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结构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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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结构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传播.L.编辑。　　在大陆，早在1975年，就有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写文章介绍有关结构主义理论。最早发表的介绍文章是1975年《哲学社会科学动态》第4期上的题为《近年来欧洲结构主义思潮》，这篇文章对结构主义理论持负面否定态度，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哲学社会思想体系由盛到衰的体现，毫无进步理性意义可言。1978年，又有几篇关于结构主义批评的译文出现在《哲学译丛》上，但都没有在当时的中国文学研究的语境中产生较大的反响，使结构主义理论在中国一开始并不走俏。但是1979年发表在《世界文学》第2期上的袁可嘉的那篇《结构主义文学述评》使这一现象出现了转机。在这

2、篇文章中，袁可嘉对结构主义批评理论的历史背景、发展渊源、理论内涵做了较为系统的介绍，还对这种理论在多种文学体裁（散文、诗歌、戏剧）中的批评实践进行了充分的评述，还指出了结构主义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一是结构主义批评的主要功能是采用语言学的成就和方法来分析文学文本中的语法结构的；二是结构主义是一种致力于挖掘神话、童话中的无意识结构现象，把它们作为自己理论批评的目标，阐述其理论新成果的新型研究方法，而这一切又是以社会人类学理论、精神分析思想的假设为铺垫的；三是结构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在于，它要力图在某个文学体裁内部的模式演化中进行层层论述，从中搜寻一些规律性的线索，以此作

3、为文学研究的新方法。尽管袁可嘉对结构主义理论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他同时也认为结构主义批评家的理论做法实际上是一种“不考虑产生它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作者的世界观的，这就会使文学成为无源之水，一个僵化的机械的系统”，他还指出：“作为文学批评，结构主义学派一个严重缺点是它常常脱离了作品本身的思想和艺术”。但无论如何，袁可嘉对结构主义的研究开创了中国关于这一研究的新局面，为结构主义理论以后在中国的长驱直人奠定了基础。1980年，袁可嘉又翻译了罗兰·巴尔特的《结构主义——一种活动》一文，并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2期上。　　1979年，李幼蒸作为结构主义理论翻译和研究

4、的专家，在《法国结构主义哲学的初步分析》这篇文章中，对法国结构主义批评产生的哲学文化背景、性质、观点、方法论基础、以及语言学模式、价值观等作了较为全面地探讨。在论及法国结构主义的哲学表现时，他认为结构主义本身就内存着一种反主体性意识、反意识中心论和反历史虚无主义的基本特征。在1981年，他又撰写了《关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辨析》一文，在文中他探究了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理论流派之间的那种错综复杂的连带关系，以及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内在定义内容，指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概念之间的内在源源。在1980年—1984年，他又在《结构主义评介》中，就法国结构主义批评的几位代表人物（尤其是

5、列维-斯特劳斯和拉康）和他们的主要学术思想，以及结构主义的发展历史和基本特征，他都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此外，1980年，李幼蒸又翻译了比利时人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一书，这本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中国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专门论述结构主义的译著。它的出版促进了结构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结构主义这一西方文学批评方式在遥远的中国受到极大的关注。这一时期发表的有关结构主义理论的文章还有1981年《外国文学报道》第3期张裕禾的《新批评—法国文学批评中的结构主义流派》、1983年《外国文学报道》第1期邓丽丹的《文学作品的结构分析》、1981年《外国文学研究》第2期王泰来的《关于

6、结构主义文艺批评》、以及1981年《哲学论丛》第4期上发表的关于列维—斯特劳斯和阿尔都塞论述结构主义的译文。　　在1983年，张隆溪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4篇介绍结构主义理论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分别介绍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人类学、结构主义诗学、结构主义叙事学原理以及捷克结构主义理论。与以上几位学者不同的是，张隆溪对结构主义的研究是在收集了大量西方第一手资料的前提下完成的，相对来讲，他的研究资料翔实，视野开阔，全面而深入，并开始注重用结构主义批评理论来对中国文学进行批评实践。尤为突出的是，他在论述结构主义理论时，援用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相关材料来证明其观点，例如：在评

7、介雅各布逊的结构主义文本有关语言的结构理论时，他认为雅各布逊的那种“诗性功能把对等原则从选择轴引申到组合轴”的观点其实是认为语句的构成始终是具有选择（selection）与组合(bination)两轴，诗性语言就是在前后邻接的组合中出现对等词语。从张隆溪开始，结构主义正式进入中国文学批评时实践。　　　　二、结构主义理论的有效译介传播方式　　　　从1984开始，中国文学研究界兴起了一股“方法论”热潮，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推动当时的结构主义批评研究的动力。当时的《文艺研究》、《当代文艺思潮》、《文学评论》等综合性文学评论刊物都开辟了这一理论研究专栏，并且在厦门、桂林、扬

8、州等地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