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抑郁流行病学研究现状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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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抑郁流行病学研究现状的论文【关键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抑郁患病率危险因素　　艾滋病（acquiredimmunedeficiencysyndrome,aids）是全世界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2007年全球艾滋病疫情报告显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3300万［1］。我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约70万，全人群感染率为0.05％，疫情正在从吸毒、卖淫嫖娼等高危行为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2］。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应用，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的寿命延长，艾滋病成为慢性传染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在遭受疾病的折磨的同时，要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容易发生抑郁、焦虑等精神障碍。研究发现，抑郁不仅降低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抗病毒药物治疗的依从性［3］，影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生命质量［4］，而且与其自杀行为有关［5］。西方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抑郁问题，而国内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抑郁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现将国内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抑郁流行病学研究现状做一综述。　　1抑郁患病率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的抑郁患病率较高。美国国家共病调查（nationalorbiditysurvey,ncs）发现一般人群抑郁患病率6.6%［6］，国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人群抑郁患病率为6.87%［7］。.国内外研究均表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的抑郁患病率高于一般人群，患病率在20%～79%［8-12］。美国对有全国代表性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样本的调查发现，抑郁的患病率为36.0%［13］。金华等人对国内28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研究发现，抑郁患病率为79%［12］，况伟宏等人对四川省某县疾病控制中心在册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调查发现，抑郁患病率为35.2%［14］。　　2危险因素　　　　目前，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抑郁的危险因素主要集中在hiv感染、aids病情进展、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方面，对于其他危险因素，如人口学特征、人格障碍、物质滥用等方面研究较少。　　2.1hiv感染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的抑郁患病率高于一般人群，但其是否高于艾滋病病毒阴性高危人群，尚存在争议。ciesla等对10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抑郁的病例对照研究进行meta分析（对照组均为同性恋或吸毒人群），发现感染hiv（or=2.0，95%ci1.3～3.0）是抑郁的危险因素［15］。但是，另一些在静脉吸毒［16］或同性恋［17］的人群中研究发现，hiv感染者抑郁患病率并没有比hiv阴性者的高。我国金华等人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研究发现，75%的首次抑郁发生在得知hiv感染后的6个月［12］。　　2.2aids病情进展　　　　多数研究认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的抑郁患病率随着aids病情进展而上升。antelman等人对996例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进行了6～8年的随访研究，cox模型分析显示即使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和基线时的临床特征，抑郁患病率仍然随着aids病情进展而升高［18］。一项对新发hiv感染者随访7年的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临床特征、吸毒情况和社会人口学特征之后，抑郁患病率随着aids病情进展而升高［19］。另一项对hiv感染者长达10年的随访研究发现，从hiv阳性后期到aids诊断期之间，抑郁患病率有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而在此诊断之前的几年间，抑郁患病率比较稳定［20］。但是，一些样本量相对较小、观察时间较短的前瞻性研究并没有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的抑郁患病率随着aids病情的进展而升高［21,22］。　　2.3负性生活事件　　 　　多数研究发现负性生活事件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抑郁的危险因素。olley等人对非洲南部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研究发现，负性生活事件是抑郁的危险因素［23］。现况研究结果提示儿童期受虐待是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抑郁的危险因素［24］；前瞻性研究发现，与性伴矛盾是随访期间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抑郁的重要危险因素［25］。对有静脉吸毒史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研究得知，成年受虐史是男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抑郁的危险因素［26］；异性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的研究显示，配偶感染hiv是抑郁的危险因素［14］。simbayia等人对420例男性感染者和643例女性感染者的研究发现，自觉羞耻感预测认知-情感抑郁。研究者注意到，男性虽然比女性有更多的自觉羞耻感，但并不像女性感染者那样：自觉羞耻感越强，抑郁的可能性越大［27］，负性生活事件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抑郁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研究还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抑郁风险越大［28,29］。但是，一项对男性hiv感染者的前瞻性研究中发现，随访期间的负性生活事件不能预测抑郁发作［21］。　　2.4社会支持不足　　　　社会支持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抑郁的影响结论较一致。调查发现，社会支持不足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抑郁的危险因素［14,30］。在贫民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中研究结果显示，从朋友、亲人、性伴、组织/机构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弱，抑郁风险越大［31］。komiti等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96%是男性）的研究发现有关系密切的朋友或者与朋友住在一起者不容易出现抑郁［32］。前瞻性研究认为，社会支持满意度（情感支持、物质支持、信息支持）与hiv阳性的男同性恋者的抑郁有关，社会支持满意度高的hiv阳性的男同性恋者在感染hiv1年后产生抑郁的可能性较小［33］。　　3存在问题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抑郁的患病率高于一般人群是不争的事实，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抑郁的患病率变异范围较大，可能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其一，文献报道中抑郁的评定方法不同，有自评式量表，也有他评量表；有经过培训的非精神科医生作为调查员使用的量表（如cidi），也有精神科医生使用的定式精神障碍访谈量表（如scid）。因此，在比较不同文献之间抑郁患病率时，要注意抑郁的评定方法；其二，患病率的时间范围不同。除了前瞻性队列研究，一般难以得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抑郁的发病率，研究中常常使用患病率资料。但是，患病率存在一个时间范围的问题。一些研究使用最近半年或一年的患病率，也有一些研究使用终生患病率。但是，即便使用终生患病率，由于研究对象的年龄不同，终生患病率也会不同；其三，研究对象的情况和来源，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还是艾滋病病人；研究对象来自医院还是社区以及不同的感染途径都可能会影响抑郁患病率。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抑郁受到hiv感染、aids病情进展、负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一般人口学特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相关文献主要来自西方文化背景。其中，研究者对于aids病情进展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抑郁的影响特别感兴趣，进行了长期队列研究，多数研究都认为aids病情进展增加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抑郁风险；而其他因素的研究，常在吸毒和同性恋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中进行，吸毒者和同性恋者是抑郁的高危人群，在这些特殊的人群中研究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的抑郁影响因素，则使研究更加复杂。　　　　我国的经济文化背景不同于西方国家，国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抑郁研究结果是否与我国的情况相同尚有待研究。我国艾滋病疫情正在从吸毒、卖淫嫖娼等高危行为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今后除了在吸毒、同性恋等特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中开展抑郁研究之外，在一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中开展抑郁研究，为我国在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中开展精神疾病评估和干预工作提供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