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安风骨到盛唐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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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安风骨到盛唐气象建安和盛唐是两个诗歌繁荣的时代，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后人谈到这两个时代的时候总会不无感慨地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激发了诗人的灵感，是哪些因素成就了建安的坚韧不拔，壮心不已以及唐诗的豪迈洒脱，乐观自信。五言诗从汉乐府民歌到《古诗十九首》再到建安诗歌，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使原本质朴的乐府叙事诗转变为优美婉转的抒情诗，变成“以抒情为主，以叙事为辅；抒情是主线，是目的，叙事则是手段，完全是为抒情服务的”①抒情诗。其内容真实地表现了那个时代文人的心态，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的真实现状。“从汉乐府到《十九首》，清楚地显示出汉人对人生的考虑：幻想长生、永保安乐一一人生无常、及时行乐行乐不久、荣名为宝。这类内容虽然消极，却是古人对人生意义的最初探索，其中少数诗篇已开始鄙弃社会上普遍耽于现实物质享受的风气，转向安贫适志、声名永存的追求，这是建安文人向往精神不朽的理想产生之前的一个必要阶段。”②东汉后期经过两次党锢，思想逐渐解放，士人在心理上正慢慢失去了对皇权的信赖，正统儒家思想在士人中的影响也在渐行渐远。与此形成对照的正是士人的“文的自觉”与“人的觉醒”。伴随着士人思想的解放，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群体的动荡，而建安文学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到来的。经过曹丕、刘勰、 司空图、陈子昂等文论家对建安时代文学风格的论述，骨”逐渐建安风成为人们对建安时代文学风格的整体评价，而进入20世纪，黄侃、范文澜、陆侃如、林庚、王运熙等先生又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建安风骨”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建安风骨”是一种劲健爽朗的艺术风格，其作品内容以情动人，其语言或遒劲或柔情，表达精当准确，给人一种直达心灵深处的感觉。无论曹操的古雅质直、悲壮苍凉，曹丕的精思逸韵、便娟婉约还是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都散发出一种力量、种气节，无论是感怀人世、悲叹社会还是游子、思妇都充满了浓烈的感情，一唱三叹，带给读者精神的享受，产生一种契合。就建安文学的整体来看，作家的风格是具有风骨的，但仔细分析，我们发现其前期由于战乱带给人民深重的灾难，他们目睹了人民的苦难与社会的惨象，内心悲伤感慨，那种郁结于胸的不野，千里无鸡鸣”的社会惨象；“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的乱世哀音。而随着曹操统一北方，建安文学就正式进入了全盛期。平之气凝结于作品之中，形成了慷慨悲凉的风格，如“白骨露于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开始从关注社会现实、人生苦难的发愤之作趋向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的吟咏风谣；从北方的刚健质朴、气韵沉雄的“力”的文学趋向南方化的缘情绮靡的清美的文学。建安诗人们用自己的动人诗篇诠释了建安风骨，这是一个时代的幸运，但这幸运又是那样的不完美，它激情中充斥着焦灼和忧患，慷慨中又显得几许悲凉失落。士人们刚刚打开了的心灵又 被随之而来的战火与残酷的政治斗争禁锢了，但这毕竟是前进了一大步，而下一个文学的高潮正在酝酿，正在等待中国的知识分子重新走到历史舞台的中央来。盛唐是令无数后人神往的时代，因为它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而唐诗的繁荣是多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有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有社会政治的影响，也有地理环境等客观条件的激发。五言诗经过建安、魏晋六朝的发展、经过声律、音韵等艺术的修饰，已经从重在叙事的乐府发展到注重声情并茂、形式与词采并重的五言、七言等多种诗体。唐诗经过唐初君臣的积极倡导，如魏征就主张：“将江左的清绮文采与河朔的贞刚气质结合起来，文质彬彬、尽善尽美'”⑦沈宋、四杰、陈子昂等人或在创作或在理论上的倡导，经过王维、孟浩然、李白、岑参、高适、杜甫等伟大诗人的创作实践，唐诗已俨然成为一座巍巍高山。陈子昂标举“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作品，正是刘、钟所推崇的“风清骨峻，篇体光华”、“骨气奇高、辞采华茂”的作品，而殷？称颂的“声律风骨始备”也正是对唐诗整体的最好的评价。“风骨”和“兴寄”是唐诗两个重要的质素，陈子昂所的“建安风骨”，是音节、感情上抑扬顿挫，语言上辞采光耀而这恰是六朝浮靡诗风的缺失，因此，这对于扭转六朝以来柔弱、颓靡的文风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尤其对于树立唐诗那种昂扬奋发的气度和风范具有重要的作用。后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有“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之句， 对陈子昂的贡献给予了崇高的评价。“作为一个胸怀大志的政治家，陈子昂革新诗歌的主张与改革社会的理想自有其密切的联系，但他的成功之处恰恰在没有把诗歌的作用仅仅归结为美刺讽谕，而是提倡恢复建安文人的远大抱负和慷慨之气，这种兴寄已大大突破了批判现实的范围。”③此时的士人心中的热火已经被时代点燃，胸中不断地涌现出激情的充满气势的心底的歌。他们诗中所表现的高昂明朗、雄浑壮大的气势令今人无限向往那个激情的时代。文人自身对文学方向的主动把握是唐诗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它扬弃了作为其重要特色的悲凉情调，代之以昂扬、明朗的感情基调。唐诗中描写战争不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绝人肠”的悲凉之感，不是“中野何萧条，千里断人烟”的萧瑟之景，而是“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的少年意气，是“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洒脱。写人生不是“老骥伏杨，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悲壮中透露出的一丝忧伤，不是“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咄令心悲”的哀叹岁月将逝，功业未成，而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而是“乘风破浪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积极的人生进取精神，是气象高华的自信，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时代弄潮儿。创作的繁荣除了作家主动引导以外，时代的呼唤也是一个重 要原因。唐代，国家各方面都处于极其兴盛的阶段，这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激情的环境。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作家都会打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精神印记,而时代精神和作家个性的融合，便形成了作家特定的创作风格。建安时代诗人生逢乱世，“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礼记？乐记》），对于困难的克服与国家的重建理想的融合,便形成建安文学“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文风，即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盛唐是一个开拓进取、昂扬乐观的时代，这一时代精神与盛唐作家积极人生态度的融合，便形成盛唐文学“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炼，有金石声”的艺术风格。我们知道“繁荣的经济活动，才能推动多姿多彩的社会活动，也只有多姿多彩的社会活动，才能丰富诗人的吟咏资料。同样，只有国力强大，乃能对外扩张，跟随着扩张而来的是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大发达，外来的诗歌同样能对本国的诗歌内容的丰富，艺术技巧的提高，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④而国家强盛、文学创作繁荣的深层次原因则是统治者的雄心壮志和博大的兼容并包的胸襟。唐初，太宗极其重视文学，“唐太宗和他的重臣们明确提出了文学必须有益于政教的主张，同时他们又重视文学的艺术特点，既反对绮艳的文风，又并没有连文学的艺术特殊性一并反对，他们的文质并重的文学观，为唐文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⑤唐初在君臣面对文学与政权得失的关系时，他们对孔子的“诗可以观”，刘勰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见解理解得更加深刻。他们尊重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又积极倡导一种健康的文风，他们反对淫丽的文风但不拒绝文采斐然，他们批评齐梁宫体诗，但对待历史时，还是承认“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陈书徐陵传》）唐代不但在思想上鼓励中下层士人建功立业，而且通过多种途径为其提供入仕的机会，使一大批穷苦的士人登上政治的舞台，成为维护政权和改革文学的中坚力量，如陈子昂、姚崇、宋？等明臣正是通过科举进入权力的中心，成为那个时代的鼓手。这也使文人们的信心极大的增强，他们高呼“富贵吾自取，建功及春荣”（李白《邺中赠王大》），坚信“公侯皆我辈，动用在谋略”（高适《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虽然失意的士人比比皆是，他们依然相信“须知圣代举贤良，不使遗才滞方”。再圣明的君王，再强盛的王 朝，士人都会有宦海沉浮，都会有不得意之时，盛唐的文人们对社会也有批判，但这种批判是持着一种积极的心态，因为时代给他们的是一种积极的朝气，个时代发展的趋势符合这些士人的个人利益，因此他们愿意为自己的一生奋斗，在诗中尽情追求着理想，充满了蔑视权贵的自信和英雄失路的不平，体现了整个时代的宏伟气魄和雄厚实力。这样诗人的心胸被打开来了，面对国家的壮丽山河，他们尽情歌唱，面对强盛的军事胜利，他们发出由衷的赞叹，因此边塞诗、山水诗大量涌现。北方的刚健、南方的绮丽能够相互融合。北方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 圆”等，这些壮阔的易于激发壮大寥远的情思的景色。我们通过比较发现，建安早期的诗作大多是属于这一派的，如“朝云浮四海，日暮归故山”、“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等。建安风骨具有鲜明的北方特征，而盛唐的诗歌则能南北兼容，既有粗犷、坦荡、一望无际的壮美诗篇，如“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又如“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这些阔大的诗篇展现了北方粗犷的风神。而南方的清绮而不再艳情的诗作也继续发展，如“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又如“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这样的景色不是珠光宝气的画亭楼阁里面的雕饰，而是一幅幅逼真的山水画，一落落真实的小村庄，是自然性情的真实流露。南首和北首能够在盛唐完美的融合，给我们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思想的不同，自然地会反映在文学创作上。一个游子思妇的主题，在初唐是《春江花月夜》；在东汉末年就是《行行重行行》；在建安就是曹丕的《燕歌行》，在齐梁就是宫体诗，而《春江花月夜》本来是宫体旧曲，是齐梁宫廷里面宴会时用来助兴的艳曲，但到了张若虚的笔下就充满了强烈的宇宙意识，这宇宙意识把爱情变得纯洁。全诗显得庄重，没有了宫体诗的轻浮，换之以劲骨与深沉的力量，因此从诗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唐诗在兼容南北文风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而边塞诗、山水诗正是这两种风格的代表。唐诗经过陈子昂、王维、李白、高适、岑参、王昌龄、杜甫等人的发展合成了一种丰富、浑厚、气象远大、充满活力的基调，使读者看到了盛唐社会的各个侧面，也感受到盛唐社会的时代精神。当然，最能体现盛唐气象的雄浑之美的，是盛唐诗人也同建安诗人一样，文人自觉以修齐治平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将实现政治抱负作为自己生命的最高理想，在诗中高扬着一种渴求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是两个英雄时代的声音，建安文学标志着中国士人继春秋战国之后生存智慧的再度激活。初盛唐则融合了之前的诗歌传统，建立了新型的阳刚文化，创立了古典诗歌的最高人文典范。后人的一次次复古从这两个时代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为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方法和思想源泉。注释：1、吴小平《中古五言诗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2 月第一版，第181页2、葛晓音《八代诗史》中华书局2007年3月北京第一版24页3、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婚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第一版93页4、邓中龙《唐代诗歌演变》岳麓书社2005年11月第一版6页5、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03年10月第一版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