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管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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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诸子管理思想法家管理思想关于法家的形成，国内学者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法家的先驱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其早期代表为战国中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和慎到，而战国末期的韩非则是先秦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作为法家先驱的管仲，治齐40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对外“尊王攘夷”，对内承认土地私有，发展工、商、渔、盐、冶、铁;举贤任能，寓兵于民，对人才、兵役、官吏等制度进行全面改革，收到了富国强兵的奇效，从而使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个霸王。早期法家大致分为三派: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韩非集早期法家之大成，主张三者相结合，作为加强中央集权的工具，从

2、而系统地发展了法家的法治思想。对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韩非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的这些主张，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法家的思想主要包括：特别强调法的作用，以法治国。倡导耕战。强化君主专制和独裁。法家关于社会的基本理论是历史进化说和人性好利说。法家在政治上使用的最基本的概念和范畴主要有法、势、术、刑、罚、赏、利、公、私、耕、战等。韩非说：“法者，编著之图藉，设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商鞅认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他主张“不贵义而贵法”，“刑无等级”。韩非也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

3、不遗匹夫”。这是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宗法制度的否定。韩非“法治”思想，我们现把它归纳为四个方面来论述:依法管理、法不阿贵、厚赏重罚、赏誉同轨。“依法管理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法不阿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厚赏重罚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赏誉同轨刑之烦也名之缪也；赏誉不当则民疑，民之重名与其赏也均。赏者有诽谤，不足以劝；罚者有誉焉，不足以禁。……赏誉同轨，非诛俱行。”兵家管理思想孙子兵法》是中国最

4、古老最杰出的兵家盛典，内容博大精深，其基本原则和思想，早已渗透到军事以外的社会经济、生活等多个领域，在思想理念、行政管理、企业发展、商业竞争等活动中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应用。《孙子兵法》的现代管理意义“智信仁勇严,——选将之本“不战而屈人之兵"——管理之上策“庙算,,—决策之妙法“爱卒"——管理之亲和力“赏罚”——激励之箭“将者，智、信、仁、勇、严"“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视卒如婴儿，故

5、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惧死。‘，“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二“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二墨家管理思想墨家的创立者墨子起初从学于儒，“学儒者之业，受孔之术”，但后来走到了儒家的对立面，对儒家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这十项主张，是墨子思想的基本内容。这些主张，都以“利”为出发点。墨子认为义即是利，无利则无义。墨子对劳动很重视，主张自食其力，反对不劳而获。墨子主张“节用”、“节葬”。他反对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挥霍浪费，要求节约开支，葬礼从俭。墨子主张“兼爱”、“非攻”。他既反对“大攻小，强执弱”的兼并战争

6、，又反对强凌弱、富侮贫、贵傲贱等阶级压迫，企图用“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作为救世药方。墨子主张“尚贤”、“尚同”。尚贤是要求不分等级，举用贤才，要求向“农与工肆之人”开放政权。尚同是在尚贤的前提下，要求人们与上级同是非，逐级逐层统一思想，最后使“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也就是集中统一到中央。墨子对起用贤人还提出了任前试用、任上监督、任后评论制。即“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之下”，“闻喜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墨子还强调因人之才、合理分工，以争取效益的最大化。“凡天下群百工，轮、车、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

7、其所能”。“有谗人，有利人，有恶人，有善人，有长人，有谋土，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土……守必察其所以然者，应名乃内之。”“内之”，即“纳之”。就是说，为了守城，应该容纳所有这些人。这完全符合现代用人原则，即“用最合适的人，而不是用最完美的人”。墨子认为，君子要在社会上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修身，并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干和社会正义感。“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面对当时社会上“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许之谋愚、贵之敖贱”的弱肉强食的丑恶现象，墨子提出：“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兼爱中》：“然则兼相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