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初西方史学之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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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十九世纪初西方史学之东渐[摘要]《瀛环志略》是近代先进人物向西方学习的启蒙读物，同时也是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不断向中国渗透的产物。新教传教士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化传播者，由于传教士传教传统的影响、新教传教士自身知识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排斥及清末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等原因，西方史学的东传之旅十分艰难，但它毕竟拉开东西史学融合的序幕，给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关键词]传教士；耶稣会；史学东渐19世纪是世界历史动荡的时期，也是交流的时期，而位于东方的清朝廷还处于大国迷梦之中，传教士作为西方各国的先驱首先来到中国，打破中国封闭

2、的坚冰。这个世纪前期，传教士以基督教新教徒为主，由于清朝禁教令，活动主要集中在澳门、香港、广州和南洋一带（1），西方史学也就在这样紧张的政治空气中开始了艰难的东来之路。一、西方史学传播的方式及原因这一时期，传教士传教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引进西方教育、出版或翻译书籍、举办医疗慈善事业、办报刊等方式来扩大影响并传播其宗教思想，其中史学传播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内容。刘耕华在《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本土回应》中讲到，从万历年间利玛窦、罗明坚入华至康熙初80年多年间，是以认同儒士身份在社会行为上遵循儒士礼仪习俗，在传教著

3、述中认可儒学思想并借助欧洲的科技来佐证西方文明的高度发达，以取得中国士人的心理认可为特征的“附会期”，在明末清初中国文化占优势情况下，不可避免采用附会中国文化为主，辅以西方科技的策略，而在19世纪初西方进入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都高出中国，但受“文化传教”传统的影响，仍采用办印刷所、译书、办杂志等方式传播西方文化，潜在的仍是附会中国文化的传教心理。另外，来华传教士之所以采用“文化传教法”不仅仅受来华传教士传教传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面对中国强大的排外群体，他们自身知识储备积极的反应，可以说传教士同时拥有西方知

4、识分子的身份，在他们接受中国文化之后，其行为不可避免有一种超越宗教传播即文化传播的倾向。中国知识分子极为关注华夷之辨的同时，常常伴随着“用夏变夷”的沾沾自喜心态，正如王炳燮所言：“中国人自有中国人之教，为中国之子民，既当尊中国圣人之教，犹之为外国之人世守外国之教也。”（2）而矛盾的是，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思想界经世思潮盛行，知识分子强烈要求接触西方的知识，了解西方的情况来拯救中国。于是出现颇为戏剧的一幕，知识分子反对基督教却又接受传教士的西学，在这一夹缝中以“知识传教法”传教是传教士的不二之选。二、西方史学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