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小说对“死亡”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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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余华小说对“死亡”的叙述摘要:余华对暴力的关注是对历史的一种重新解读,如果说余华小说的暴力审美揭示了人类审美行为的另一面,那么它对死亡的关注则显示着人的生命的另一极。在余华的小说中,生与死作为人生的两极构成了一个宿命式的循环圈,死亡作为生命的归宿不仅是生命的结束,也是生命的寄托,死亡的过程与瞬间是人生宿命的一个聚焦点。Summary: YuHua'sconcernaboutviolenceasare-interpretationofhistory,iftheviolenceinYuHua'snovelrevealsthehumanaestheticaestheticbehaviorontheotherside,thenitconcernsthedeathofhumanlifeisshowinganotherpole.InYuHua'snovel,thelifeanddeathasthetwopolesoflifeconstituteafate-likecircleofdeathastheultimategoaloflifeisnotonlytheendoflife,butalsothesustenanceoflife,deathandthemomenttheprocessisafocalpointforthefateoflife.关键词:余华;小说解读;死亡叙述；　死亡意义Keywords:YuHua;Novels;deathnarrative;themeaningofdeath  余华出生于浙江杭州的一个医生家庭,中学毕业后由父亲安排他成为一名牙科医生。但余华对医生这个职业感到很不适应,他认为当医生太严格,生活有些呆板。“我喜欢的是比较自由的工作,可以有想象力,可以发挥,可以随心所欲。”[1]出于对医生职业的不适应,余华选择了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说,余华弃医从文是对世俗生活的一次超越,也是对社会习俗的一种反叛。这种超越性和反叛性同样表现在余华的创作中,他的小说在审美趣味和叙事方式诸方面都表现出对世俗生活和传统的文学观念的挑战,并因此而走上了对自己独立的审美意向和叙事策略的追求和确认。余华虽然放弃了医生的职业,但童年时代的医院生活印象和青年时代的从医经历对余华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余华的童年是寂寞的,他的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象是经常被父母锁在屋里独自呆在家里,或者经常在医院里自行玩耍。余华童年时代的人生启蒙没有接受那种以家庭和学校为背景的集体教育,因此他在某种意义上无法认同规范化的教育。值得注意的是,余华童年时代最直观的人生记忆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医院,他曾说:“我对叙述中暴力的迷恋,现在回想起来和我童年的经历有关,我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的父亲是外科医生,小时候我和哥哥两个人没有事做,就整天在手术室外面玩,我父亲每次从手术室里出来时,身上的手术服全是血,而且还经常有个提着一桶血肉模糊东西的护士跟在后面。当时我们家的对面就是医院的太平间,我可以说是在哭声中成长起来的,我差不多听 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哭声,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医院里死去,我差不多每个晚上都要被哭声吵醒。”[2]这种童年经历使得余华对生理解剖之类的生活场景的观察和印象不像一般人所看到的那样恐怖,对死亡也没有人们通常所具有的那种痛苦和伤感,他可以坦然地面对人体解剖之类的场面,也能够无动于衷地面对种种死亡的场面。从一定意义上说,余华小说中面对暴力或死亡的那种近乎冷酷的理性,只能是一种无意识状态下形成的超常理性。关于死亡意识的相关研究表明:“死亡经验与知识经验(如知道草是绿的)不同,即它不仅有形成这些经验的先天逻辑条件,而且存在特定的先天的情感定向”,所以,“对死亡的恐惧可以通过后天的理性训练而减少,却不能改变人性,把它从根本上连根拔掉”[3]。可以肯定地说,余华童年时期的生活经验对他创作中的死亡叙述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看到,余华的小说中经常对那些被人们有意回避的暴力与死亡的场景加以正面的和直接的表现,那些通常会使人们感到恐惧与战栗的情景和细节往往被余华加以细致的描写。如果说余华小说的暴力审丑揭示了人类审美行为的另一面,那么,它对死亡的关注则显示着人的生命的另一极。在余华的小说中,生与死作为人生的两极构成了一个宿命式的循环圈,死亡作为生命的归宿不仅是生命的结束,也是生命的寄托,因此,在余华的小说中,死亡是人生过程的一种“丰富的痛苦”,死亡的过程与瞬间是人生宿命的一个聚焦点。余华的小说从不同的人称和视角展开死亡叙述,对死亡作了 不同侧面、不同意向的表现。余华小说中的死亡叙述不仅构成了其独特的写作视角,同时也构成了余华小说创作的独特的叙事策略。死亡像爱情一样，是人生永恒的主题，是日常生活必要的而又非常自然的内容。死亡又是极其残酷的，余华无疑是写死亡小说的好手。“死亡”意象如“暴力”一样贯穿于余华的整个创作中。甚至到了《活着》，死亡已经上升到了主题的高度。小说的主人公福贵老人一生经历了亲人各种各样的死亡，自己却仍顽强的活着。先是父母被自己气死，再是儿子为了救人献血过多而死，接着妻子由于患软骨症死去，再是女儿难产而死，跟着女婿因为工作事故丧命，最后是小外孙吃豆子撑死。福贵老人经历了这一连串的苦难，他为什么没有悲观，没有消沉而一直顽强的活着呢？这是因为“余华成功地为福贵找到了一条缓解苦难的途径——忍耐，这使得整部小说的叙述都因着这种宽阔的忍耐，变得沉郁、悲痛而坚定，没有血泪的控诉，没有撕心裂肺的尖叫，甚至都没有愤怒，有的只是福贵在生活中磨练出来的无边无际的忍耐包容着一切，以致再大的苦难来临，福贵也能将它消解于自己的忍耐之中。最终，福贵真是到达了与孤单的生活相依为命的地步。”“死亡”的主题最后以“活着”告终。福贵的对善与恶的一视同仁，对活着的超然，用余华的话说就是“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是人生的必然归宿。《世事如烟》中的司机与灰衣女人的故事便体现出了宿命的扑朔迷离。司机总是在开车时遇到灰衣女人，他感到异常恐惧和无助，只好求教于 算命先生，算命先生告诉他“在路上凡遇见穿灰衣的女人，就要立刻将卡车停下来”。可是当他再遇见灰衣女人的时候，卡车早就超过她了，作为补救，司机只好花钱把灰衣女人的衣服买下来放在车轮下碾过。灰衣女人先是死去了，司机不久也自杀身亡。死亡是如此的容易，无法避免。6的女儿死去了，她是躺在江边的一株桃树下面死去的。少女4也死了，她是跳江而死的，瞎子也紧随她而去。这一连串的死亡无不表明人与宿命的关系，人的一切在冥冥中已经注定，永远也无法走出宿命的安排。死亡有时候也是无法解释和无能为力的。《河边的错误》里的那疯子，一次又一次地杀了人，可是法律却对他毫不起作用，人们对于他的作案也没有任何办法，最后只好由还有点良知的刑警队长冒着坐牢的危险去结束疯子那充满罪恶的一生。《鲜血梅花》则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个人类病态的空间：战争、荒年、政治极端的年代等等。由于政治的黑暗，战争、荒年接踵而来，吃人也是在情理之中。余华用其独有的笔触描写了这些血腥场面：极度冷静的讲述恰恰表现出了社会的黑暗与残暴。肢解幼女的场面令人触目惊心。店主为了保正人肉的鲜嫩，竟用利斧活生生地砍断了幼女的四肢，令幼女在无法忍受的痛苦中死去。在此过程中，人物之间是冷漠的，男人出卖妻子与女儿时“并不回首，疾走而去，转眼消失了。”幼女被砍时“幼女两眼瞟出棚外，看那妇人，所以没见店主已举起利斧。妇人并不看幼女。”亲情泯灭了，亲人之间是弱肉强食的关系，弱者毫无反抗的余地，也麻木得压根儿就不去想反抗。作为刽子手的店主，为了钱，为了讨顾客的欢心，宰人像宰牲口一样，甚至更为残酷。人与人之间再没有人性 可言，只是弱肉强食的野兽罢了。人性完全变为兽性。这样的麻木和冷静，让人感不到一点的人间温暖，只有彻底的绝望与虚无。《现实一种》中的“死亡”意象更为冷漠。在那里，人人麻木、恍惚，完全丧失了人对暴力、对死亡的恐惧与批判力。他们对血，对尸体等除了生理性的呕吐之外，没有别的情感表示。令人发指是老太太的言行。面对子孙的相互残杀，她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惊讶、痛苦，也没有任何责问，更别说阻止残杀的进行了。她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胃口”。当山峰问她“是谁把我儿子抱出去的？”她只是“抬起头来看看儿子，愁眉苦脸的说：‘我看到血了。’”当山峰叫起来的时候，她还是“仍然没对儿子的问话感兴趣，但她希望儿子对她看到血感兴趣，她希望儿子来关心一下她的胃口。所以她再次说：‘我看到血了。’”当山峰终于忍不住抓住了母亲的肩膀边摇边吼道：“我儿子死啦！”时，他的母亲竟只是“眼泪汪汪地嘟哝起来：‘你把我的骨头都摇断了。’”“你来听听，我身体里全是骨头断的声音。”一家子就在她的“骨头断的声音”中毁灭了。在余华的小说里，死亡已经成为一种叙述。他对死亡的叙述，用那平静得近乎残酷的笔触及独特的非理性语言，好象在向人们展示一件件了不起的艺术品，津津有味，美丽异常。又如观看一群跳脱衣舞的舞女，一层层地惊艳无比，可是到最后，人们看到的却是人性的丑恶与残酷，令人颤粟。在《死亡叙述》里，“我”是一个卡车司机，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孩子被“我”撞到了水库后，竟令“我”回味不已。这也是“我”第二次撞死人的前因。“我”最终也没有 逃过惩罚，被村民包围打死了。小说的最后说“我死了。”“这种自己对自己的死亡体验，真正达到了‘死亡叙述’的形而上地步，这不是死者的叙述，也不作者在叙述，而是死亡的本身在叙述。死亡高居其上，人成了它的匍匐者，死亡被膜拜。在对死亡的体验中，人一次又一次地表现了无能为力的感觉。 对于种种死亡的描述，是如此冷静，如此全面，如此血醒，死亡还是特别多的，《兄弟》里可以找到《活着》和《现实一种》的影子，应该说是结合了上面两个小说描述死亡的精华了，可以说是又一次的死亡的盛宴了。宋凡平的死亡，一而再再而三的死而复生，展示生命力的顽强信念的力量，都是特别真实感人的，并不给人如《十面埋伏》中小妹复活那样可笑感觉。宋凡平的死是一个伟大的高潮，两个小孩、原来是陌生人的陶青、卖包子的苏妈、李兰、宋凡平的父亲这些人对于这个死亡的种种态度、语言、行为变化，是生动具体地展现了真实的人性。当然另外人物的死亡，也是特别精彩的，只要有死亡，余华的文字就一定出色。可以说余华这个在医院里长大的孩子，是通过死亡展示真实人生的绝顶高手，只要小说中出现死亡，就能够出现奇异华彩，能够把死亡写得真实，写得催人泪下，使读者自然联系到真实生活中的死亡感受而不得不流泪，即使前面的一个个死亡能够忍受眼泪，后面的大死亡，真汉子的伟大的死，却是难以控制泪眼了。这里宋凡平的死亡，结合了两个小孩子的无知，在无知中展现了死亡的逼真和残酷，把死亡最重要的承受者李兰的感受在行为中慢慢展开，最为冷静的死亡接受者徐徐出现了，这样的死亡是和余华以前的小说不一样的，确实是余华死亡描写的一个大进步了在这类死亡叙述中,死亡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死亡的认识和态度。余华小说中的死亡叙述一般不对死亡的后果作主观的渲染和煽情式的描写,而是以冷静客观的叙述显示着死亡的发生,死亡以其生理性的体验显示着生命趋于静止的过程。余华小说以客观的叙述显示着对某种死亡状态的叙述还原。对死亡状态的叙述还原使余华小说对死亡事件的历史观照超越了道德判断,从而可能以个体生命对某种历史事件进行个性化的体验和解读。由于淡化了生与死之间的历史道德内涵,余华小说的死亡叙述成为生命的延伸,从而也在象征意义上使生命得到了升华。　　余华的死亡情结，可以说是他内心感受的一种折射，在他80年代有关死亡的作品中表现为一种“难逃劫数的悲观主义”。从《世事如烟》到《偶然事件》到《命中注定》再到《难逃劫数》，每个人在命运的面前，命若游丝，毫无反抗之力，极力狂奔却又只能落入网中，生命被消解，看不到任何被拯救的希望，死亡是必然的结果。 　　这种必然死亡的结果是否包含着对普通人生命脆弱的喟叹，这种极度的悲观本身是否浸润着对生存希望的寻找呢？换个角度理解为死是生的另一种形式，因为死和生是相关联的，死是以生界定的，而生是以死来说明的。死亡是生命的另一面，是生命的否定和认定，死亡能产生强烈的生命感，即意识到生命的存在，将生命的意义凸现出来。对死的迷恋其实是强烈的生命欲望的另一种表现，对死的重视等同于对生的重视。海德格尔曾指出：“日常生活就是生与死之间的存在，生因死的必然而显示出其珍贵，死也因生的可贵而具有更加丰富，更加深刻，更加神秘的意义。”　　从《在细雨中呼唤》开始，余华让人感觉到生的“温情”，而在这之前生被余华“冰碴子”似的冷漠掩盖了，直到《活着》我们才完全感觉到生存的意义。　　徐福贵经历着生活的大起大落，亲人的死亡接二连三：母亲永远地走了、儿子夭折、妻子病死、女儿难产、女婿意外身亡、外甥也离他而去。当他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死亡的折磨，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生活和亲人身上时，最后他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孑然一身，所有的亲人都离他而去，生活于他已没有希望可言，但他并没有放弃生活，仍然以超越死亡的达观和超越绝望的平静悠然地活着，生命的顽强也借此体现出来。福贵以活着的在世态度拯救着自己也拯救了生活，生命有没有意义并不重要，“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正是这种“活着”的精神对人自身进行的探寻和追索，把人从死亡的恐惧和绝望的深渊拯救出来，并指出了更多美好的通路。它不仅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也是在赋予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创作是作家主体精神历程艺术再现，余华从感悟生命出发书写死亡，让一己之人生体验上升为普遍的人类情感，惟其如此，才能接触人类的终极地平线，向我们昭示“向死而生”的生命真谛，才能集束成一道哲学的光芒去朗照无边的生存黑暗。 余华的小说以死亡叙述向着大地敞开生命,死亡叙述作为生命延伸是生命的最后的接纳和宽容,余华的小说也因为对死亡叙述的坦然诉说而获得了对生命的超越性。  参考文献:余华作品集 [1]余华·自传[A]·余华作品集:(3)[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P385)[2]余华,杨绍斌·“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J]·当代作家评论,1999,(1):4-13·[3]孙利天·死亡意识·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P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