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潮洲海盗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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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方数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二oo二年第二期明代潮洲海盗论析冷东(广州大学历史系，广东广州510405)【内容提要】中国幅员广大，历史进程不仅在时间序列上有快慢之分，中央集权的一些关键性决策又加速或延缓了某些区域的发展，并导致中央与区域社会的矛盾冲突。本文以明代潮州地区的海盗现象为例证，简要分析了明代海禁政策与潮州地区海盗产生的关系，潮州地区海盗的性质和特点，潮州地区海盗的结局和原因，以及这种冲突对潮州地区社会发展、经济结构，乃至文化风俗等方面造成的深刻影响。[关键词]潮州地区；海盗；区域社会[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22x(2002)02．0009

2、，05中国幅员广大。，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差异性极大，历史进程不仅在时间序列上有快慢之分，中央集权的一些关键性决策又加速或延缓了某些区域的发展。明代潮州地区的海盗现象，就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家与区域矛盾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只有了解明代潮州地区具有深厚社会基础的海盗现象，才能深刻理解作为特殊边疆的潮州地区与中央的矛盾冲突，①以及这种冲突对潮州地区社会状况、经济结构，乃至文化风俗等方面造成的深刻影响。一、明代海禁政策与潮州地区海盗的产生中国与周边诸国的贸易往来历史悠久，而大规模的海禁政策是从明朝开始的。直到鸦片战争被西方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之前，海禁政策虽然在范围、程度上多有变化，

3、但一直是明清中央政权的基本决策。明代海禁政策所导致中央与区域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本质上讲是东南沿海地区与全国主[收稿时问]200l一10—1体部分经济结构差异所致。地方利益绝不能与国家根本的、长远的战略利益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冲突，为了达到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地方利益是可以牺牲或局部牺牲的。而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利益的丧失，也自然引起极大不满和强烈反抗，海禁与反海禁的争抗，与整个明王朝相终始。潮州地区的海盗现象，就是一个例子。潮州地区位于广东省东部，明代隶属广东潮州府，管辖揭阳、普宁、惠来、潮阳、南澳、饶平、澄海等县及海陆丰和梅县部分地区，现包括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唐宋以来，潮州地区的经济

4、日趋繁荣，逐步形成了独特区域经济及文化内容。“潮漳以番舶为利”，“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潮州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贸易的活跃之地，随明朝朝贡贸易的衰落；东南沿海在经济上追求高额利润、到国外进行自由贸易，以牟取利润为目的的私人海上贸易迅速堀起，成为海上贸易的主体，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趋势的事情，表现了中国十六世纪以来对外贸易经济的变化和经济发展规律。因此明代严厉的海禁政策与·9·万方数据潮州地区的经济利益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自然引起潮州地区的极大不满和强烈反抗，海盗集团从而成为潮州地区一种争取自身利益和权力的特殊表现形式。也正是这种情况，使潮州地区海盗集团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嘉靖年间任潮州

5、知府的郭春震指出当时潮州海盗之患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日窝藏。谓沿海势要之家，为其渊薮，事觉则多方蔽护，以计脱免。一日接济。谓黠民窥其乡道，载鱼米互相贸易。以瞻彼日用。一日通番。谓闽粤滨海诸郡人驾双桅，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携诸番奇货，因而不靖肆抢掠。”o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朝初期，清顺治三年，时为南明唐王政权詹事府詹事的揭阳士大大郭之奇上《为潮事可忧有四等事疏》，首先担忧的仍然是潮民“尽化为盗”的情势：“臣窃忧夫潮有盗而无民矣。潮岂无民，民将尽化为盗也，屠城破邑之魁，皆腰犀盖黄之贵，子女玉帛惟其意也，富贵于是乎出，功名于是乎出，肆志快意于是乎出。民不为盗，而谁为乎?”@由此潮

6、州地区成为明代海盗集团的孕育之地，“查洋盗向为广东、福建为最，江南、浙江次之。广东洋盗又多在潮州、惠州二府。”④如林国显、林凤、林逢阳，吴平、萧雪峰、林朝曦、诸良宝、林道乾、许楝、张琏等人，皆是明朝著名的海盗首领，潮州地区成为明代沿海军事活动最多的地区之一脚。二、潮州地区海盗的性质和特点潮州地区的海盗实质和形式上都有特殊之处，他们不是取得国家特许权力的海商贸易集团，也不同于以抢掠屠杀武装斗争为唯一手段的倭寇和海盗，而是处在不断的转化之中。随形势的发展，明朝的海禁政策和海盗势力的本身都在不断发生变化，海禁政策时张时弛，海盗集团也必然显现“亦商亦盗”的特征。“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

7、，市禁则商转而为寇。”⑥明朝中叶，海禁政策即引起激烈争论。嘉靖八年(1529)提督两广侍郎林富上《请通市舶疏》，疏中列举番舶贸易于国于军、在官在民凡·10·有四利：番舶朝贡之外抽解足够御用；抽解之外，可充两广用兵军饷；变卖番货，兼可调济广西；小民借番货辗转交易以自肥。经林富疏请，嘉靖帝准开广东海禁，而闽浙沿海虽仍如前禁止。万历初年，明朝政府不得不改变政策，开放海禁，采取变通的方式，寓禁于征，结果“市通则寇转为商”。“是漳潮之间，旋即晏然。前事得失，大略可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