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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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尉建文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学者们从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教育体制、就业制度和大学生个体特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谭日辉，2004；陈海平，2005；宛恬伊，2005；王辉强，2005；郑美群等，2005；胡永远等，2007）。在诸多影响因素中，本文选择家庭作为主要研究变量来研究它对大学生求职意愿的影响，其主要考虑有三：一是中国传统社会是以“伦理本位”为特征的“乡土社会”(费孝通，1947)，社会关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二家庭是大学生社会资本主要来源。对于大学生而言，在走出校园之际所拥有的关系网络

2、和各种资源，很多程度上表现在父母拥有资源网络的规模、密度和异质性等方面（郑洁，2004；李黎明，2008）；三家庭对大学生就业的重要性已是学者们的共识。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网络资源对子女就读的院校、单位选择、毕业去向、就业收入等有着差异性影响（文东茅，2005；郑洁，2004；李黎明，2008）。本文把大学生的就业意愿看作是大学生就业的重要中间环节，综合地位获得研究中的地位结构观与社会网络观两种理论视角，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研究的目的在于：理论层面上区分家庭中的地位结构性因素与网络结构性因素，厘清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经验的层面上，用同一

3、模型检验家庭经济地位与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影响，从而深化大学生就业的研究。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工具本文把大学生就业看作是职业地位获得的过程。在该方面研究中，最有影响的是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他们具体分析了先赋地位(以父母的地位为操作尺度)和自致地位(指个体经后天努力获得的角色地位，如教育、工作经历等)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布劳－邓肯及其后来者对欧美国家的研究都表明，家庭背景中父母的职业地位(特别是父亲)与教育水平对子女的职业获得(首次工作或当前职业)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对亚洲国家的研究表明，父亲的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对子女的职业选择(首次工作和当前职业)具有显著性影响(Hsung&

4、Hwang，1992)。对于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的职业地位、学历)仍然对子女地位的获得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李黎明，2008），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毕业生更有可能选择继续学习深造以推迟就业，而且求职更有信心，初次就业落实单位的概率高（郑洁，2004）。诸多社会调查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结论。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的调查显示：53％的学生和家长认为能力与关系相比，后者对就业的影响更重要，24％的毕业生表示与自己喜爱的工作无缘，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关系。北京师范大学“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课题组的研究也表明：在工作落实的重要原因中，社会关系排在第二位（郑洁，

5、2004）。云南教科院的研究中涉及家庭背景与毕业生就业的关系，结果指出父母的教育水平和职业层次越高的家庭，就业的概率越高（李德勤，2003）。社会资本是就业过程研究中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西方发达国家，尽管个人正式的工作搜寻(如寻访公司、参加招聘会等)是影响个体就业和工资的重要因素，但半数以上的个体往往会利用其拥有的社会资本尤其是社会网络寻找工作。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的运用将促进劳动力市场效率。借助社会资本或网络的工人将获得更高工资，就业概率更高，公司也将获得更高利润(Montgomery，1991)。在中国，随着就业制度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社会资本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作用加大。社会资本和劳动力市场

6、在大学毕业生就业过程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对大学生就业经验研究，证实了社会资本对于大学生的就业有着显著的正面的作用（陈成文，2004；郑美群，2005，郑晓涛，2005，王格等，2007；胡永远，2007；李黎明，2008）。布劳－邓肯的研究和社会资本的研究在理论上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研究属于地位结构分析范畴，社会资本的研究属于网络结构分析的范畴。地位结构观分析取向认为人都是按其所具有的某些属性分类的，人们的社会行为(如求职、社会流动)可以用所属的类别差异进行解释(边燕杰，1999)。最基本的假设是：社会成员在等级有序的阶层结构中获得的社会位置，主要由阶级出身和家庭背

7、景所决定。地位结构观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韦伯，两者的阶级和阶层分析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地位结构观的分析方法。后来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地位结构观的分析方法。后来，地位获得模型做了一些修正，但仍然没有摆脱地位结构的视角，尽管有很强的解释力，但这一观点考察社会结构具有片面性，有碍于我们把握社会结构的全貌，而且有可能产生错误的理论误导（边燕杰，1999）。社会资本导向的网络结构观则侧重于不同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