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黑陶龙山文化与山东东夷文化遗风考据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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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黑陶龙山文化与山东东夷文化遗风考据图细柄高足镂孔黑陶杯龙山遗迹陶罐山东日照出土龙山遗迹陶碗龙山遗迹陶豆龙山遗迹陶瓮山东龙山文化黑陶是继仰韶文化彩陶之后的优秀品种，是距今４千多年前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它以黑色陶器为其特征，所以称之为“黑陶文化”。因１９２８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所以又称“龙山文化”。黑陶是陶胎较薄，胎骨紧密，漆黑光亮的黑色陶器。它在龙山文化陶器中制作最为精美。黑陶工艺主要利用陶轮轮制的方法。它不以装饰取胜，而是以造型见长。黑陶的造型品种除了尖底瓶、罐、盆等外，还出现了鬲（Li）、豆、杯、鼎、等品种。 东夷黑陶龙山文化与山东东夷文化遗风考据图细柄高足镂孔黑陶杯龙山遗迹陶罐山东日照出土龙山遗迹陶碗龙山遗迹陶豆龙山遗迹陶瓮山东龙山文化黑陶是继仰韶文化彩陶之后的优秀品种，是距今４千多年前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它以黑色陶器为其特征，所以称之为“黑陶文化”。因１９２８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所以又称“龙山文化”。黑陶是陶胎较薄，胎骨紧密，漆黑光亮的黑色陶器。它在龙山文化陶器中制作最为精美。黑陶工艺主要利用陶轮轮制的方法。它不以装饰取胜，而是以造型见长。黑陶的造型品种除了尖底瓶、罐、盆等外，还出现了鬲（Li）、豆、杯、鼎、等品种。 东夷黑陶龙山文化与山东东夷文化遗风考据图细柄高足镂孔黑陶杯龙山遗迹陶罐山东日照出土龙山遗迹陶碗龙山遗迹陶豆龙山遗迹陶瓮山东龙山文化黑陶是继仰韶文化彩陶之后的优秀品种，是距今４千多年前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它以黑色陶器为其特征，所以称之为“黑陶文化”。因１９２８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所以又称“龙山文化”。黑陶是陶胎较薄，胎骨紧密，漆黑光亮的黑色陶器。它在龙山文化陶器中制作最为精美。黑陶工艺主要利用陶轮轮制的方法。它不以装饰取胜，而是以造型见长。黑陶的造型品种除了尖底瓶、罐、盆等外，还出现了鬲（Li）、豆、杯、鼎、等品种。 东夷黑陶龙山文化与山东东夷文化遗风考据图细柄高足镂孔黑陶杯龙山遗迹陶罐山东日照出土龙山遗迹陶碗龙山遗迹陶豆龙山遗迹陶瓮山东龙山文化黑陶是继仰韶文化彩陶之后的优秀品种，是距今４千多年前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它以黑色陶器为其特征，所以称之为“黑陶文化”。因１９２８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所以又称“龙山文化”。黑陶是陶胎较薄，胎骨紧密，漆黑光亮的黑色陶器。它在龙山文化陶器中制作最为精美。黑陶工艺主要利用陶轮轮制的方法。它不以装饰取胜，而是以造型见长。黑陶的造型品种除了尖底瓶、罐、盆等外，还出现了鬲（Li）、豆、杯、鼎、等品种。 黑陶在烧制时采用了封窑烟熏的渗炭方法，器表呈现出深黑色光泽。它表面磨光，朴素无华，纹饰仅有少数弦纹、划纹或镂孔。黑、薄、光、纽为黑陶的四大特点。其中有一种薄胎黑陶，漆黑乌亮，薄如蛋壳，称蛋壳陶，代表看这一类型陶器的杰出成就。在我国东南地区：长江下游有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距今约７千年左右，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较早的遗址之一。出土的黑陶，火候较低，胎壁较厚，全系手制。造型简单，厚度不匀，显示出当时制陶的原始性。主要器皿有釜、钵、罐、盆、盘等。装饰技法有刻划、捏塑和堆贴。图案有各种几何纹和动植物纹。其中，以较写实的畜兽鱼鸟和花草一类的装饰最具代表性。典型陶器有猪纹方钵、上绘一猪、巨眼长嗓，鬃毛清晰。又有稻穗猪纹陶盆、鱼草纹陶盆、五叶纹方钵等。江西、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的陶器，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多绳纹粗红陶，晚期又有泥质红陶、黑陶和彩陶。这时又出现了几何印纹陶，为商周时期在华南地区广泛流行的先驱。为什么新石器文化考古很重视陶器呢？因为陶器代表当时的工业和科技水平，所以是文化的重要象征。而且陶器保存时间久，相对容易发掘研究。龙山黑陶是在中国历史上发现的最早的黑陶,因一九二八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所以又称“龙山文化”。 龙山黑陶距近已有四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现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把这一历史文化产物转变为最具有现代收藏、观赏价值的手工工艺品。以它的古朴典雅堪称东方文化艺术珍品，世界陶艺一绝。黑陶在烧制时彩用了封窑烟熏的渗炭方法，器表呈现出深黑色彩光泽。它表面磨光，朴素无华，纹饰仅有少数弦纹、划纹或镂孔。“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为黑陶的四大特点。其中有一种薄胎黑陶，漆黑乌亮，薄如蛋壳，称蛋壳陶，被世界各国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作”。龙山文化黑陶由考古学家最早发现于龙山并因此而得名，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别的地方就没有出土过黑陶，只不过由于一般人缺乏专业知识，即使见到也不认识其价值而已。建国后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在虞舜的故乡诸冯周围曾先后发现了40余处龙山文化遗址，这些遗址是东夷部落首领少昊氏的后代居住的地方。1976至1978年，山东省与潍坊地区的考古工作者曾对诸城皇华镇的呈子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其中发现的龙山文化墓葬多达88座。这些墓葬分为北、东、西三区，东区穷人的墓葬最多，墓小而无随葬品，西区为平民葬区，而北区墓宽大并有随葬品，随葬品主要是黑陶，最贵重的就是蛋壳陶高柄杯，多达20余件。从这些墓葬可以看出悬殊很大的贫富差别，证明了黑陶象征着尊贵和富有，而高柄蛋壳杯则更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1988年，在离诸冯村20里的九台镇老梧村村前，发掘出一处原始部落住宅遗址，深半米，其中有灰层十余厘米，灰层中有精美的黑陶和石簇，可证明黑陶的时代是新石器时代。在皇华镇呈子遗址的龙山文化层中，还意外地发现了一片残铜片，这证明了龙山文化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末期，人们已经掌握了冶炼铜的技术，并且还能制作成器物，社会发展已将步入新的时代——青铜时代。诸城的这些考古发现有力地佐证了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虞舜正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大量的出土文物和史料记载证明，舜的时代正是龙山文化的鼎盛时代。关于华夏，古时主要分为两族最强大，西为夏族（也就是启为何国名夏，他父亲禹是西戎人），以黄帝轩辕氏为部落首领，东为华族（日本明智维新时皇族也自称华族可能巧合），以炎帝神农氏为部落首领，蚩尤为鲁南淮北的一个部落首领。 　　黄炎之争其实就是东西域之争，即西方游牧民族部落与东方农耕部落的争斗，黄帝与蚩尤之战只是黄炎之争的继续，因为炎帝不听蚩尤劝战，于是联合其他东夷部落越过炎帝这个部落联盟首领（当时炎帝神农氏已衰落）而与黄帝争中原之地（即黄河以南淮河长江以北）争天下，但失败，于是中国的权重归与西方陕西山西一带，而山东，冀南，苏北，豫东几千年来也不成为中国权力的中心，这样看来，黄帝蚩尤之战的确很深的影响了中国以后几千年的历史，从此，西方为中国政治中心，而东方为中国经济中心．　　关于图腾，其实龙和凤都是东夷人的图腾，其中伏羲氏太昊系统（三皇之一）——以龙蛇为图腾；金天氏少昊系统（五帝之一）——以鸟凤为图腾（包括少昊氏，商族，秦人先祖），而神农氏炎帝以牛为图腾是例外。　　东夷英雄：有穷氏后羿，伏羲氏太昊，神农氏炎帝，（帝挚）金天氏少昊，夸父，火神祝融，水神共工，土神后土，伯益，成汤（商开国王），商相伊尹等。广义的东夷族人主要活动分布在山东全境，冀南，豫东，苏北，皖北。　　禹分天下为九州，而东夷故地独占其三：青州，兖州，徐州，可见其地广，富庶。东夷族（华族）与西羌族（夏族）在频繁交往和通婚中，不断进行融合，形成了华夏族，与南蛮部族，北狄部族在汉代正式融合为汉族，以后又经历了几次大的混血，汉民族其实以不再纯正，更多的是靠相通的文化在维系着，血缘上则差别很大。 　　汉族是多元民族构成，汉族形成前经历了华夏族集团的阶段，从虞舜到西周，完成雏形阶段，至战国末始最后形成。他们在形成过程中，以炎黄部落为核心融合了东夷等“四方之民”。东夷，是春秋时“五方之民”的大一统观念形成后，中原古典作家追述古史，以黄河为中心，对“东方之民”的泛称。他们的分布范围，南迄淮河，北至山东半岛;后向北扩展，到达辽东半岛、辽沈、辽西、吉长地区。因此我们在研究汉人先世历史时，不能不考虑东夷人这个因素。这里说的东夷人，不是汉魏晋古籍里的东夷，那里沿用“东方曰夷”之称，将东方所有民族(包括挹娄、高句丽、秽人、三韩、沃沮、新罗、百济、倭人等)都列人其中了。　　黄帝一定是西来的游牧部落,几乎不用置疑.,炎帝是女娲伏羲的直系后裔吗,我不知道,东夷是女娲伏羲的后裔,凤族也,搞清楚炎黄二帝的关系是解开所有迷团的关键.周人最卑劣的一个特点是爱篡历史,从周朝起几乎所有风姓的文化都遭到割裂断层.和西班牙的做法很像,但比他们好些.弄清炎帝的图腾,身份是什么,一切历史真相都将显现. 伏羲女娲的后裔才是地道的东方文明缔造者.至于伏羲女娲的后裔是谁,我不是很懂.东夷是吗,很有可能是的.风姓者,风流之谓也,并非是指现在的男女的关系,而是形容一个人很有气质风度.中国的雅之道起自伏羲女娲.这是一种文化的认同,后来可能有很多部落通过与风姓集团通婚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青衣玄女少昊帝俊这些部落极有可能是真正的风姓后裔.而炎黄部落或者与风姓集团是传承关系,或者有通婚关系,所以很难断定他们的身份.大约炎帝近而黄帝远,也许炎帝集团与风姓集团通婚早,黄帝集团与风姓集团通婚迟.风姓集团的象征应该是凤凰.凤凰有风流之美.炎黄集团大约是龙熊等有力量的动物,用来象征力量和文采.由于他们的后代通婚很多,仅靠图腾动物来判断一个部落的父系是很困难的.东夷文化的发展阶段及主要成就：东夷文化从距今8300年前的后李文化起，历经北辛文化（距今约73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年）、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年）、岳石文化（距今约3900年），都是东夷人所创造出来的不同阶段的文化。 在漫长的史前阶段，东夷人靠他们聪颖智慧的心灵和勤劳灵巧的双手，制造出了实用、精美的石器、骨器、玉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烧造出了薄如纸、黑如漆、音如镜的蛋壳陶；编织出了布纹细、密度高的纺织品；发明了冶铜术、原始历法和最古老的文字；在原始农业的基础上，兴起了家禽饲养业和酿酒业。早在龙山文化时期，东夷人就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并出现了国家，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据《竹书纪年》和《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夷有九种。在古代，九不是实指正正好好九个，而是“数量很多”的意思。也就是说，东夷族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部落，而是由大大小小很多个部落组成的庞大部族和部落联盟。其中，最主要的部落有：风姓部落，姜姓部落，嬴姓部落，姚姓部落等。东夷族各部落主要以龙、蛇、凤、鸟、太阳为图腾，以鸟类图腾居多。  在东夷族的历史上，最为著名的部落首领有太昊、蚩尤、少昊、大舜等。 太昊，伏羲氏，风姓，以龙为图腾。据《白虎通》和《新语》道基记载，伏羲氏定人道，创八卦，并且还发明了五十弦的瑟和陶?o等乐器，设官分职，制礼作乐，进入文明社会。 蚩尤，姜姓，炎帝后裔，其部落有81个氏族组成。蚩尤时期，冶铜技术空前提高，制铜工具大量涌现。蚩尤用铜制作了大量的刀、戟、大弩等兵器，增强了兵器的杀伤力，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据传说蚩尤英勇善战，威震天下，一举而兼国九，再举而并国十二。后在与黄帝的争战中，遭到惨败，死后葬在东平。再后来逐渐被神化，成为齐地八神之一的兵主武神。 少昊，名质，又名金天氏，黄帝后裔，嬴姓。因修太昊之法，故称少昊。其居住中心在曲阜，足迹遍及山东各地。少昊氏以凤鸟等各种鸟类为图腾，组织严密，设官分职，井然有序，社会化程度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舜，古籍中称作虞舜，姚姓。《孟子》离娄说，舜生于诸冯，也就是今山东省诸城市。据传，舜亲率东夷人大力发展农业、畜牧业、渔业和制陶业，由于舜品德高尚，治理有方，东夷族人口激增，社会发展，文化繁荣。不但出现了城邑，创造了早期的城市文明；而且完善了原始的天文历法，创造了以《大韶》为代表的音乐文化。舜死后，把君位禅让给禹，因而舜也便成了后世儒家所歌颂的上古圣君。据史料记载和考古专家们的考证认为：龙山文化黑陶的发展与生于山东诸城的古代帝王虞舜“陶河滨” 有关。虞舜，姚姓，名重华，生卒于原始社会末期。据《孟子·离娄篇》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属古代东夷之地，村内有古迹舜庙，为历代祭祀先圣之所，村北有岭名历山，相传舜耕于此，村东即古代“四渎”之一的潍河，相传为舜制陶的“河滨”。齐鲁大地上的东夷文化遗风中国大陆东部，从东岳泰山周围到东海沿岸的这块土地上，自古便有人类生息繁衍。如果不计阶段性的群体构成差异，权且按习惯上的上古族系称谓浑言之，这些古人类可统称之为东夷。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亦即近时大家习称的东夷文化或海岱文化。东夷民族的渊源，据现在所知的考古资料，已可上推到大约与北京猿人同时的沂源猿人。考古发掘越来越证实，东夷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在鲁中泰沂山区，迄今所见沂源猿人化石及其后继者的旧石器遗址，几乎全都集中在泰沂山脉中段。此后在长达几十万年的漫长进化过程中，“东夷人”逐渐由山岭移居平地，下至距今３－１万年前后，已出土的细石器遗址成群分布在沂、沭河两岸的平原、台地和低山丘陵谷地上，从两河上源一直延伸至苏北。以类型复杂的细石器为标志，“东夷人”这时大概还处在农耕文化的前夜，以陶器言之则属于先陶期。 东夷民族的新石器文化，目前已确定下来的考古学谱系是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３个前后相连的阶段，大致从距今八千年上下至四千年上下，其发展速度是大大异乎寻常的。北辛文化时期，原始农耕已有所发展，磨制石器日趋精细；而村落和半地穴式圆形房屋的建筑表明，这时东夷人早已走向定居生活。与此相应的是多种类型的泥条盘筑陶器大量出土，可用以印证东夷人熟食技术的进步和饮食结构的改善?这点对促进人体的进化和文化创造的多层次、多角度展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继起的大汶口文化（约自距今６５００年至４５００年前后），是东夷文化史上的一个光辉发展阶段；特别是它的中后期，在总体的成熟程度上，不少学者认为超过中原仰韶文化。除了与各地同时代文化所共有的一些特征外，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制作是格外高明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器物是鸟造型的袋形三足器??陶 ，这种器物一向被认为是东方文化的“标准化石”。它的主要用途不是炊煮，而是被作为祭器使用，把它与黑陶高柄杯（一般认为是酒器）等组合起来看，可以窥见东夷民族以宗教祭祀为核心的礼乐文化之早熟。大汶口人的玉器制作、雕刻和雕塑艺术也是相当发达的，以之与制陶业等汇总考察，可以形象地再现当时东夷民族社会手工业的发展状况。龟甲的出土，反映出东部地区起源久远的占卜之风。方形或长方形房屋的建筑形式大致定型，不仅有众多的村落遗址，而且还出现了成批的大规模聚落中心，近年还在鲁西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城。另有十几例陶器符号出土，它们的结体极似后来甲骨文、金文的构造，被认为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汉字萌芽形态。这些都表明到大汶口文化时期，文明因素已积累甚厚。下及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区内单元文化的进一步组合日趋显豁，迄今在鲁西和鲁北已发现的多组古城池遗址可以说明这一点。这时东夷民族的陶器制作，最以精美的“蛋壳陶”（一种薄如蛋壳、通体内外黑亮如漆、质地极纯的黑陶高柄杯）著称，陶 亦发展出多种极具艺术美感的新形式。玉器制作有专门的作坊，占卜龟甲开始钻灼。文字发展的线索尚须进一步追寻，已公布的丁公陶文看上去相当草率而成熟，是否即是东夷龙山文字，目前还有争议。小型铜件也屡有出土，但尚未见到铜容器。种种因素表明，到龙山文化时期，古老的氏族制度将接近它历程的终点，文明社会的曙光已灿然可见。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相对来说甚为整齐，大致包括今山东全境及河北省南端、河南省东部、安徽省东北角和江苏省淮河以北地区。这应该就是传统东夷民族的祖居地，也就是东夷文化的核心分布区。 近时海岱文化考古的积累成果，引起了各方面学者的浓厚兴趣，因为这些成果不仅对追述和探讨东夷民族本身的历史有着很高的实证价值，而且对重新认识和研究整个中华民族的远古和上古历史都有着重要的史料意义，一方面，考古定位使东夷文化的本来风貌逐步得以揭示和显露，无可置疑地证明了并仍在继续证明着它原是中国远上古集群文化和地域文化中最为古老、劲健、成熟的一支，东夷民族曾在华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东夷文化本身也不是自我封闭型的，并非仅仅固定在海岱区域之内，它在自己的长期演进过程中，尤其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始终和周边其他地区文化保持着频繁的接触和交流，并对各地文化产生着极其生动、具体、广泛而深刻的渗透和影响。通过对东夷文化墓葬风俗和典型器物（尤其是陶 ）等传播路线的考察，可以知道东夷文化曾伴随部族迁徙而大面积地侵入和散漫到广大的中原地区，并由中原进一步西向波及渭水流域、南向波及汉水流域。同时在东南沿海地区，东夷文化对百越文化的侵润几乎从未间断过，并以淮夷为中介，使东夷文化的许多先进因素沿长江流域西上和南下，又越过鄱阳湖地区及湘赣边境山地而进入岭南。东夷文化向东北方向的传播，则使燕山南北及辽东半岛的古文化显示出诸多与海岱文化极其亲和而相似的特征。国内外学者对东夷文化的覆盖范围还有相当宽泛的看法，认为它发祥于渤海湾两岸，广布于松花江、辽河流域到长江下游、杭州湾一线；其延展区和辐射带，则北可达库页岛、阿留申群岛地区，西可至燕赵和黄河中游，东远及日本海沿岸，南直通台湾海峡和某些南太平洋岛域，亦即所谓百越文化的大部及其扩延。更为开放的看法，则认为东夷文化不但是中国大陆本土中原文化的基层文化，而且是整个环太平洋古文化的源头，它向亚洲东北部移动曾越过白令海峡而进入北美，向南洋群岛的散播则由南太平洋逐岛航行而抵达南美。相关的论说大都下及于商代乃至更晚起的东夷文化故事或传说，因此墨西哥湾沿岸古文化与商文化的相似性和相关性，以及美洲玛雅文化与东夷文化的风俗比较等等，都成为热门话题。不管这些说法的规定性如何，注重东夷文化的海洋性特征，并把它放到环太平洋古文化的大背景中作考察，仍可大大开阔东夷文化研究的视野，提供一些新的切入点。想来至少对这样一种论断是可以肯认无疑的：东夷文化乃是将中华本土文化以至欧亚大陆文化迁往太平洋区域的唯一桥梁。 考古史料的积累和清理，也使许多旧有的神话传说史料重新活泼生动起来。把二者结合起来稽考推校，去伪存真，可以印证《尚书》、《易经》、《世本》、《楚辞》、《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中大量古史记载的不同程度的可信性，从而也为认识东夷文化的历史地位提供一定的依据。照我们的看法，司马迁列入正史之首的“五帝”时代，正约略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典型龙山文化时期，即约在公元前２４００－前１９００年间，前后持续５００年上下。传世神话传说大都起于这一时代，唯有关太昊、少昊等传说还可提前至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历史地来看，“五帝”时代前期，由于中华本土上氏族部落文化的充分成熟，曾引起一系列大规模的部落战争。这种部落战争是异常野蛮而残酷的，但它同时又从根本上打破了原始氏族制的全封闭体系，使几乎所有参与战争的大部落或部落集团发生急剧的动荡、分化和改组，从而最终导致了黄河中下游流域部落大联盟的建立。此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与民族融合的加强，部落大联盟一步步转化为多民族、大地域的华夏民族共同体，又进而逐渐蜕变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姓族统治的王朝棗夏王朝。这里不能详述“五帝”时代中国社会变动的具体图景，粗略地说，当时角逐中原的主要势力是东夷、西夏、北狄三大集群。传说古史上的著名大部落，黄帝部及其后继者尧部落原属北狄，共工（鲧）部及其后继者禹部落原属西夏，其余颛顼、祝融、帝喾、舜及皋陶、伯益、蚩尤、后羿等部则属东夷。最早执大联盟牛耳的是北狄黄帝部，其次是东夷颛顼部，再次是由帝喾、祝融、共工部联合主盟，又次则是尧、舜、禹轮流坐庄。大致到舜、禹的时代，部落大联盟向姓族王朝蜕变的机缘已逐步成熟，然而禹并不是夏王朝的实际建立者。此后又经百余年的夷夏交争，直到传说的夏代第７位君主后杼征服广大的东夷地区之后，名副其实的夏王朝才算真正建立并巩固下来，而这同时也就标志着“五帝”时代的正式结束。这个宽泛意义上的“五帝”时代，乃是中国历史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度的时期，同时也是华夏民族初步融合凝聚的时期。 　　早期华夏民族的孕育以东部族群与西北族群的斗争融合为轴心。这一主导倾向，近世学者概括为“夷夏东西说”是有道理的，形象的说法是“龙飞凤舞”：西北族群的最高图腾是蟒蛇（蛙、鱼、龟皆其同类），东部族群的最高图腾是燕鸟，两种图腾的神化便演变出中华民族普遍崇奉的理想动物龙和凤。此外还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鹿图腾，后来演化为与龙、凤并驾而位居第三的麒麟。在这一历史性的民族融合与文化转型过程中，东夷颛顼棗帝喾棗舜一系实代表了当时中原农耕文化的主体。整个“五帝”时代，部落大联盟的中心活动区在今豫东北的濮阳与鲁西南的曲阜之间，古所传帝都大多在这一线周围，而山东半岛的潍淄流域和晋南豫西的汾洛流域则是这一轴心两端的发达区。中国文明初兴的一些重大特征，诸如国家政制结构的酝酿和形成，传统宗法建制的转换与重构，上古礼制的进化与茁长等等，无疑都是植根于农耕基础之上的，因此上古文化的主源多可追溯于东夷文化。尤其是体现中国文化主要特色的礼乐文化，到舜为联盟大酋长时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尚书·舜典》所记的行政措施及《益稷》篇所记的盛大乐舞场面皆是其证，夏、商、周三代礼制和朝廷大乐即皆以北为源头。近世所发现的留有大量青铜器物、带字甲骨和城市基址的殷墟，无疑可以看作是完整的早期文明社会范本，这一文明形态的主流因子，大都可以从大汶口棗山东龙山文化中找到萌芽。 　　古史茫昧而多姿，追寻东夷文化的绚丽风采是格外引人入胜的。而自夏、商以来，东夷文化已明显地分为鲁文化与齐文化两大支。这两支文化本有着极相近的亲缘关系，但在历史源流、发展道路和总体风格上又很有些不同。鲁文化融入华夏中原文化较早，到西周时它所体现出来的深厚重农传统、严密宗法体系和发达礼乐文明，事实上均直承夏、商中原文化主统而来（“周礼”是这一主统的新起代名词），周人所加入的新因素并不很多。下及春秋时期，鲁文化精神反映到学术文化上，便孕育出充实、质朴、谨严而趋向保守的儒学（以及墨学），其书史记亦重理性、轻玄谈、严肃枯索而不语“怪力乱神”。齐文化融入华夏中原文化较晚，故尔夏、商时期中原王朝仍把泰山以东的“九夷”视为化外之民。然而自周初正式形成的齐文化，恰恰是东夷滨海文化的嫡传，它的经济基础以农、牧、渔、盐并重，宗法结构和社会组织相对松散，礼制观念亦相对淡薄，民俗风情复杂多样。反映到学术文化上，便产生出空灵华侈、舒缓阔达而开放活泼的稷下学术，其文献精神亦崇物欲、尚智谋、浪漫生动而充满诡变神奇。简言之，鲁文化是典范的中原平原型，齐文化则属边地海原与中原平原的结合型。二者的分界大体仍在泰沂山系，而到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也逐步被完全纳入到广义中原文化的范畴。这两支文化均源出内涵深广的东夷文化，其丰厚遗产经过先秦诸子的总结、整理、加工和改造，遂成为后世中国文化思想的两大干流。学者称“齐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微型”，其义足可玩味。倘得仔细追索东夷文化的历史行程，并进而描述齐鲁文化的全貌，则知东夷非夷，微型不微，其遗泽流惠于中国文化者至大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