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美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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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西美学之我见10级普本班汉语言文学37号刘风霞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没有“美学”这一概念,但是广泛地、深入地探讨美学问题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中却从未不间断过。西方美学,是一座丰富、多样、迷人的思想宝库。西方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和文艺思想是直接相通的。柏拉图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和诗人,是西方美学和诗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柏拉图是西方古代第一个留有完整著作和思想体系的哲学家。我国研究古希腊文化的著名专家范明生先生说的好:“柏拉图的体系,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柏拉图的影响早已深入欧洲文

2、化,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可以好不夸张的说,离开了对柏拉图的全面理解,既不能正确理解古希腊文化,也不能正确的理解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和神学,同样也不能正确的理解从文艺复兴到当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不能正确的理解两千多年来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总之,柏拉图哲学对欧洲乃至整个人类文化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因此,对他做出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和评价,不仅仅是出于历史的兴趣,而且还是因为它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人知道柏拉图,是在柏拉图死后两千多年的20世纪初。朱光潜先

3、生对西方美学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重大突破。他在20世纪60年代,撰写和出版的中国第一部《西方美学史》与外国同类著作相比,“在体系的完整和内容的完备详博上,它也不见得逊色”。该书的学术价值,“在于它对西方美学中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和观点的分析、论证和评价上,在于它能够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对西方美学发展的历史规律所做的探讨和总结上。”从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对柏拉图的研究和评价,逐渐趋于实事求是,在已出版的西方美学史、西方文艺理论史教材中,对柏拉图的评价,诸如“反动的客观

4、唯心主义”、“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理论”、起着“反动作用”的词句和论说不见了,代之以更加理性和全面的反思和评述。中国古代的审美一是真正获得理性的概括与反思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集上古之大成而繁荣盖世的先秦诸子百家时期。其中贯穿诸派并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共同思想有两个:一个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一个是贯穿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原则。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夺胎于万物有灵,却又是以“人为中心”的立场为前提的。阴阳五行和谐原则,便是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重要成果。贯穿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原则主要指形态上的协调、相融和恰到好

5、处,包括阴阳刚柔的相反相成和以五行为主的相辅相成。也许全面地考察世界各民族的美学体系,只有神仙才能做得到;也许任何一种构建的世界美学体系都免不了带有研究者自身的“文化烙印”和“时代局限”,所以也仅仅只能算作“一种”尝试,而不能当作这个整体美学本身。但比较研究的这一理想,正是比较研究的根基之所在:  比较学者们(无论我们中间的谁),但不单是比较学者,幻想出现一种能包罗万象的文学理论……事实上,我们谁也做不到完全不存此奢想,即希望文学观念不受时间和变化的影响,而且似乎如果我们对具备这样一种理论持怀疑的

6、话,我们几乎就没有人能动笔了。所以整体定位的美学体系对于比较研究者来说就像柏拉图的“理念”一样,是所有比较研究所追求的模本;也像康德所说的“物自体”一样,是我们所有作为“现象”的比较美学研究的根基。我们对此“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美学史上,席勒将美育视为精神解放或人格完善的途径,它使一切事物服从于美的原则;蔡元培则认为美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朱光潜便将文艺的美育作用归纳为“怡情养性”。他们的看法有着共同之处,即都认为美育是通过审美对人的精神领域进行一种调节,从而达到心里的平衡,人格的完善。在中国

7、,孔子把乐的感化作用,看成育人的最高境界,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欣赏者通过乐把握到其中的精神,进而把握到作乐者自身的人格与灵魂,并与之契合一致。孔夫子本人在人格上最求“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的审美境界。乐化的目的则是为了达到和谐。这从上古巫术礼仪时代就开始了。起初,人们将乐视为一种巫术,认为它可以和天地,成万物,疏河道。人际关系,通过乐化,可以调节人们的心理,使“刚气不怒”,“柔气不慑”,从而达到一种异文合爱的和睦状态,并使君臣“和敬”,长幼“和顺”,父子兄弟“和

8、亲”。正是为了达到这种和谐,儒家强调乐要不偏不倚,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要从动情、感化的角度去评判取舍音乐,要放郑声。“郑声淫”,淫者,过也,主要指繁、慢、细、过。因为郑声的曲调比较复杂,声音高低强弱均超出一定的要求,不符合乐化的自身规律,因而也就不符合“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敖”(《尚书·尧典》)的要求。西方的席勒在《美育书简》中,认为美育可以纠正人的两个极端,即粗野的极端和懈怠、乖戾的极端(第十一封信)。这与孔子的不偏不倚的中和之说,倒是相似的。中国古代的文艺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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