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实业救国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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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实业救国第一人   如果说有一个人，最集中、最全面地体现了本世纪中国资本家阶级的精神性格和行为特征——保守折中而不忘进取，软弱摇摆而不失坚韧，忧国忧民而不尚空谈，谨慎求稳而不惧风险，崇洋开放而不丢传统，工于心计而不乏同情……则非张謇莫属。毕竟，“在一个思想界需要摸索前进、个人人格的影响被用以弥补纲领模糊的时代里，资产阶级表现得优柔寡断是不足为奇的”。　   立宪基础，首在地方自治。——张謇（《预计地方经费厘定地方税界限应请开国会文》，1908）　   ……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在实业。——张謇（《对于救国储金会之感言》，1910）　   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而适违素守，又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张謇（《大生纱厂股东会宣言书》，1925）　   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至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1929）　百年百人排行榜　第十四位张謇：实业救国第一人（1853.7.1.～1926.8.24.）　　【清咸丰三年（癸丑）五月廿五日生，终年73岁】　   清宣统三年辛亥，西历1911年10月10日 晚8时，年届花甲的张謇，在汉口登上日轮“襄阳丸”返江宁（南京）。隔江远眺，他看到了火光，却不知那就是武昌起义的信号。他此次莅汉，是为出席“大维纱厂”开工庆典，并借机跟当地军政要员、巨商富贾搞公关，为自己的“大生资本集团”趟路子。但张謇不光是生意人，也是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和有全国声望的立宪派首领。3个月前他去河南，密访下野后蛰居的袁世凯；接着进京，受到清廷最高执政者醇亲王款待。其间所谈，多半不是生意。辛亥年末，他在京、宁、汉之间斡旋，继而被孙中山、袁世凯先后聘为内阁部长。不过，即使在担任高官期间，他的主要精力仍在大生集团上。    跟胡适说他是“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有所不同，在费正清看来，在民国诞生这一“中国政治复兴”时期的“统治阶级的新人”中，张謇乃是第一位代表人物；他一生演出的，则是一个“颇为成功的故事”〔注1〕。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生于江苏南通一普通农户。幼习八股，15岁中秀才，后因家境窘迫，外出谋生。23岁做了清军统领吴长庆的幕僚，随赴朝鲜平乱。其间，他数次提携袁世凯，被袁视为恩师；又因幕主受到李鸿章猜忌，渐知仕途险恶。据说，他曾先后婉拒两广总督张树声、直隶总督李鸿章礼聘入幕，有“南不拜张，北不拜李”的清誉〔注2〕；其原因，是他“鄙视”洋务派首领之“无能和误国”〔注3〕。32岁时，他考取顺天乡试第二名举人，引起帝师翁同龢注意，但其后连续4次会试均落榜。40岁前，他共参加各级考试20余次，“仅直接消磨在考场中的时间累计即达120天，折合2880小时”。待他完全厌倦科举、只因老父恳求才勉强答应最后一次去应试〔注2〕，却高中状元。有传闻说，他的夺魁跟翁同龢做手脚有关，证据之一，是南通地方上专为此命名的“果然亭”，后来被张謇改作“适然亭”〔注4〕。高龄举人张謇    时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救亡与维新思潮涌动。张謇以新科状元加盟“帝党”主战派，单独上书弹劾李鸿章。奏章刚递上，接父丧电报，遂请假回乡守制。在家乡，他接受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主办团练。不久，马关条约签定，日本获种种优惠，即将大举投资江南；而在京城，新旧党争愈演愈烈，维新运动屡屡受挫。1895年夏，张之洞建议张謇办企业。于是他创办大生纱厂，3年建成投产。以后又办了多家纱厂和榨油、面粉、铁冶、轮船及盐垦公司、淮海实业银行，形成资本集团，鼎盛时总资本三四千万元。    论者指出，张謇以及另一位状元陆润痒的下海，“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惊世骇俗，对于视‘工商’为‘末业’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他们弃官从商，对于“走着一条曲折坎坷道路的中国民间资本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注2〕。另有史家强调：此类“名义上的商办企业……最初的成就，也要归功于其主办人因有官方的关系而能取得的官方支持”——由于国内市场有限，政府财源不足，加上进口货及在华外资的竞争；以至“经济成就和政治权力的结合，曾经是当初公行等垄断事业或盐商的特征，并且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又在国民党中国有其表现，在〔新〕中国早期工业化时期，这种结合也没有分裂过”〔注5〕。至于张謇下海的个人动机，有论者谈到，他任翰林时，一天慈禧回宫，赶上暴雨，他随众迎驾，眼见许多白发老臣跪在没膝积水中匍伏，“惶恐万状，不敢仰视，宛如一群落汤鸡”。乃“顿生悲凉，不禁喟然长叹：做大官是如此下贱，这不是胸怀大志的人所能忍受的”〔注2〕。    张謇从未远离政治。大生纱厂开工不久，他父丧守制期满，回京销假，正赶上百日维新。因深知政坛矛盾错综复杂，他对变法“既疑且惧”。曾劝康有为“勿轻举”，劝翁同龢“赶紧离京远祸”，自己也于戊戌政变前夕回到南通，故未受大的牵连〔注3〕。其后，他投身“晚清新政”及立宪运动，特别是在家乡力倡地方自治，成效尤著。    跟其他维新人士一样，张謇向来注重教育。他以经营实业部分盈余和劝募所得，先后创办通州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和十余所职业学校，以及图书馆、剧场、医院等。后将纺织、农业和医学三校扩为专科，再并为南通大学。在家乡以外，他也倡议或参与资助设立了吴淞商船学校、水产专门学校、中国公学、复旦学院、南京高等师范等。清末江苏学务处成立，张謇被推为议长，又任中央教育会会长。清廷还以三品衔聘他为商部头等顾问官。1906年，他跟江浙闽三省人士组织预备立宪公会，任副会长。1909年，江苏咨议局成立，任议长。随后，他发动各省咨议局代表进京联合请愿开国会，给清廷施以沉重压力。 民国部长张謇   辛亥革命期间，在张謇心目中，能领导共和国走向稳定的人，惟袁世凯，而非孙中山。民国元年，他被孙中山委为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但不到职；中山以出让国家权益换取日本财团援助时，更愤而公开辞职。他在南京、北京间斡旋调停，对促使南方把政权移交袁世凯，起了关键作用。1913年，应袁之邀，张謇出任农林、工商二部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次年，二部并为农商部，仍任总长。旋因不满袁搞独裁，乃辞职南归，继续其实业、教育和地方自治事业。20年代，由于天灾人祸，大生集团下属各企业负债累累。1923年，张謇被迫以其核心企业大生一厂向银行押款还债。两年多后，大生各厂及欠大生款项的各公司，全部被债权人接管〔注2〕。    近代史教科书里，一向把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运动。然而，不论改良派康梁、严复、谭嗣同，还是革命派孙黄、章太炎、蔡元培，他们的家庭或本人成份，都算不上资产阶级。张謇虽出身贫寒，但其职业和生活来源却表明，他才是货真价实的资本家、企业家。海外史家指出，19世纪末，其实中国还没有资产阶级；“相反，正是这些维新派首创了资产阶级，或者可以说是发明了资产阶级。像张謇等士绅文人，在甲午战败后之所以突然开始投资办现代企业，主要是出于政治和思想动机。其行动是由于在思想上改变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只是在1905到1911年中国工业出现之后，利润的诱惑才占了上风，经济收益才变成主要动机。中国的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具有某种出于自愿的理想主义的特点”〔注5〕。     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工商企业的体制，由最初“官办”，到“官督商办”，经“官商合办”，演变为“商办官助”和“绅领商办”。在这过程中，“绅商”渐从“官商”分化出来，成为不再担任官职的绅士企业家〔注5、注2〕。对比当时最著名的“南张北周”，应有助于领会“官”、“绅”二“商”的微妙区别：“在周学熙恋栈官位时，张謇已辞去了一切公职。这个决定不是轻易作出的。……周学熙和张謇在他们寻求财政后盾和管理支援的方式上也大相径庭。周学熙面向的是他的官场同寅，张謇则求助于商界。”〔注5〕近年学者指出：“在官与商这两大社会阶层之间，绅商以其‘兼官商之任’的双重身份，模糊了官商界限。他们往往上通官府，下达工商，即所谓‘通工商之邮’，构成官与商之间的缓冲与媒介，担负起既贯彻官府意图，又为工商界代言的双重使命。”〔注6〕不难理解，凭借这种双重身份，包括张謇在内的“绅商”们，搞“封建式垄断”甚至挪用公款之类〔注7〕，亦属难免。    纵观张謇一生，论政治作为，他参预了戊戌变法，在立宪运动和民国草创时期起了重要作用。然而，作为民国政府农工商政策大计的主持者，其独立建树十分有限；作为立宪派头面人物，常显得缺乏远见和主动性；作为几派势力间的调停人，做的多是传递信息一类事；作为国家公务员，他也曾以权谋私〔注2〕。论经济业绩，大生集团鼎盛期的规模，跟北方周学熙集团也只旗鼓相当；就开拓国家工业化基础而言，其作用未必大于盛宣怀；大生集团的破产，更使其客观效果被弱化。至于他兴办教科文事业，影响虽广，而功效毕竟主要见于其家乡一隅。张謇一家   单论以上每一方面，张謇的影响都未必最卓著。但如果说有一个人，最集中、最全面地体现了本世纪中国资本家阶级的精神性格和行为特征——保守折中而不忘进取，软弱摇摆而不失坚韧，忧国忧民而不尚空谈，谨慎求稳而不惧风险，崇洋开放而不丢传统，工于心计而不乏同情……则非张謇莫属。毕竟，“在一个思想界需要摸索前进、个人人格的影响被用以弥补纲领模糊的时代里，资产阶级表现得优柔寡断是不足为奇的”〔注8〕。     窃以为，本世纪中国实业界精英的社会影响，明显逊于思想、政治及教科文界的同级别人物。如史家所指出：“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经济，至少在本章〔1911－1949〕限定的年代里，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注8〕正因此，本榜经济人物的比例既小，且多排在较后位次。至于张謇如此靠前，乃因除前述种种业绩外还应看到：作为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幕僚，他在晚清“新政”策划期间也曾发挥重要作用〔注2〕；作为“温和派中较激进的人（‘进步的立宪派’）”，他称得上是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而且，以他为首要代表的“新绅士”阶层之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可能真正代表了一次社会革命的开始”。〔注5〕　〔注1〕〔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986），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中译本。〔注2〕张学君，《实业之梦——张謇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注3〕朱信泉，《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载熊尚厚主编《民国著名人物传（第三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注4〕梁羽生，《名联趣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注5〕〔美〕费正清　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197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中译本。〔注6〕马敏，《早期资本家阶级与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化》，《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注7〕李侃等，《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1994年。〔注8〕〔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1983），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