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宗教文化模式及其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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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亚宗教文化模式及其现代意义一从比较宗教学的视野研究东亚宗教，是长期被人们忽略的。西方人写的关于世界宗教的著作，大都以基督教为中心和模型展开论述。他们对于东方的宗教，所涉较多的是伊斯兰教，其次是印度教，对于东亚地区中、日、韩三国的传统宗教，则附带论及，而且不知如何加以概括。英国学者尼尼安.斯马特讲到中国宗教时，说：“西方人经常会对中国的宗教感到困惑，他们以为中国的宗教和哲学思想可以按照西方的方式来划分”，结果无法纳入其分类体系，于是“从西方人的观点来看，中国宗教实在是一个大杂烩。”［1］斯马特的观点在西方是有

2、代表性的。而我们东亚人自己也没有从跨文化的角度认真研究和总结本地区的宗教文化，往往用西方的理论模式反观东亚，使得东亚的宗教学从属于西方，在世界上没有自己独立的学术地位。这种状态应该也能够加以改变。中国和东亚的宗教文化的模式和经验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日本、韩国的宗教研究和中国宗教学三十年的发展也为东亚宗教研究积累了丰厚的学术成果，如能合作加以推动，必能开创出新的局面。上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有识之士开始看到东亚宗教的特殊重要性。如秦家懿、孔汉思指出，世界有三大宗教河系：第一大宗教河系源出闪米特人，以先知预言为其特点

3、，即是亚伯拉罕系统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第二大宗教河系源出印度民族，以神秘主义为其特点；第三大宗教河系是东亚宗教，源出中国，其特点是哲人宗教［2］。不论作者概括三大宗教河系的特点是否准确，能够把东亚宗教与亚伯拉罕宗教、印度宗教并列，是作者见识过人处。美国学者佩顿也指出：“在较大规模的传统宗教中，有三个重要群集可以被辨认出来：（1）起源于圣经的宗教；（2）起源于印度的宗教（如印度教和佛教）；（3）东亚宗教（比如儒教和道教）。”［3］他同样看到东亚宗教的重要性。二东亚（主要是中、日、韩、越四国）宗教从根源上

4、看没有一神教的传统，多神崇拜和神人一体是从古代延续下来的文化基因，因此，这一地区不单形成多神多教的传统，而且容易接纳外来的世界性宗教，包括一神教，並使之东方化。从现象上看，东亚宗教种类繁多、各教交错、内外並存，似乎杂乱无章，不成统绪。其实不然，在杂多之中有主导之脉存焉，在变动背后有一贯之道通焉。东亚地区处在儒学文化圈、道家文化圈和佛教文化圈之中，其宗教文化深受儒、道、佛三家仁慈、中和、宽厚、尚德思想的影响，形成独具东亚风格的多元通和模式，有四大特色。第一，多样性的和谐。东亚地区除了儒、道二教源于中国之外，还有

5、民族国家宗教（中国的尊天敬祖教、日本的神道教），还从印度传进的佛教，从更远的外域传进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新教，在历史上还传入过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还有古代传下来的萨满教和其他巫教，以及大量的民间信仰。从古及今，除政治势力介入而发生一些宗教冲突外，各教之间的主流关系是和谐的，能够相互包容、多元共生，没有因为信仰不同而发生欧洲中世纪“十字军东征”那样流血的宗教战争，也没有出现迫害异端的宗教裁判所。印度佛教是中国人西行取经请进来的，又从中国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没有政治背景，是文化之旅与和平之旅，于是佛

6、教成为联结中日韩友谊的黄金纽带。其他外来宗教只要爱国守法，不受外部势力支配，都有合法存在的空间，没有贵贱之别。宗教领域多元和谐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孔子儒家的人文理性与贵和思想。孔子讲“敬鬼神而远之”与“和而不同”，《易传》讲“神道设教”与“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朱熹讲“理一分殊”，都认为神道有益教化，多样性和谐是文化应有的常态。而儒学在很长时期里是东亚文化的主干，其贵和精神和尊重他者信仰的态度为各种宗教的生存提供了宽松的文化环境。第二，重礼义道德，以济生行善为教规之首，以残生害命为最大罪恶，把信神与

7、救人结合起来。儒家宗仁崇德、重礼尚义，治国要“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做人要“仁、智、勇”兼备，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之德，並把中庸视为至德。道家讲“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4］，道教讲修仙之道“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5］，佛教则谓“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6］。三教都不承认有一个超越了善恶的绝对唯一神，而认为人只要行善积德，便可成圣、成仙、成佛。这样一来，东亚宗教跨越了神学宗教而成为道德宗教，不易产生宗教狂热，不易发生借宗教名义迫害异端、残害生灵的现象。这种深厚的道德

8、文明传统也优化了外来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減弱了其“信高于义”的保守观念，树立起“义为正信”的观念。第三，把主体性与多样性、民族性与开放性结合起来，形成信仰上的求同与存异兼顾、差别与混血并在的态势。东亚宗教的主体性，在中国是儒、道、佛构成文化三角间架，在日本与韩国是儒、佛兼综。多样性则表现为多种宗教共生共荣。东亚宗教的民族性，在中国和韩国表现为以敬天法祖和五常之德为国民基础性信仰，在日本表现为以神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