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鉴史问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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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鉴史问廉心得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中国梦”开篇，从作风建设和重拳反腐突破，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统领，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两翼，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证，宏伟治国理政的方略不断清晰，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必须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反腐宣言，更是反映出我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廉则兴，贪则衰”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一个治国之道!近日运行部

2、组织观看了央视制作的8集文化纪录片《鉴史问廉》引人深思，让人清醒。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知识、经验和智慧的积累。汲取和运用历史经验，科学把握和正确运用历史规律，正确借鉴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就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开创未来。 　　宋朝官员的待遇特别优厚，是中国历史上官员俸禄标准最高的朝代，俸禄不但标准高，且内容丰富。这一切使得宋代大小官员锦衣美食，奢侈无度，为官几裁，一世富贵。我们引用宋代大清官

3、包拯的薪俸做一个研究，依据宋仁宗《嘉祐禄令》记载：包大人年薪合计应为20856贯钱、2360石粮食及其它实物补贴。北宋时期如无战乱，粮食价格一般300～500文一石，绫、绢、罗、绵大致价格分别为1600文、1200文、4000文和85文，加上各类补贴，包大人的实际收入要远远超过2万贯，我们用粮食来折算一下，北宋粮食价格400文一石(约100斤)，现价每斤粮食人民币元，北宋的400文等于今天的25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每贯铜钱折合625元，那么清官包大人的年薪至少是1250万以上，而包拯当时的职务最多同现在的副

4、部级官员相当。按照“高薪养廉”的思路，宋朝官员拿这么多工资，应该安分守己，恪尽职守才对，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相对于百姓的穷困，宋朝各级官员却过的是穷奢极欲的奢侈生活，就连百姓口中的清官代表寇准，其生活也极其奢靡。《宋史》记载：“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爇油灯，虽庖匽所在，必然炬烛。”其奢侈行径甚至到了让司马光给儿子做反面教材的地步，司马光说寇准“近世寇莱公(寇准封莱国公)豪侈冠一时”。清官尚且如此，那百姓口中的贪官蔡京、童贯、高俅等人又该当如何? 　　随着官员子孙的繁衍，因“荫

5、补”而增加的官员数量越来越多，宋真宗时，官员数量在一万左右，到了40年后仁宗年间，官员人数即翻了一倍还多，宋英宗时更是接近三万。而当时北宋一个州(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县)，每年上缴中央的财税一般也不过才1-3万贯左右。宋朝的中央财政收入越来越吃紧，方腊起义在檄文中说：“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因而，从经济角度上说，宋代虽不是主观上希望借高薪来养廉，但其高薪制度却没起到养廉的效果，反而耗空了国家，成为其积弱的主要内因之一。 　　可见官吏的廉与贪，主要是由其不同的精神品质、人格追求决定的。在同等俸禄的

6、情况下，往往是廉者自廉，贪者自贪。宋王朝的高俸之所以未能养廉，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在高俸的同时缺少有力的与之相应的防贪惩贪机制。的确高薪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官员对本职岗位的珍惜和提高腐败的成本，起到一定的促廉效果，但它绝不是反腐良策，高薪养廉模式在实施中遇到的最大障碍除了较高的成本外，不可避免地带来消极后果，官吏在职时待遇太优厚，往往留恋职位，不愿让贤，导致吏治环境更加恶化，加剧社会分配的不公，官吏与普通民众间经济地位的巨大落差，极易滋生官僚主义。而当个人贪念膨胀时，再高的薪俸也填补不了他们的欲壑。 　　明

7、朝是中国君主专制走向集权的一个朝代。统治者总结了历代王朝治理国家的经验，尤其吸取了元代君权不振，国家覆亡的教训，进一步加强皇权。明朝君王在吏治与监察制度的创设和改正上，更是绞尽脑汁。明初，吏治焕然一新，源于强大而独立的监察机构，它作为皇帝的耳目，不隶属于任何机构，只对皇帝负责。初期，监察监督官员多能秉公执法，所到之处，公子王孙，勋戚旧臣，无所趋避，均在其纠弹范围之内，对贪官污吏，惩处甚严，有些甚至剥皮示众。洪武九年，御史汪广洋和御史陈宁弹劾当时位居极品的李善长，李善长当即免职待罪。然而明代监察机构虽然十分完备

8、，但它对于封建皇权极具依赖性，带有深刻的皇权和人治烙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为使侦探、拘捕、刑讯一体化，设立锦衣卫。作为皇帝的私人警察，锦衣卫拥有自已的监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死。锦衣狱酷刑用尽，其惨毒无法用语言表达;永乐十八年，明成祖在锦衣卫的基础上増设东厂，明宪宗成化年间在东厂之外再增设西厂;明朝上下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种恐怖的氛围几乎贯穿于整个明朝。这种无节制的滥捕滥杀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