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失去衡平法依托的《信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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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失去衡平法依托的《信托法》(上)作者：江平(口述)；陈夏红(整理)来源：《浮沉与枯荣》【字体：大中小】我负责起草《信托法》1993年新的八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组成，我已经不再担任任何工作。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乔石同志。每一任的委员长有自己的作风和想法，八届人大似乎有个特点，给予专门委员会很大的立法权，尤其是财经委员会。八届人大财经委员会自己负责起草的法律多达10部。而自己的力量有限，必须要组织专家的力量来起草。我由于在七届人大的工作中与财经委员会也多有联系，包括在《矿产资源法》执法检查中，又与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连洲同志等共同参与，

2、因此，八届人大财经委员会的立法工作我参与颇多。这10部法律当中，由厉以宁教授负责起草《证券法》，由董辅礽教授负责起草《破产法》，而由我负责起草《信托法》。由厉以宁教授负责起草《证券法》，理所当然，他一直提倡股份制，有“厉股份”之称，证券市场法律他驾轻就熟。在《证券法》起草小组中，我也算是起草小组成员之一。由董辅礽教授负责的《破产法》起草工作，我想一是因为他一直关心国有企业改制，而破产制度是与企业改制有关的；二是因为新《破产法》起草的难度很大，他当时是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由他来负责主持，权威性更大些。总之，由他们二位来主持立法工作是名正言顺的，因

3、为他们都是财经委员会的成员。而由我来主持《信托法》起草工作，却是名不正、言不顺，不仅因为我不是财经委员会成员，而且我也已经不是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及其常委会成员。我想当时财经委之所以让我来负责，是因为《信托法》的法律问题更多，法律色彩更重，也更专业。当时国内了解《信托法》的人并不多，而我在学校讲过信托法，而且还有博士生在专门研究信托法。人大财经委员会知道后，就希望我来抓一下《信托法》的起草工作。对此，我也就欣然答应了！当时，我的博士生周小明正在写有关信托法的博士学位论文，这是我国第一篇研究信托法的博士学位论文。于是我就让周小明具体负责调查和起草

4、工作。为什么要制定《信托法》北京政法学院复校后，我开设了“西方国家民商法”课程，信托法就是这门课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当时，就我的了解来说，对英美信托法制度的了解是很肤浅的。但学生们听后，对这个制度总是抱着很大的兴趣。而从实践层面来说，自从1979年第一家信托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以来，中国信托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从1979年到1986年，短短的八年期间，通过各种渠道设立的信托机构就达数百家之多。到1993年后我们开始起草《信托法》的时候，国内各地信托投资公司纷纷成立，粗略统计也有四五百家之多。据当时了解，这些专业的信托投资公司主要从

5、事信托投资和信托存贷款等金融信托业务。此外，信托制度还被广泛地运用于海外企业的设立和经营之中。当时，许多海外企业都是国家出资以私人名义在海外注册登记的，为了防止个人名下的企业资产被该人侵吞或因其他变故而受损失，实务上多借鉴英美信托制度，即通过签订信托声明书，使该人成为出资设立海外企业的公司的受托人。而且当时，一种国际上十分流行的集合投资计划——投资基金在中国已悄然兴起，当时绝大多数投资基金，都是通过信托契约即运用信托机制来管理和运用的。由此，我们当时乐观地预见，信托作为一种管理财产的有效方式，还将得到更为广泛的利用和发展。然而，这些迅速发展的

6、多层次信托机构，从一开始就没有独立的经营方针和明确的业务发展方向。它们虽然都冠之以“信托”的名称，但实际上都是以非信托业务的经营为主，真正的信托业务则少之又少。即使向来被视为信托业务的所谓“信托存贷款”，其实与银行的信贷业务并无二致，只有“信托”之名，而无“信托之实”。更有甚者，为了维持和扩张所谓的“信托存款”，各信托机构还纷纷从其他金融机构低利拆借资金，并以“信托贷款”的方式，高利投放到计划外的基建项目甚至非生产项目上，从而使大量计划内的信贷资金转化为计划外资金，冲击了国家的信贷计划。而且，尽管信托机构在实践中如火如荼，却不见任何形式的信托

7、法规出台。这就使得信托业的设立和经营长期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信托业发展中的教训，最终催生1986年国务院发布的《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在其第四章“其他金融机构”中有关于“信托投资公司”的三个条文；另外，可以依据的还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信托投资机构管理暂行规定》。但是，这些法规不光调节范围过于狭窄，只适用于营业信托，一般的民事信托，则未被纳入其调整之中，而且其内容几乎都集中于对信托业的纵向行政管理上，比如信托机构的成立条件、审批机关、经营范围、行政监督等，欠缺调整横向信托关系的最基本原则，比如有关信托的设立、变更和终止规则；关于信托关系人的

8、资格、权利、义务和责任的规则等——这些规则，恰恰是规范信托活动的基础性规则。不仅如此，这些信托法规的许多规范，并不体现信托的本质，反而扭曲了信托的观念。比如，在信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