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还是熔炼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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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方数据“罢黜百家”还是“熔炼百家”“罢黜百7譬而山口家”还是“熔炼百家"——论董仲舒思想的“杂家”特征及其历史影响庄树宗王四达内容提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上的重大转折，促成这一转折的董仲舒亦因此获得了“儒首”、“儒宗”的地位。但从思想成分看董子并非“纯儒”，而是“杂儒”。他延续战国后期诸子“百虑一致”的趋势，把百家思想与传统儒学熔于一炉，炼就了迎合帝王政治需要的新儒学。由于这种“官儒”已采百家之长，既适应国情特点又可“通万方之略”，这就为“罢黜”与“独尊”提供了条件，为战国秦汉以来的治道探索划上句号，并开创了后世王朝“霸王道杂”的先河。关键词董仲舒儒术杂家历史影响

2、庄树宗，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362021王四达，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362021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上的重大转折，促成这一转折的董仲舒亦因此获得了很高的历史地位，被汉儒尊为“儒首”、“儒宗”。但汉儒对董子的儒家属性也有不同看法：班固《汉书·叙传》称他为世“纯儒”，扬雄却把他列为讲“灾异”者，并不把他归人“守儒”行列【1J。我们认为，从思想成分分析董子确非“纯儒”，更似“杂儒”。汉武帝在策问中曾明确提出“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21的实用原则，董子即依此原则把百家思想与传统儒学熔炼于一炉，重铸了适应帝王政治需要的官方哲学，从而为“罢黜”与“

3、独尊”提供了可能，开创了后世王朝“霸王道杂”统治范式的先河。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演进来看，“独尊儒术”之决策只是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它是战国秦汉之际政治一统与思想一统趋势这一历史运动的产物；而武帝的尊儒选择竟能成为治道探索的最后“总结”并被后世帝王所遵循，则只有放眼中国封建时代相对稳固的社会结构及其历史走向才能得到理解。本文仅就这一问题做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一、周秦社会的变迁与统治思想的探索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宗法一政治社会，学界称之为“家国同构”。家长制就是整个国家的社会基础乃至政治依托。早在三代之初，以男子“力于田”为基础的农耕经济催生了父权家长制，进而确立了严明嫡与

4、庶、长与幼、宗子与别子的名分差别的宗法原则，并且演化为嫡长子继承制和宗法制。随着部落一国家(方国)的形成和夏、商、一24—万方数据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周中央政权的更迭，使贵族的宗法原则转化为政治原则，形成了政治上的等级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分封制。所谓“礼”即是把宗法原则及政治原则伦理化的集中体现，其基本精神是“亲亲”与“尊尊”。这种伦理思想及其制度安排就是三代政权的统治工具，是为“礼治”。孔子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13呵见三代之礼既一脉相传又有所损益，而由于“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14故成为孔子心目中的政治典范。然而，再完美的社会设计也不可能一

5、劳永逸地解决变动中的社会问题，“郁郁乎文哉”的周礼亦不例外。西周社会是通过“亲亲”“尊尊”的伦理维系和制度约束的，按照古代圣人“位尊德盛”、“圣者为王”的社会理想，为亲为尊者应该以身作则，成为女子或臣下的道德表率，这样后者对前者孝顺忠敬才是合理的，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听”等，尊者须先“自正”才能“正人”。但这种道德理想与社会现实是注定会发生冲突的：一、由于周礼“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同的制度缺陷，贤明不是选择的依据，这就无保证“嫡出”的继体者能如其创业祖先(如文王武王)之贤明。二、由于对尊者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故无法防止幽、厉之类的昏君暴君出现，这种“位尊德不盛”

6、的现实必然削弱“尊尊”的合理基础。与此同时，“亲亲”的纽带也因时间推移血缘疏远而日益松弛。当“亲亲”伦理疏离与“尊尊”原则动摇后，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实力原则至上，利益争夺优先，于是西周初“王室独尊，诸侯并列”的局面就被“王室衰微，大国争霸”的乱象所取代。春秋“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161的严酷现实既是“礼崩乐坏”的真实写照，也是对“亲亲”“尊尊”这一道德理想的无情嘲笑!从“中时段”的角度看，自从春秋周礼崩坏带来一段思想迷茫后，中国治道大致经历了战国法家当道，汉初黄老流行，武帝儒术独尊这个摸索过程。春秋乱世既导致王权衰落、战火四起，也带来学术下野，诸子蜂起的局面。但不管百家对时世如何争鸣，从“救

7、世”到“治世”的转换均为诸子关注的共同焦点。所以《史记·太史公自序》引《易大传》日：“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随后便指出：“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川。既然各家所言的角度各异，对时务的省察程度有别，那么其主张在满足君主需要的程度也必然有所不同。《史记·孟子苟卿列传》指出：“当是之哲学研究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