不知道嫖客跟妓女谁更不道德！”[9]这是曼桢公然对以世钧的父亲为代表的男权社会的控诉和反抗。她的这种女性自我立场的坚定性使得她在寻找自我的归宿上更加艰辛。曼桢是不幸的，她的不幸并不在于她的女性自我意识过于高昂，而是在于她没有足够的勇气来挣脱传统的女性思维模式对她的控制。从而使她曾一度地失去了自我，向生活妥协，向责任低头。当然，是曼璐成功地设置的圈套，毁灭了世钧和曼桢本为幸福的情缘，但最终决定曼桢生活之路的仍是她传统的女性思维方式。被祝鸿才强奸后，她感觉到自己已经没有勇气面对世钧，因为自己已经不贞洁了。还有因为舍不得儿子，她又回到祝鸿才的家，过着一种不堪的生活。这种生活状态本不是曼桢所想要的，但她骨子里的母爱逼她走上了这条路。可以说从一开始到这一阶段，她都没有为自己活过。她只是为了责任而活。至于那些涉及自身的幸福更是遥不可及。这样丢失自我的选择，对于女性自我意识较为强烈的现代职业女性来说，是十分残忍的。显然，作为经济已独立的现代职业女性，曼桢可以放弃对男人的依赖，她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她也完全有能力逃离祝鸿才的恐怖世界，但她还是陷入其中。这是曼桢的无奈与悲哀，也是那个特定时代的职业女性所面临的一大难题。这些职业女性，肯定要经过一翻挣扎，才能重新找回被遗忘的自我。值得庆幸的是，曼桢最终从祝鸿才的世界里脱离出来，她勇敢地与祝鸿才离婚，找回了自我的生存价值，拥有了自我的生活。曼桢的挣扎，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现代职业女性寻找自我归宿的艰辛历程。曼桢是坚强的，她的生存布满困境，她惟有穿过困境，来仰望自我主宰的一片晴空。她历经爱与恨的煎熬，经过生与死的选择，最后她勇敢地生存着。曼桢最终的选择，显示了她在物质生存与自我中找到了相融点。她的选择同时也告诉了我们，现代女性要想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就不能放弃对自我的追求。曼桢的结局，可以视为现代女性寻找自我归宿的曙光。四、结语从《霸王别姬》的虞姬，到《倾城之恋》的白流苏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再到《十八春》的顾曼桢，这些女性形象塑造的传递，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在女性生存意识见解上的转变。是自我归宿重要还是物质生存重要呢？张爱玲以《霸王别姬》回答了人们：女性自我比物质生存更加重要。在张爱玲创作的高峰期，她又以《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作品告诉我们：相对于那个时代的女性自我来说，物质生存更为重要。惟有活着，才有寻找自我归宿的可能。到张爱玲的《十八春》，可以说是作者成熟见解的凝聚。通过曼桢的挣扎，我们明白了其实女性自我归宿是生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它是女人活着的精神支点。相对于物质生存来说，女人的自我归宿更为关键。如今，很多职业女性已经不再会受物质生存所迫了，即使是窘困，但己不至于为了物质生存而放弃对自我幸福的追求。当然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一些职业女性已很难抵挡物欲的诱惑，进而沦为物欲的玩物。她们不是没有寻找自我幸福的条件，而是主动地淡化了追求女性自我归宿的意识。这是十分可悲的现象，也可以说是当今女性面临的一个新的难题。当许多女性迷失于物欲的魔力时，不妨读读张爱玲的小说，或许会得到一些启示吧。.. .在张爱玲的思想里，死是容易的，生却是很艰难。单纯活着便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这就是张爱玲的生存观。但她更要求精神上的自由和独立，强调自我归宿感的重要性。早期的张爱玲为了宣告走出男权控制的体系，而让虞姬自杀。从这以后，她已跳出了这个价值以外，以一种更冷静、更客观的态度，深切地看到男性价值系统对整个社会的渗透，以至对女性自身的渗透。张爱玲在对女性形象生存境遇的叙写中，十分赞赏她们在苦难中坚强活下来的那股勇气和力量。白流苏面对家人的“驱逐”，她没有想到死；七巧在阴森森的姜公馆受尽冷眼，她也不愿意放弃生存；曼祯经历了难以忍受的屈辱后，却依然笑看人间。生命便是受难，能顽强地挑战这种苦难，并从中找到自身存在的意义，这就是生存价值之表现。米兰·昆德拉说过：“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10]张爱玲也强调人生应该负重，她告诉我们应该勇于面对生活的沉重，同时也要勇于寻找真正的自我，守护自我精神家园的安宁。张爱玲以她沉思的笔调，证明了她在女性生存意识见解上的不平凡。参考文献：[1]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2]张爱玲.自己的文章[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2.[3]张爱玲.有女同车[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2.[4]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卷四)[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5]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李强选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6]夏志清.中国现代文学史[M].刘绍铭编译.台北: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7]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J].南京师范文教资料简编，1982（2）.[8]张爱玲.金锁记[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2.[9]张爱玲.半生缘[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10]米兰·昆德拉.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参考书目：1、《作别张爱玲》，陈子善编，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2、《我的姊姊张爱玲》，张子静著，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3、《镜像缤纷——回望张爱玲》，金宏达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 .4、《张爱玲与现代主义》，陈晖著，新世纪出版社2004年版。5、《说不尽的张爱玲》，陈子善著，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6、《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张爱玲评说》，陈子善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7、《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Ⅰ》，林幸谦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8、《再读张爱玲》，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9、《今生今世》，胡兰成编著，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10、《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