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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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庄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摘要：穿越历史的滚滚烟尘，驻足于风起云涌的战国时代：战火四起，诸侯并立，英雄辈出，思想繁荣。既有积极入仕的文人幕僚，亦有隐居山林的高洁之士。庄子于乱世之中，布衣着身，形容枯槁，却乐天安命，沉醉于无为之乐，抛却功名利禄，尽情演绎道法人生。其隐逸、无为、以及富有批判性的寓言故事带给后世深远影响。关键词：隐逸无为山水画寓言一、庄子的隐逸思想《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庄子面对千金相位，鄙视不已，惟愿能享受隐逸之乐，超脱世俗之外，表现遗世绝尘的思想境界。以隐逸来实现自我，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他自比为“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鹓雏”，而把“惠子相梁”比为“鸱得腐鼠”，可见他鄙视功名利禄，拒入仕途，安于贫困而不显于世。即使身穿粗布衣裳，脚踏麻绳破鞋，饥寒不定，也依然自得其乐，乐鱼之乐，希望像鱼一样，过着无拘无束，超凡隐逸的自足生活。7 千百年来，庄子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其超脱尘外的潇洒形象。先于庄子的范蠡辅佐匡复，当勾践灭吴成就霸业之后，他洞悉“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良将亡”的道理，成功隐退，避祸保身，过着潇洒的阔隐士生活。而庄子的隐逸思想高于范蠡明哲保身的举措，其思想依托老庄哲学而形成一种隐逸文化，成为后世部分文人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追求。庄子思想内在精神极易引起周代以后历代隐士落魄文人甚至失势官僚的认同和共鸣，并成为他们孤寂心灵的慰藉和皈依。史载，汉代粱鸿与妻子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以隐逸来净化自我，不为世俗羁绊。受庄子不仕的影响，魏晋时期隐逸之风盛行，正如曹操在《蒿里行》中所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动乱景象。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位颇受庄子思想影响的文人之一。在《庄子·逍遥游》中：尧让天下于许由，而在许由看来，天下对他无所用处，他不愿越俎代庖，这对陶渊明回归自然，追求自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庄子蔑视功名利禄，不求闻达，其言行对陶渊明的归隐也产生了很大影响，陶渊明在少年时代便形成了性好自然、超旷闲逸的品格。《归园田居》其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辛开岁七日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说：“闲居三十载，遂与世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在《与子俨等疏》中自称“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自谓是羲皇上人。”爱自然、爱诗书，在庄子隐逸思想熏陶下，陶渊明最终离开污浊官场，归隐山林。7 唐代李白也是一位崇尚隐逸的放达之士，拒绝走科举道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孟浩然更是寄情山水，自得其乐。闻一多曾感慨，“隐居本来是那个时代普遍的倾向，但在旁人仅仅是一种期望，至多也只是点暂时的调剂，或过期的赔偿，在孟浩然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事实”。孟浩然在《过故人庄》中写田园景物清新恬静，写朋友情谊真挚深厚，写田家生活简朴亲切，足见其对田园生活的喜爱。隐士和隐逸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现象，在庄子影响下不断发展，成为历史的宝贵财富。二、庄子的无为之道无为思想是由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的。老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诸侯混乱，统治者贪求无厌，肆意放纵，造成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形下，老子提出了无为思想，呼吁统治者要无为而治。“处无为之事，行无言之教”，期望以无为而达到有为的目的。庄子将老子的无为发展到极至，即“至人”与逍遥。《逍遥游》中记载“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实际上是在追求超越生死、物我两忘，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主要包括“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等内容。庄子更主张君主应该无欲、无为、渊静，“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7 无为而治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有很大的影响。汉初统治者将道家的无为而治推向实践，汉文帝、汉景帝、窦太后等以黄老学作为治国理想。在结束长期动乱后，统治者休养生息，奖励耕织，减轻赋税，发展农桑，国力逐步恢复，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其无为而治的思想，适应秦末政治动乱后，民心思定的形势，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唐代初年，杰出帝王李世民通悉黄老之道，戒奢从简，以民为本，唐朝先后出现“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局面。宋代初年的统治者也曾利用无为而治的思想协调处理当时的社会矛盾，并有所收效。清朝末期，晋商乔致庸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从一介儒生变成一代商王，这个看似不可能的转折和结合在乔致庸的身上变成了独一无二的经营优势。“以儒治商，无为而治”是其成功的绝妙法宝。事实上，历史上每经历一次大动荡、大分裂，新王朝都会以无为思想来达到休养生息的目的。无为而治曾对中国历史产生过积极影响。庄子所提倡的超凡脱俗，自然无为，返璞归真，保持纯洁的天性的心境，给现代文明以有益启示，品庄子无为，从而使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保持心灵的宁静。当然，无为而治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其中也有避世、厌世的倾向，其中的虚无感伤、消极忍耐、消极处世思想容易引导世人走向极端。魏晋玄学家就曾广泛宣传无为而治，引导人们消极、遁世、清谈、无所作为，对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庄子所追求的“至人”，不具现实性，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不依靠任何事物而达到目的，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观念。老子曾讲到“我无为，7 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庄子对于无为而治，也曾写道，阳子居蹴然曰：“敢问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壮子·应帝王篇》)可见老庄主张静观其变，以无为应万变。但现实社会中坐观其成不是一律可用，更应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以辩证的眼光看待老子的无为思想。三、庄子与中国山水画庄子对一切事物公平对待的审美观，以及清心寡欲、超然物外的思想追求，给中国艺术带来了有益的指点，也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审美方面的伟大启发，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山水艺术，包括山水画和山水文学，庄子平等的审美眼光成了二者永远的宗师。南朝刘宋时代的宗炳最先将庄子的思想融会于其画论中。他在《画山水序》开篇写到:“圣人含道暎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以虚静空明的心境去观物，方能与所观之物、所味之象的内在性灵相融通。”这与庄子追求的“道”很相似。这种道不可名状，以想象虚构来体会，拓展了画家的思维空间，使画面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空灵美和纯净美，于无形之中展示有形，使山水画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也符合庄子的美学观，即崇尚自然朴素的审美风格，同时重视艺术的审美特征，主张“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五代时期，山水画成绩斐然，荆、关、董、巨成为南北两派的代表。荆浩察古松之美，遂生表达之意，百转千肠，终于得出7 “可忘笔墨而有真景”的境之心，此心境实乃庄子的“庖丁解牛”之化境，技艺熟练到信手拈来的程度，也隐含庄子的洒脱与自信，于心中勾勒出理想境界。北宋著名山水画家郭熙在其《山水训》中所论“欲夺其造化，则莫神于好，莫精于勤，莫大于饱游饫看，历历罗列于胸中;而目不见娟素，手不知笔墨，磊磊落落，杳杳漠漠，莫非吾画”的创作境界，也是庄子“心斋”、“坐忘”之境界，这实乃“逍遥游”的精神自由境界，即物我合一，同时实现精神与技巧的融合。元代山水画抒情写意时期的赵孟頫、黄公望、王蒙等，直至明清时期的戴进、董其昌、石涛、石溪等，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庄子思想的影响。庄子“心斋”、“坐忘”的获“道”方法以及达于化境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画坛大师。四、庄子与寓言庄子与先秦诸子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最大不同是其寓言故事的创作。《庄子》中有一百多个寓言故事，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寓言故事集。司马迀曾言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庄子》中曾写“骷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泛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骷髅深膑蹙頞(è)曰：‘事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至乐》）这则寓言，体现了庄子的生死观，乐生、善死，无君于上，也体现了庄子对现实社会的尖锐批判。7 庄子的寓言故事充满谬悠之说，荒唐之言和无端崖之辞，不管是鸟、兽、虫、鱼、神龟、大树，还是风、云、山水、神怪、异人都刻画得细致入微，奇幻诡谲的想象，细腻逼真的描写，谐趣和讽刺横生，使庄子的寓言故事经久不衰。庄子反对人为物役，不为礼法所拘束，追求个体身心自由，开后代个性解放之先河；庄子超脱旷达的人生态度，培养了后世的乐观精神；庄子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的创作风格，带给世人荒诞之中的沉思。解读庄子，借鉴有益思想为我所用，同时摒弃消极避世、形而上学的观念，自觉自律，客观评价庄子其人其事，把其优秀思想发扬光大。7